美国自由民主的个人主义与社会责任

二、价值紧张何以消解

（一）个人与社会

个人主义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基础，但个人主义并不等同于利己主义。虽然托克维尔认为个人主义有转化为利己主义的危险，但美国意识形态中的个人主义首先是与团体相对的以个人作为主体意识的个人主义。如前面所述，美国政治中的个人主义是宗教改革后新教价值观的产物，这种个人主义是解体性的个人主义、权利性的个人主义和责任性的个人主义的综合体。说美国政治理念的解体性和反权威性，是就这种个人主义中的解体性成分而言的。但作为美国自由、民主价值基石的个人主义，不仅具有解体性，还有责任性和利他性。因为权利性的个人主义强调每一个作为人的个体的权利，不管这个人是白人、黑人，男人、女人还是富人和穷人。因为根据《圣经》，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且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因而，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荣耀的形象。《圣经》上说“神爱世人”，每个人的头发都被数算过，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具有人的形象的人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这种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不仅仅意味着作为个人的自己的权利应得到尊重，同时也意味着他人作为个体的权利也应该得到尊重。所以，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实际上也是一种利他主义的教导。而且，根据“上帝创世说”，世界是上帝意志的产物，人类生活的目标在于凸显上帝的意志，任何追求个人意志实现的倾向都是无意义的，荣耀神是人生活的唯一目标。而荣耀神的具体体现就是对神的诫命的服从。“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11]而“爱人如己”就是来自基督教最重要的诫命之一，即“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12]这一总纲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爱上帝，二是爱人如己。如何表达对上帝的爱？《圣经》上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13]因此爱神的表现就是爱具体的看得见的人。因此，基督教将“爱人如己”视为荣耀神的根本体现和人生追求的重要的目标。所以，权利性的个人主义在“爱人如己”的诫命面前就是利他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废奴运动早先并不是作为奴隶的黑人的呼吁和斗争，反而是许多作为奴隶主的北方白人清教徒的理念和追求，并付诸于伟大的实践的原因。

再看责任性的个人主义。作为从“因信称义”教义中衍生的个人主义，主要是强调个人作为责任主体对自己的得救负责。牧师不能帮助你，教会不能帮助你，金钱不能帮助你，甚至善行也不能帮助你，个人只有凭借自己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信心才能得救。这种个人主义引申到政治、社会领域中，强调的是个人对自己的成功负责。而这种个人责任主体意识和个人权利意识正是现代社会契约共同体赖以建立的基础。一方面，只有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对自己的生命、财产、思想拥有自由权利的人才具有订立契约的资格。如，西方社会发展的相当长时间内，奴隶、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而选举就是立约的表现，这说明他们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权利主体，其作为人的个人人权没有得到保障，因而没有订立契约的资格。另一方面，只有立约主体具有健全明确的责任意识，才能有效履行契约的应许和承诺，这在现实中就表现为守法意识和对公共权威的认同。正是有了这种责任意识，法制共同体的建立和运作才得以保障。所以，这种以个人权利和责任意识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奠定了现代法制共同体的基础，即法治国家的基础。因此，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体现在，社会应保障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而个人则应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

由此可见，从新教中衍生的基督教个人主义是现代政治个人主义的基础，这种个人主义虽然有解体性的一面，却同时也有建构的倾向。而正是这种新教个人主义同时体现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奠定了现代以个人为主体的契约共同体的基础，从而使个人与社会、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得以化解。

（二）平等与秩序

美国的《独立宣言》所宣示的“人人平等”的原则体现了清教民主理念和自然神论理性主义的共同诉求，并受到宗教大觉醒运动的强化和巩固，成为美国立国思想的一项重要原则。

平等原则首先体现了清教徒对建立教会原则的诉求。清教徒坚守加尔文教义，具有建立纯洁教会和建设基督化社会理想的强烈倾向。根据加尔文教义，建立一个以真信徒组成的纯洁教会和实行以上帝为唯一崇拜中心的崇拜方式，既是荣耀上帝的体现，也是信徒进入天国的唯一途径。

什么样的教会才是耶稣基督的真教会呢？他们认为:这个教会的元首是基督，身体由真信徒组成，每个信徒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都是平等的，共同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因此，他们认为罗马教皇制违背了“以耶稣基督为教会元首”的《圣经》教导，而罗马天主教的崇拜方式则充满了偶像崇拜的嫌疑。因此，这种组织体制和崇拜方式是以人的荣耀窃取了神的荣耀，是亵渎神的组织体制和崇拜方式，应该革除。并且，他们认为，英国国教圣公会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仍然残留许多天主教的痕迹，应进一步清除。在改革国教无望，又遭迫害的情况下，清教徒不远万里，来到北美，就是希望按自己的方式组织教会和进行崇拜。清教徒主张的教会组织方式有长老制和公理制，在英国的清教徒都主张长老制，到美国的清教徒最后都接受了公理制。但无论长老制还是公理制，都体现了教会民主、信徒自治的思想。这种民主思想后来亦成为清教徒组织政治社会的模式，并影响到整个美国的政治体制。

但是，清教教义是一个有着“选民”和“弃民”之分的教义，所以，清教民主是选民内部有限民主，这种民主思想后来受到了自然神论的冲击。自然神论者基于理性原则，认为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受到自然神论影响的杰弗逊就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所以，由他起草的《独立宣言》因这句话闻名于世。当然，他这句话也是有《圣经》依据的，“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14]所以，清教民主在自然神论的理性主义影响下，发展为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成为美国的立国思想，但并没有脱离宗教的轨道。

唯其如此，对于以基督徒为主体的美国人来讲，对民主理念的诉求，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上帝设计的秩序。不必说在上帝创造的宇宙中无处不体现着秩序，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真教会中，也是秩序井然的。这个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教会这个身体上的每个肢体都有各自的分工，各有自己的功用。“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15]因此，教会中的每个信徒都应按各自的恩赐，界定角色，分工协作，完成统一目标。“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协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16]这里“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协助”就是要求在教会中信徒要学会界定角色、互相配合以及遵守秩序。当建立教会的原则被应用于建立政治社会时，对社会秩序的遵守也是追求平等的前提。《圣经》中对于上帝对人类社会的秩序的安排有很多记载，这种安排多通过特殊方式启示给先知或使徒，以道德律令的形式教导给信徒。如《旧约圣经》的“摩西十诫”就对人类社会的秩序原则进行了一系列规定:“当孝敬父母、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不可作伪证”等；《新约》中，耶稣也有类似的教导；使徒保罗进一步对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上下级之间以及邻人、兄弟之间应持守的伦理道德进行了教导，而对这一伦理的教导就是基于上帝对于人类角色的安排，即秩序的安排。因此，在一个基督徒主导的社会里，建立政治共同体时，在追求人人平等的理念时，是要求以遵守公认的社会秩序为前提的。这一点，加尔文在《论公民政府》中有突出强调。“百姓对官吏，第一应当对他们的职司存最尊敬的心，认它为上帝所委托给官吏的权柄，因此就尊敬官吏为神的仆人和代理人。”他甚至说:“我们不仅对那些以正直诚信来治理的君王服从，而且对一切掌权者，甚至对不尽职的政府，也当服从。”“因为主虽证明官长是他宽仁所赐的保障人民安全的殊恩，并向官长自己规定了本分的范围，然而他同时又宣布，不管官吏的品格如何，他们的政权只是从神而来；那些为公众的福利从政的，固然真是神的恩慈的镜子和雏形，而那些以残暴不仁来治理的，也是神兴起来惩罚百姓的不义的；所以他们都拥有神赋予一切合法权威的神圣尊严。”^[17](www.chuimin.cn)

从上可以看出，民主属于上帝赋予人类的人权，而秩序则是上帝本身意志和智慧的体现。根据人服从神的原则，对民主的诉求应服从于对上帝设计的秩序的遵守。这是每个基督徒最基本的理念。因此，在理解人人平等时，并不意味着儿女可以无视父母的教导，妻子要和丈夫在任何事情上都进行比拼，员工可以无视上级的吩咐，学生可以不尊敬老师，也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争当总统或者每个人都应去体验种田。民主作为人权，意味着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而每一个个体都是社会的一个细胞，都在社会中担任一个不同的角色，因此，对民主价值的尊重，首先意味着对于自身角色的尊重，也意味着对别人角色的尊重。用《圣经》中的话表达就是，同一个身体，有不同的肢体，不同的肢体都是为同一个身体服务的，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手也不能对脚说“我比你强”，“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18]所以，对个人角色的服从就是对上帝秩序的服从。

综上所述，以基督徒为主体的美国社会对民主与秩序的理解是:世界的主权属于上帝，人权属于世间的男女。造物主高于受造物，神高于人，人服从神，以神为本，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因此，对人权的主张服从于对“上帝主权”的尊重。而上帝的主权突出体现在上帝创世时对世界秩序的设计上，人权则体现在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形象创造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格诉求上。所以，人人平等的人权诉求服从于上帝设计秩序时赋予每个人的角色安排。因此，民主与秩序的价值紧张在人服从神的根本理念中得到消解，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对民主达成共识的国家能保障秩序的关键所在。

（三）自由与权威

美国信念中的自由理念表达的是也是一种人权观念。《独立宣言》中宣称:“我们坚持这些真理是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由造物主赋予他们（固有的）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有生命权、自由权及追求幸福的权利。”^[19]即自由是造物主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同样，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论四大自由》中也说:“自由意味着每个地方的人权至高无上。”^[20]

如此高举人权，社会权威何以建立？

自由作为人权的诉求源自宗教改革。如前所述，宗教改革催生了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诞生的直接后果是对传统天主教组织体制提出挑战并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当由宗教改革而引起的社会变革摧残和压制个人思想和信仰自由时，转而诉求个人的人权。而启蒙思想家对人权的诉求则追索到人类的起源处，即如洛克驳斥罗伯特·菲尔麦时所说:“我虽然无时不相信亚当为神所创造，但是我认为假设人类有自由并不困难”。^[21]对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时代的人来讲，上帝创世说是公认的，所以，因宗教迫害而引起的人权诉求回到了对于上帝造人时有没有赋予人类自由权利这个问题的探讨上。因此，探讨的核心的问题是:上帝造人时，究竟有没有赋予人类自由？人类究竟应对自己的堕落负多少责任？人究竟在自身的得救问题上是否起作用？

关于这一点，超过1500年以来教会一直在激烈地争辩。在5世纪初，奥古斯丁和伯拉纠就这个问题展开争论，它因此开始引人注目。在中世纪人自由的实质这个问题极受人的关注。在16世纪，意志是自由的还是受束缚的，这个问题是使改革宗和罗马天主教对立的主要问题之一。对马丁·路德来说，这是他和罗马教廷争论的关键所在。在17世纪，人自由的实质是阿明尼乌主义和加尔文主义争辩的中心。在18世纪宗教大觉醒运动时这场争论再度出现。人意志的实质今天依然给改革宗和基要派信徒之间带来极大的分歧。东方教会倾向于认同一种温和的“神人合作说”，即人的得救既取决于上帝恩典的赐予，也在于个人信心的接受。这种说法背后预设了人有选择救恩的自由。而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坚决捍卫“神恩独作说”。这个说法强调人的得救完全出自上帝的恩典，人自身没有丝毫的作用。因此，一切都归于至高无上的上帝，人自己没有丝毫值得夸耀的。对于人的自由，奥古斯丁认为:上帝造人时，人是被赋予了选择的自由，即可以选择善也可以选择恶，但在堕落后，人已被罪所捆绑，因而失去选择的自由，即人只会选择犯罪而不会选择救恩。正因为人本身不会选择救恩，所以人选择救恩是神赐圣灵更新人的意志的结果，所以个人的得救完全出于神的恩赐。加尔文进一步论证谁会得救，谁不能得救是神在亘久以前就凭自己永不更改的意志决定的。这就是得救预定论。

可见，以加尔文得救预定论教义为基础的清教神学是没有积极的自由思想的，这一点从早期新英格兰的清教专制中就可看出，清教是民主的，但不是自由的。随着清教专制的瓦解和自然神论的冲击，阿明尼乌主义的“神人合作说”占领了北美市场，阿明尼乌的神学后来通过启蒙运动和宗教大觉醒运动而慢慢渗入英国和美国新教思想的主流。奥尔森说:“在现代说英语的基督教国度中，我们至少可以说，每一位信徒若不是自由派的阿明尼乌主义者，就是福音派的阿明尼乌主义者。”^[22]自然神论与自然宗教是自由派阿明尼乌主义者的代表，这一派思想经洛克、马修·廷得尔而影响到美国的潘恩、杰弗逊等开国元勋，对美国的立国政治思想产生重要影响；而约翰·卫斯理与查理·卫斯理兄弟所创始的循道会运动，以及许多早期的浸信会则代表福音派的阿明尼乌主义者，则通过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运动，突破了清教徒有限民主和被动得救的宿命观，成为迈向积极自由和人人平等的思想的关键环节，对18世纪后美国民间思想有深远影响。

从上可以看出，美国自由主义思想从本质上源于对“犹太—基督教”教义的解读，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而对美国自由思想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神人合作说”，这一教义承认了上帝造人时赋予了人类自由意志并要求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也承认了人在救恩上的参与及强调人应对自己的得救负责。由此可见，自由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权利，二是责任。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也有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的义务。作为按上帝荣耀形象被造的人，不像一部机器，人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善恶，这是权利；同时，神为上帝的仆人，人应有责任管理好上帝交托的任务，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责任。责任和权利是积极自由主义和保守自由主义的两个源头。但无论哪种形式的自由都是基于承认上帝权威下的自由，都是有限的自由。因此，虽然美国自由主义强调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捍卫个人权利，但作为一个基督徒占主体的社会，首先强调的是个人责任意识的。这一点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他的《告别词》说得很清楚:“我们政府体制的基础，乃是人民有权制定和变更他们政府的宪法。可是宪法在经全民采取明确和正式的行动加以修改以前，任何人对之都负有神圣的义务。人民有建立政府的权力与权利，这一观念乃是以每个人都有责任服从所建立的政府为前提的……”^[23]《美国新移民指南》也会告诉它的新移民:“身为永久居民，您有许多权利和自由，相对地，您也有许多责任。”^[24]而且，对于上帝的权威是绝对的这一点，无论什么派别的基督徒都是认可的，这在激进的“神恩独作派”那里被推崇到极致，即便是温和的“神人合作派”也从未否认过上帝权威的绝对性。因此，人类的自由永远是有限的自由，都以上帝的诫命为限度。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没有侵犯他人天赋权利的自由，因为每个人都是上帝造的，因而侵犯任何人的自由都是对上帝权威的侵犯。在这种人人都拥有自由，但人人都不得侵犯他人自由的悖论下，只有通过契约的形式来规定人的自由范围。在西方，契约就是律法的源头，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以神与人之间的契约为依据，因此，政治法律的背后体现的是宗教伦理，对法律的尊重就是对上帝权威的尊重。因为人服从神是绝对的，因此，自由以守法为前提也是绝对的。这是以犹太—基督教理念建立起来的契约社会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以基督教徒为主的美国人往往能自觉守法，但没有这种文化基础的人则未必能自觉守法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