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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一体化中的干涉主义与天命意识

【摘要】:克林顿的外交政策因而被冠以“新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25]这就是说,清教徒留给美国文化的主要遗产是“联邦主义”和“天命意识”。其中联邦主义已经固化成美国的国家结构,而天命意识则仍随着美国国力强大后实行的干涉主义对外政策而向外延伸。

二、干涉主义与“天命”意识

(一)美国对外政策的特征和解释

美国对内奉行个人主义,对外则实行干涉主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插手世界事务的形迹四处可见。首先是干涉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肆意侵略,进而干涉中国的内政,制造了台湾问题,后又入兵朝鲜,再进军越南,同时在中东指手画脚。自深陷越战泥潭后,美国干涉主义气焰稍微有所收敛,但就在与中国建交的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又制订了人权外交政策,之后一边紧紧抓住台湾问题不放,另一方面拿民主、人权问题不时打压中国。90年代以来,美国发动了两次海湾战争以及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活生生地抓住别国国家元首,明目张胆地更迭他国国家政权,还在前苏联解体后的中亚地区制造颜色革命,并将一些看不惯的国家列在“邪恶轴心国”的黑名单上,随时敲打。

美国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充当“世界警察”,管别人的事情?

对于美国的这种行径有不同的解释,如,利益说认为美国插手中东是为了石油,干涉台湾问题了为了出售军火。均势说则认为美国四处干涉别国事务主要是为了防范出现一个挑战美国霸权主义的大国崛起,在中东扶持以色列分化阿拉伯世界,在亚洲扶持日本、干涉台湾问题来遏制中国,在欧洲插手巴尔干,分化中亚以遏制俄罗斯。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不管是为了利益也好,防范大国的崛起也罢,美国干涉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向全世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这一点是美国领导人自己都毫不讳言的。1991年1月29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海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发表了他自上任以后的第二个《国情咨文》。他在《国情咨文》中宣称,美国全球战略构想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美国在一个寻求自由的世界中成为自由的灯塔”,即以美国为榜样,要在全世界推进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1993年9月,克林顿在联大阐述他的“扩展民主论”思想时说,“在冷战期间,我们试图遏制对自己制度生存的威胁。现在我们试图扩展生活在自由制度下的国家圈子”,并扬言,凡是对美国的制度和价值理念构成威胁的因素,美国都要干涉。克林顿的外交政策因而被冠以“新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小布什政府则干脆动用武力,试图将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改造成美式政权。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民主价值呢?

一般来讲,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前面已讲过,美国对内奉行个人主义,而这种个人主义是宗教理念的反映,因此,具有浓厚宗教情结的美国人希望将自己奉行的这套信念推广到其他国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中国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时,主要也是向沿途国家宣扬天朝的德威;冷战时期,前苏联也极力扩张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对外政策带有典型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怎样理解美国外交对意识形态的执着呢?

于歌说,“要理解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就必须了解美国的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要了解新教中的清教徒派的思想”。并说,“美国的外交深受其社会性质以及国民的行为方式的影响,而美国的社会性质和国民行为方式又深深地受着美国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是清教徒思想的影响。”“促使美国采取这种对外政策的,是美国人的由来于基督新教的天命意识,起源于基督新教徒的救世主义态度,尤其是清教徒的一些特有的革命性宗教观念,比如后千禧年思想等等,它们又强化了美国人的这种天命意识和使命感。”[21]

塞缪尔·亨廷顿也说:“美国核心文化向来是,而且至今仍然主要是17—18世纪创建美国社会的那些定居者的文化,”[22]“这一文化的精髓就在于新教精神。”[23]并说,“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美利坚的整个命运’是清教徒形成的”。[24]

这些观点说明,了解清教徒的理念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把钥匙。

那么,究竟清教徒的哪些观念对美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呢?

美国神学家奥尔森说:“清教主义在美国文化景观上,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印记包括,美国殖民者乃是‘天命注定’的观念,以及在革命战争之后独立的美国联邦共和国,也就是清教徒在异象中所见到的,神在地上联邦的世俗版本。”[25]这就是说,清教徒留给美国文化的主要遗产是“联邦主义”和“天命意识”。其中联邦主义已经固化成美国的国家结构,而天命意识则仍随着美国国力强大后实行的干涉主义对外政策而向外延伸。

为什么清教徒如此渴望建成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并且如此热切地希望将自己的价值和体制向世界推销呢?

我们还是从清教教义出发来理解这一问题。

奥尔森将清教徒视为“16世纪下半叶反对伊丽莎白协议的一个明显,但有些多样化的英国新教徒运动”,“最早期的清教徒都是英国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们想要把整个英国教会转化为长老会的国家教会,好像苏格兰一样,并使整个英格兰都师法日内瓦,变成基督教联邦。”[26]这段话说明,所谓清教徒就是早期英国的一个新教分支,这个新教分支以加尔文神学为基础,主张教会的组织体制为长老制,并试图改革英国教会,变成他们理想的模式。

所谓长老制,是指加尔文主张的一种民主共和的教会组织体制。通常由一般信徒选出长老,由长老聘请牧师,共同管理教会,教会之间不隶属,由基层长老会联合组成上一级长老会,直至最高一级的管理机构,由其负责最高的行政权与司法权。在这种体制中,教会普通信徒的权力较大,而教牧人员的权力和地位则不及主教制(如英国国家教会圣公会的组织体制)中的教牧人员,更不及罗马天主教中的教牧人员,教牧人员也不像后者那样有层级之分。因而这种体制被清教徒认为是符合上帝理想的一种教会组织管理体制,而主教制被认为带有罗马天主教组织的痕迹,是有损上帝荣耀的邪恶体制,因而应被革除。“他们大多数人认为教会里面的祭司服饰、香炉、高祭坛、下跪与屈膝,以及雕像都是中毒的征象,代表英国教会具有不符《圣经》的天主教趋势。‘清教徒’这个标签,因此就附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想要清除英国教会的这些传统,使它符合他们所见到的异象,也就是改革宗的神学与习俗。”[27]

为什么清教徙对教会的组织管理体制这么执着呢?

这与清教神学,尤其是加尔文主义有关。清教神学是地道的加尔文主义,同时又附加了一些自己的特色。“除了加尔文主义外,清教徒神学的特征是具有三个普遍共有的神学观念,成为所有清教徒的共识:纯洁的教会,神与选民具有圣约关系,基督化的社会。”[28]清教徒的神学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点。

(二)清教神学的核心理念

1.实现神的荣耀是人生活的主要目的

基督教各教派都是一神教宗教,都认同耶稣基督为上帝和救世主,都以《圣经》为权威经典,并且都认同“人类生活不应以自我为中心,而应以上帝为中心”的观念。

虽然所有基督教派都承认神的主权和人的堕落败坏,但许多教派在宣讲神的权威的同时,重点强调神对人类的怜悯和慈爱。而加尔文主义虽然也承认神的慈爱,却将神的权威和荣耀奉为整个神学的中心,并特别强调人类生活的最高目标就在于实现神的荣耀。这一点从17世纪40年代的威斯敏斯特大会制定的文件中就可以看出。威斯敏斯特大会是英国在反对王权的内战爆发时由清教徒国会召开的一个圣徒会议,由151位清教徒和长老会的领袖组成,目的是师法苏格兰的国家教会,为英国的改革宗国家教会奠定基础。这次大会制订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和《威斯敏斯特大小教义问答》此后成为所有长老会信徒与许多清教徒的半正式教义宣言,其中,《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中第一个问题与答案因为如下宣言而闻名遐迩:“人类最主要的目的,乃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29]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清教神学的人生观。(www.chuimin.cn)

2.上帝的救赎只赐给预定的“选民”

基督教的不同教派对于上帝的救恩是赐给全体世人还是只赐给部分“选民”是有争论的。基督教的许多教派认为,神对人的救赎是全体性的,即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为全体世人而死,任何个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并认罪悔改,就可以得救。而清教徒则信奉有限救赎论,即信奉加尔文的“得救预定论”,认为耶稣被钉十字架只是为预定的“选民”而死,上帝的救赎是有限范围的救赎,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得救。加尔文在其名作《基督教要义》中称:“上帝藉着他的预定,拣选了某一些人,叫他们有生命的盼望,对另一些人,则判定归于永远的死亡,关于这件事,凡属虔敬的人,都不敢完全否认。”[30]奥尔森说:“清教徒的神学属于彻底与坚决的加尔文主义。有些清教圣徒传讲堕落前论,另有一些传讲堕落后论。但是,他们所有的圣徒都传讲神至高无上的绝对主权与人类的完全败坏。”[31]这里所讲的“堕落前论”和“堕落后论”指的是预定论的两种形式,所谓“堕落前论”,认为上帝的永恒拣选在人类堕落之前就已经预定,“堕落后论”则认为上帝的拣选是在人类堕落后预定的。总之,无论是“堕落前论”还是“堕落后论”,清教徒相信上帝的拯救只是赐给部分人,即“选民”。

3.建立纯洁的教会是选民荣耀上帝的方式

清教徒特别重视教会的纯洁性,因为他们认为建立纯洁的教会既是荣耀上帝的方式,也是信徒得救的唯一途径。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四卷第一章中重点论证了教会的作用。认为“真教会为众信徒之母”,因而信徒必须与之联合才能获得上帝的救恩。“我们若与教会联合,就继续与上帝相交。”[32]“在教会怀抱之外,没有赦罪和得救的希望”。[33]因此,清教徒特别重视建立纯洁的教会,也就是他们所谓的“真教会”。他们认为,真教会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体,所以,建立纯洁的教会,保持基督身体的洁净是荣耀上帝的重要方式。

清教徒主张洁净教会的方式,一是要清除不虔敬的教牧人员和不合格信徒,二是要洁净敬拜方式和组织体制。在崇拜方式和组织体制上,他们认为罗马天主教的许多繁琐程序流于形式,组织体制不符合《圣经》,陷入偶像崇拜,用人的荣耀窃取了神的荣耀,是对神的亵渎,因而要革除和抛弃。“那里没有圣道的宣扬,反有腐败的教政……公众的聚会成了偶像崇拜和不虔不敬的教练所。”[34]对于罗马教皇制,加尔文在其《基督教要义》中花了巨大的篇幅来论证其不合理性,认为教会的元首只有一个,那就是耶稣基督,而罗马教皇擅自劫取对普世教会的统治权,就是劫取了耶稣基督的荣耀,因而教皇制是罪大恶极的,应该革除。“我们认为教会中那可咒诅和可憎恶的头,乃是教皇……他以亵渎神的不敬虔把教会污辱了,以残暴的专制把它们磨折了,并以像毒药的假教义使它们的生存败坏了,甚至几乎灭绝了;在这种教会当中,基督是半被掩埋,福音是受压抑,虔诚是被剪除,而对神的崇拜也几乎被废弃了;总而言之,它们是极其混乱,所表现的光景是巴比伦,而不是神的圣城。”[35]

4.体现信徒地位平等和民主自治的长老制或公理制是真教会的组织体制

加尔文在抨击罗马教皇制之后,亦用了大量篇幅论证所谓耶稣基督的真教会的组织管理体制。在《基督教要义》第四卷第三章中,加尔文论述了教会的教师和牧师的职务及其选择方式。认为教会的各个职务没有高低之分,乃是分工协作、共同完成神的使命的需要。“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称凡治理教会的都是监督,长老,牧师,教师,而不加分别,乃是随从《圣经》上的用法,以这些名称都表明同一意义。”[36]也就是说,加尔文之所以主张建立一种体现信徒平等的教会体制,是因为他认为教会中除了耶稣基督是元首之外,其他所有信徒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就像手和脚一样,只是分工不同,但地位是平等的,其共同的目的都是服从统一的元首指挥,实现神的荣耀。

加尔文虽然重视信徒地位平等,但他重点强调牧师作为圣职的重要性,认为,“神用以治理教会的牧职,乃是使信徒团结的主要维系。”[37]“所以正如我曾提到,神对我们常用各种盛誉,来称赞牧职的尊严,叫我们对它表示最高的尊重,过于万事。”[38]因此,加尔文特别重视教会牧师的选择方式。他论证了牧师的当选不仅要有神呼召的记号,同时也要经过信徒公众选举。其中,“经过信徒公众选举牧师”的思想是主张信徒民主思想的重要体现。这种思想后被清教徒主张的长老制或公理制吸纳。

所谓公理制,就是信徒公众治理之意。各教会独立自主,相互间仅有联合性质的机构,而无上下隶属关系,亦不设立教务和教会行政的总机构,各教会由信徒组织管理,并选聘专职的牧师主持教务,带有浓厚的民主自治色彩。在英国的清教徒都主张长老制,而到达北美的清教徒最后都接受了公理制。无论长老制还是公理制,都没有层级制的痕迹,普通信徒和教牧人员之间都很平等,这是与天主教和英国国教圣公会的主教制的根本区别所在。清教徒认为,只有以虔敬的信徒组成的教会,去除人为的繁琐仪式,突出神的荣耀的敬拜方式和突出耶稣基督为元首、所有信徒相互平等协作的组织体制才是真正将荣耀归给神的真教会,也才是信徒得救的真正途径。因而,清教徒在教会的组织方式上,具有明显的信徒民主自治意识。

5.按长老制或公理制模式建立基督化的社会是选民的神圣“天命”

清教徒在接受加尔文改革神学的基础上,又接受了后千禧年主义,即他们相信在耶稣再次降世之前,基督徒应在地上建立一个上帝的国度,然后迎接耶稣的再次降临,并与之一起统治世界一千年。清教徒所谓的这个上帝的国度,就是以基层教会自治为基础的教会联盟,即公理制教会的联盟。因为公理制的教会不仅教会内部信徒比较民主,教会之间也无隶属关系,只建立一些松散的联盟。清教徒自视为上帝的选民,认为担负着建设这个基督教社会联盟的神圣“天命”,并将这种改革精神应用到整个社会,反对一切集权制度。“清教徒相信,神赐福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在名为新约的恩典之约第二期,可以应用在他们身上,成为以色列人的延伸。教会是‘新以色列人’,并且神在地上的国度就是应许要给教会——如果教会渗透到所有的人类社会,使社会结构与神的律法一致。”[39]由此可见,清教徒不仅主张教会民主,并且把这种民主理念应用于整个社会,要求改革一切集权制度。而且,清教徒荣耀上帝的神圣天命意识使其建设基督化社会的信念十分强烈。

总之,清教徒对民主理念的诉求是基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才是荣耀上帝的教会方式的诉求,而清教徒的天命意识则驱使他们将这种宗教理念应用于整个社会。

(三)美国干涉主义外交是清教理念的延伸

从清教徒离开英国到北美创建殖民地,以及美国独立后建立的国家结构形式和美国历史上的扩张,及至美国独立之初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直到今天毫不掩饰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几乎都透露出清教徒按自己理解的方式建设基督化社会的理念,即,用清教教会民主模式改造世界。美国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只不过是这种理念的延伸。

首先,北美殖民地是清教徒建设基督化社会理想的第一步。“当清教徒在17世纪30年代,从英国自动离开的时候,他们寻找的是一个新世界,可以不受不虔诚的皇权与不纯洁的国家教会的阻挡,在那里建立这种基督教联邦(师法加尔文的日内瓦)。他们认为,北美是应许之地,所以他们想要为神与神的国度,占有北美。”[40]可见,清教徒占有北美,是为了在北美实现建设基督化社会的理想。因而,早期北美清教徒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专制神权政体。虽然这种政体后来受到自然神论和人文因素的冲击而瓦解,最终让位于政教分离,但轰轰烈烈的宗教大觉醒运动仍然是以清教神学为基础的,它恢复了清教的虔敬精神并向殖民地广泛传播了“天命”意识,构建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认同。在强化“美利坚民族一体化”、“殖民地人民一体化”观念的同时,也将“上帝选民”命运一体化观念广泛传播到北美殖民地人民心中。[41]因而,在宗教大觉醒运动中,清教徒创建基督化社会的“天命”意识被广泛传播给了北美社会,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体意识。

其次,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建成一个联邦制国家,可视为实现这个基督化社会理想的一个重要成果。因为联邦制就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邦国联盟,体现着公理制教会组织体制的理念,即基层民主理念。奥尔森说:“清教主义在美国文化景观上,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印记包括,美国殖民者乃是‘天命注定’的观念,以及在革命战争之后独立的美国联邦共和国,也就是清教徒在异象中所见到的,神在地上联邦的世俗版本。”[42]

此后的西进运动,开疆拓土,仍然是这个理念的延伸。在获得得克萨斯之后,奥萨利班阐述了美国向外扩张的动机,他在《合众国杂志与民主评论》上撰文说:“为了每年都增添的几百万人的自由,我们负有向新大陆不断扩张的明确的天命,这个大陆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谁也阻挡不了这个使命的完成。”[43]

至于历史上美国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也是这个理念的延续。于歌说:“门罗主义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孤立主义的纲领,实际上,考察当时的国际环境,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美国向外扩张的纲领。门罗主义的主要内容是,美国作为新兴国家,不干涉欧洲的事务;欧洲的国家也不许干涉美洲的事务,包括拉丁美洲,任何染指美洲事务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对美国的干涉。这个内容进行另一番解读,也就意味着,美洲包括拉丁美洲是美国的扩张范围,欧洲不许染指。”[44]而塞缪尔·亨廷顿的解释则是:“建国之初,在1815年以前,开国先辈们经过辩论,主要是以现实情况出发推行美国的对外关系,他们当时领导的国家是一个极小的共和国,周围全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这三大强国的领地,但这三大国当时大部分岁月里都是在欧洲彼此征战不休……拿破仑时代结束时,美国已经能够减轻自己对实力和安全的现实关切,在对外关系中主要追求经济目标,同时集中精力扩大和开发自己的领土。在这一阶段,正如沃尔特·麦克杜格尔所说,美国人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希望的乐土。”[45]由此可见,建国初期,美国实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是出于对自己实力的考虑和安全的关切,没有能力向外推销自己的价值和制度,只希望别的国家不要干涉美国在美洲建立希望的乐土,即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是指美国在实力不济时,要求欧洲强国不要干涉美国按清教徒理解的模式在北美建立基督化的社会。

20世纪后,美国干涉主义外交政策还是这个理念的延伸。塞缪尔·亨廷顿说,“可是,到了19世纪末,美国已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一头是现实主义,一头是道德主义,如何摆好这二者的关系,成了美国20世纪对外政策中的核心问题。用麦克杜尔的话来说,美国人将自己的国家由‘希望的乐土’重新定位为‘十字军之国’”。[46]也就是说,20世纪后,美国的对外政策由“孤立主义”变成了“干涉主义”,是因为美国此时实力已经强大了,有能力将按清教理念建立一个基督化社会的理想推向全世界。从而表现为,美国在广泛干涉全球问题时,大肆推销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政治、经济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干涉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进攻和扩张,带有憎恨法西斯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冷战时期,美国与整个共产主义阵营为敌,矛头也直指对方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冷战结束后,美国无论是打击南联盟,还是入侵阿富汗,以及进攻伊拉克,或者在中亚制造颜色革命,最后的目标都是更迭这些国家的政权,按美式民主模式改造这些国家。对此,美国政府毫不掩饰自己的目标。1993年9月,克林顿在联大阐述他的“扩展民主论”思想时说,“在冷战期间,我们试图遏制对自己制度生存的威胁。现在我们试图扩展生活在自由制度下的国家圈子”。并扬言,凡是对美国的制度和价值理念构成威胁的因素,美国都要干涉。克林顿的外交政策因而被冠以“新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同样,这一意图在2002年9月20日白宫公布的美国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也有着明确的表述。布什政府宣称,世界上只有“一种持续下去的国家成功模式”,一种全人类渴望得到而所有国家最终不得不遵循的模式,那就是美国的模式。由此可见,美国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模式改造世界,建立世界秩序的意图十分明朗。为实现这种意图,美国不断以“人权高于主权”、“民主和平论”、“新帝国主义论”等论调为借口,对不符合美国价值观和制度的国家进行大肆制裁和干涉。而这种干涉主义外交政策的背后,虽然也有利益因素和均势的目标,但仍然延伸着清教徒按自己理解的模式建设基督化社会理想的强烈“天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