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皇武则天：盛唐文明的开拓者

第七章　作为盛唐文明开拓者的武则天

一、女皇的任贤纳谏，使政治较为清明

话说武则天在独掌政权的21年（684—705）中，政治比较清明，主要表现在她能够任贤纳谏，赏罚分明，明察善断，维持社会安定。在这21年中，她先后用过的宰相、大臣大都是历史上著名的贤臣、直臣。例如狄仁杰、姚崇、宋璟、魏元忠、韦安石、王及善、苏良嗣、朱敬则、徐有功等人。武则天对狄仁杰的重用，上面讲过，现予以补充。久视元年（700）闰七月，武则天欲造大像，需钱数百万，令天下僧尼每日出一钱赞助修建。仁杰立即上书谏诤说，僧尼的钱也是来自百姓，“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而近来“水旱不节，征役稍繁”，应当“宽征镇之徭，省不急之费”，武则天立即采纳，遂罢此役。武则天重用狄仁杰，群臣莫及，常称他为“国老”而不呼其名。仁杰直言不讳，女皇虚心听纳。仁杰因年老有病多次请求退休，女皇不准。仁杰上朝，女皇不让他行跪拜礼，说：“每见公拜，朕亦腰疼。”并免于仁杰值夜班，还告诫其他臣僚说：“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同年九月，仁杰病故，女皇为之举哀，废朝三日，哭泣着说：“朝堂空矣！”从此，朝廷每有大事而不能决断时，女皇就想到狄仁杰，感叹地说：“天夺吾国老为何这么早啊！”姚崇（650—721），陕州硖石（今河南陕县东南）人，初举下笔成章科，授濮州司仓，累迁夏官（兵部）郎中。好学、善军事，刚正不阿。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侵扰，军书填委，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贯”，武则天发现他有奇才，超授夏官侍郎，不久又擢为宰相。宋璟（663—737），邢州南和（今属河北）人，进士出身。他为官鲠直，敢于蔑视女皇的男宠，敢于同酷吏斗争。正因为宋璟刚正不阿，为官清廉，所以经常遭到酷吏、男宠们的攻击和诬陷，但“则天察其情，竟以获免”。姚崇、宋璟经过女皇的擢拔和重用，磨炼成金石般的治国才能，后来成为开元时期的两名贤相。史称唐代贤相，“贞观有房（玄龄）、杜（如晦），开元有姚（崇）、宋（璟）”，这是女皇武则天为“开元盛世”的出现，所作出的具体贡献。魏元忠（？—707），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人，太学生出身，高宗时任监察御史。光宅元年（684），武则天擢拔为殿中侍御史。徐敬业据扬州叛乱后，武则天令元忠监军镇压，因功擢为司刑正，又任洛阳令（首都市长）。圣历二年（699），升任宰相。他不畏权贵，男宠张易之纵恿的家奴欺压百姓，他“笞杀之，权豪莫不敬惮”。他屡遭酷吏迫害，三次含冤被流放，但旋即回朝，仍继续敢于同权贵斗争，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女皇武则天撑腰。韦安石（651—714），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应明经举，武周后期主要宰相之一。久视元年（700），时武三思、张易之兄弟仰仗女皇权势，耀武扬威，韦安石敢于当面斥责。一次侍宴宫中，张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于宴前博戏，韦安石向女皇跪奏说：“蜀商等贱类，不合预登此宴。”下令驱逐出宫殿，在座大臣震惊，替安石担心，而“则天以安石辞直，深慰勉之”。王及善（619—699），洛州邯郸（今河北邯郸）人。高宗时，先后任左奉裕率、右千牛卫将军。垂拱（685—688）中，山东等地百姓曾遭灾荒，则天太后任王及善为巡抚赈给使，赴山东赈济饥民。回朝后升任春官（礼部）尚书、秦州都督。后任益州长史，因年老退休回家。神功元年（697）四月，时值“契丹作乱，山东不安”，女皇又起用及善为滑州刺史。女皇召见“问以朝廷得失，及善陈治乱之要十余条”，女皇认为回答甚好，朝廷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放在地方上是大材小用了，说：“外州末事，此为根本，卿不可出。”留在神都为内史。及女皇诛酷吏来俊臣，复立庐陵王为太子，及善颇有赞翼之功。圣历二年（699），拜文昌左相，不久病死，年82岁，陪葬乾陵。王及善是武周后期一位清明刚正的宰相。苏良嗣（606—690），雍州武功（今属陕西）人。垂拱二年（686）任宰相。他是武周前期的重要宰臣，对于武则天走向女皇宝座起了促进作用。有一次在朝堂遇男宠薛怀义，怀义不为礼，良嗣大怒，“命左右摔曵，批其颊数十”，怀义跑去向武则天诉苦，则天说：“阿师当于北门出入，南牙宰相所往来，勿犯也。”足见武则天是不许男宠染指相权、干预朝政的。朱敬则（635—709），亳州永城（今属河南）人。初以辞学知名，高宗时授洹水尉。后曾上疏武则天，陈述往代治国之得失，甚受武则天赏识。长寿元年（692）武则天破格擢拔为右补阙。长安三年（703）又升为正谏大夫，同年又晋升为宰相，兼修国史，与吴競、刘知几等修撰《唐书》80卷。他为官清正，敢于直言谏诤。他向武则天推荐的裴怀右、魏知古、张思敬等人，都很称职，“则天以为知人”。徐有功（635—702），洛州偃师（今属河南）人。举明经。载初元年（689）始，历任司刑丞、右台侍御史等职，成为武周时期著名的好法官。他执法宽平，尊重事实，刚正不阿，与酷吏周兴、来俊臣等针锋相对，敢于抵制酷吏的构陷，为含冤者申理，“前后济活数十百家”，甚受武则天的敬重和当时人的称赞。类似以上官吏，武周时期还有许多位，两《唐书》中都有记载，应该属于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并非虚构。

石狮

唐顺陵走狮

唐墓壁画仕女图

因此，后来唐中期的宰相陆贽赞扬武则天知人善任，赏罚分明，说她“深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陆宣公集》卷二）。从上述史实与史家的评论中，可以得出武周时期政治清明的结论。其显著标志，就是在她执政期间社会秩序较安定。即使发生了徐敬业起兵那样的动乱，也没有爆发农民起义。正如当时人陈子昂所说：“扬州构祸，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但从另一个侧面，联系上述武则天曾利用酷吏、打击政乱，误杀许多无辜吏民看，尽管其后她多次洗冤昭雪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因此评价武则天统治时期，政治较清明，是客观的，公允的。

二、女皇的各项措施，使经济得到发展

武则天执政的武周政权，同整个唐王朝时期一样，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否发展，决定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武则天很重视农业生产。早在上元元年（674）她为皇后时，曾向高宗建言十二事，其中第一条就是“劝农桑，薄赋徭”。武则天执政后对农业更加重视，说得更具体、恳切。“建国之本，必在于农”，“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家足人足，则国自安焉”。如何才能使农业发展？武则天还主撰农书《兆人本业记》，书成后发给诸州来京（神都）的朝集使颁行天下。其后唐朝历代皇帝皆推崇这部农书，“每年二月一日，以农务方兴，令百僚具则天大圣皇后所删定《兆人本业记》进奉”，成为定制。足见这部农书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武则天为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继续推行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均田制。在已发现的敦煌户籍残卷中，有属于武则天时代的户籍（邯寿寿户、张玄均户），里面记载着应受田数、已受田数、未受田数和已受田中永业、口分、园宅的亩数，与唐制完全符合，说明武则天时代确实严格依据唐初田令推行过均田制。

北庭都护府城墙遗址

第二，在边远地区实行军事性的屯田、营田。娄师德出身进士，天授初年（690）授左金吾将军，兼任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都督，依旧管营田事。他率军屯田，取得丰收。武则天降书慰劳说：“不烦和籴（买粮）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不久升任宰相。郭元振也是进士出身，才兼文武。长安元年（701），女皇任命郭元振为凉州（治今甘肃武威）都督、陇右诸军大使。凉州原先经常受后突厥、吐蕃侵扰，元振去后，后突厥、吐蕃不敢至城下。郭元振又令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结果“积军粮支数十年”。郭元振在凉州五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遗”。

第三，武则天还重视和提倡兴修水利。在她独掌政权的21年中，我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统计，共有19项水利工程的兴建或维修。例如，文明元年（684），陵州籍县令陈充复置汉阴堰，引汉水溉田二百顷。垂拱四年（688），绵州巴西县，长史樊思孝、县令夏侯奭在故渠基础上修广济陂，引渠溉田百余顷。因此可以说武周时期是唐代290年间地方水利建设蓬勃发展、惠及民生的历史阶段。

唐代织金锦

第四，武则天还以管辖境内农田经营好坏、收获多少，作为奖惩地方官吏的标准。她亲政后即规定，州县境内“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官吏则予以升奖；如果“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加以惩处，“轻者年终贬考，甚者非时解替”。这一规定，无疑对农业的发展关系十分重要。

洛阳含嘉仓及砖铭

武则天以上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其一，国家仓库储满了粮食。史载，长安四年（704），“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1971年考古队在洛阳发掘隋唐含嘉仓时，仅一个窖中的炭化谷子，估计当时存放时就有50万斤左右，据砖铭年号推断，这堆谷子绝大部分是武则天时期的。其二，地方储粮也很丰富。义仓粟很多，“不许杂用”，以备荒年。酷吏来俊臣欲用蓝田县（今属陕西西安）义仓米数千石偿还私债，被县令薛讷（薛仁贵之子）制止。其三，户口显著增加。永徽三年（652），唐有户380万，到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病逝时，有户615万，几乎增加了一倍。这说明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快了人口的增殖。

武则天时代的手工业也在发展。当时采矿业和铸造业很发达。除国家开采外，允许私人经营，规定“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这期间为颂扬武周德政，立天枢，铸九鼎，耗费大量铜铁。天册万岁元年（695）四月，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神功元年（697）四月，铸九鼎成，神都洛阳的“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余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图山川物产于其上，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纺织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垂拱元年（685），尚方监有“短蕃匠五千二十九人，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配京都诸司诸使杂匠百二十五人”，共5794人，其中纯属纺织工匠者598人，占工匠的十分之一多。制造出来的丝织品，质地精良，花色艳丽，久享盛誉。当时纺织业的发达，其特点：一是地区相当广泛，从内地到边疆；二是发展程度高，不仅官营作坊分工细密，工匠众多，而且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私人作坊。如定州（今属河北）何明远，其“家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已明显有雇工劳动的现象。

武周时期的建筑业也很发达，土木结构的建筑已达到成熟的阶段。从高宗晚年开始营建的乾陵，主要是在武周时期完成的。它除了封闭的、迄今尚未发掘的地宫之外，地面上则是一个仿效长安城的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建筑群。人们称誉它“布局宏大、建筑美观，是唐陵之冠”，外城周长40公里，内城（皇城）总面积为229.3平方公里。辉煌的建筑群矗立在整个梁山之阳，从今日残存的遗迹上仍然可以看出当年的雄伟气魄。在乾陵及其附近发现的唐代砖瓦窑，窑内残留的灰褐色砖，与乾陵发现的残砖一致，证明这些窑是专为建筑乾陵而修的。据考古工作者推断，从烧结的残物和窑壁的色调，可知炉温能达到900℃到1200℃。有两个窑址均是瓮状，但上部收小，窑壁似坛子的内腔，证明当时人们已懂得火力反射的原理。古城西安的大雁塔，始建于唐永徽三年（652），是高僧玄奘法师为安置从天竺（古印度）带回的佛经、佛像，经高宗批准，由他亲自设计创建的。塔高最初只有5层，砖表土心。到了长安元年至三年（701—703）武则天重返长安大明宫时，发现塔身已倒塌，便命王公贵族施钱重修，高10层，30丈，塔身全用青砖砌成。后余7层，迄今已1300多年。它雄伟壮丽，高大巍峨，是古代楼阁式砖塔的典型，古城西安的象征。

武周时期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市”的增加和城市贸易的发达。长寿元年（692），女皇武则天命宰相李昭德主持修筑神都外郭城，“城内纵横各十街，凡坊一百十三，市三”，使洛阳更加宏伟、繁华。长安年间（701—704），苏瓌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扬州地当冲要，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当时广州的海外贸易很发达，南海诸岛的一些“卷发黑身”的“昆仑”人每年都来此经商。

武周时期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又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达。史家在论述唐代前期交通、运输盛况时都经常征引史书上这样的记载，说此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这段话是长安三年（703）凤阁舍人崔融在给女皇武则天上疏中说的，恰好证明武周时期的交通与商贸确实发达。

以上史实说明，武则天执政时期的社会经济是发展的。这种发展，延续了唐太宗“贞观之治”、高宗“永徽之政”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并为其后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女皇的军事才能，使国力更加强盛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统一是历史的主流，各民族的共同愿望。因此，评价任何一个中原王朝帝王的是非功过，都应看他（她）如何处理各民族的关系，能否维护国家的版图和主权。武则天执政的时代，继承了唐太宗的民族怀柔政策和“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策略，对吐蕃、契丹、后突厥等各少数民族贵族的侵扰或叛乱，采取了坚决抵制、讨伐的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历史表明，武则天是一位善于处理民族关系的女政治家和杰出的军事战略家。

玄奘负笈图

第一，收复安西四镇

玄奘塑像

“安西四镇”是唐王朝在西域设置的4个军事重镇。唐太宗后期开始设置的四镇为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今新疆和田）、焉耆（今新疆焉耆）、疏勒（今新疆喀什）。自唐高宗显庆二年（657）灭亡西突厥以后，焉耆遂被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附近）代替。其后吐蕃逐渐强大，多次与唐朝争夺安西四镇。咸亨元年（670）八月，高宗遣大将薛仁贵、郭待封、阿史那道真率军去抵抗吐蕃，结果由于不熟悉当地山川地形，郭待封又不服从仁贵指挥，被吐蕃相论钦陵率领的40万大军包围于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唐军大败，仁贵等三人逃出重围，被高宗削职为民。仪凤三年（678）九月，高宗又派李敬玄率兵18万进军青海大非川，再次被吐蕃论钦陵打得大败。工部尚书刘审礼及其部将王孝杰成了俘虏，吐蕃赞普（国王）见孝杰，哭泣说“貌似吾父”，甚为敬重，使孝杰“久在吐蕃中，悉其虚实”，后归武周朝。长寿元年（692），西州都督唐休璟上疏给武则天，请求收复安西四镇，认为这是最好的时机。武则天立即批准，并慧眼识英雄，在众多将领中擢拔王孝杰为全军主帅、武威军总管，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率军击吐蕃。十月大破吐蕃，一举收复安西四镇，取得了辉煌战绩。捷报传到神都，武则天极为高兴，立即下令“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并拜王孝杰为左卫大将军，明年荣升宰相。武则天收复安西四镇，对于巩固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统治，畅通丝绸之路，维护国家统一，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唐休璟上疏给武则天，请求收复安西四镇，认为这是最好的时机。武则天立即批准，并慧眼识英雄，在众多将领中擢拔王孝杰为全军主帅、武威军总管，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率军击吐蕃。十月大破吐蕃，一举收复安西四镇，取得了辉煌战绩。捷报传到神都，武则天极为高兴，立即下令“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并拜王孝杰为左卫大将军，明年荣升宰相。武则天收复安西四镇，对于巩固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统治，畅通丝绸之路，维护国家统一，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设置北庭都护府

长安二年（702），年近八十的女皇武则天，精神焕发，好戏连台。正月，武则天“初设武举”，强化军队训练。九月，她在长安大明宫麟德殿召见吐蕃使臣论弥萨，使吐蕃与唐重归和好。十二月，武则天又“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从此，北庭大都护府（故城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与安西大都护府分别管辖天山南北两路，维护了国家主权和版图完整，重新畅通并延伸了大唐（包括武周阶段）通往中亚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与中亚人民的友谊。史载，盛唐的北庭大都护府掌管天山北路西至楚河流域的特伽、鸡洛二州，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和23个都督府，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而安西大都护府则掌管安西四镇及天山南路西至波斯（今伊朗）的20个都督（葱岭以东4个，葱岭以西16个），“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唐会要》卷七十），包括帕米尔高原以南、阿姆河流域的辽阔土地。就是说，北庭、安西两个都护府管辖包括巴尔喀什湖、楚河流域和帕米尔高原在内的西域广大地区。毫无疑问，是武则天完善了大唐在西域的管辖体制，仅此一项功绩武则天即可名垂青史。

第三，迫使契丹族重新归服

北庭都护府

契丹居于辽河上游，是东北少数民族之一。武则天时，其酋长李尽忠任松漠都督，其内兄孙万荣任归诚州刺史。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李、孙二人借口受到营州（治柳城，今辽宁朝阳）都督赵文翙的侮辱，发动叛乱，攻陷营州，杀死赵文翙。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以孙万荣为将，纵兵西下，进逼澶州（治今北京市密云县）。武则天闻奏大怒，下令改尽忠为尽灭，万荣为万斩，派遣曹仁师、张玄遇、李多祚等二十八将率军讨伐。七月，又以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姚为副使，以防契丹进扰。八月，曹仁师等诸将贪功冒进，中途遭遇契丹伏兵截击，伤亡惨重。败讯传来，武则天采取紧急措施。九月，武则天下令招募天下士庶家奴骁勇者从军以讨契丹，并始令山东近边诸州设置武骑团兵，以武攸宜为清边道行军大总管，继续讨伐契丹叛军。同月下旬，后突厥默啜可汗尽归河西降户，并请为则天之子，愿率部众讨伐契丹。女皇闻讯大喜，对后突厥的策略，立即由讨伐改变为安抚，册封默啜为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十月，李尽忠死，孙万荣代领其众。后突厥默啜乘契丹后方空虚，袭占松漠府，尽俘李尽忠、孙万荣妻子而去。孙万荣收拾余众，军势复振，遣将骆务整等攻陷冀州（治信都，今河北冀县），河北震动。于是，武则天急忙任命久经沙场的王孝杰为清边道总管，与羽林将军苏宏晖率兵17万前往讨伐。神功元年（697）三月，军至东峡石谷，遭到敌军伏击。“将士死亡殆尽”，王孝杰英勇不屈，跳崖自尽。四月，武则天以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总管伐契丹。随后她认识到懿宗并非将才，五月又派良将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率军20万讨伐孙万荣。在河北军民的配合和支援下，经过激战，打败契丹叛军，俘将骆务整等。孙万荣败逃途中，被家奴斩首，至此，契丹重新归服。武则天遵循“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策略，又命娄师德、狄仁杰“分道安抚河北”，向契丹族民众展现各民族平等友好的姿态。

第四，降服后突厥默啜

武则天独掌政权、特别是当女皇时期，最难平息的边患，莫过于后突厥默啜的侵扰北方。后突厥是原东突厥的后裔，亦称北突厥。自延载元年（694）默啜自立为可汗以后，反复无常，时降时叛，难于制服。当年他“率众寇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杀掠人吏”。武则天以薛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宰相李昭德、苏味道为长史、司马，率契苾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18位将军讨伐。默啜见官军强大，被迫退兵。天册万岁元年（695）十月，默啜遣使归降，武则天册授默啜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不久默啜乘孙万荣率众与官军作战，袭占松漠都督府，从背后打击了契丹叛军。武则天又进拜默啜为立功报国可汗。但默啜并无诚意归顺朝廷。神功元年（697），他又先后侵扰灵州、胜州，被官军击败。圣历元年（698）三月，默啜遣使为其女求婚。六月，武则天命武延秀入后突厥结亲。八月，武延秀刚入后突厥即遭默啜拘留，扬言“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并发兵南下侵扰。武则天命武重规、张仁愿等率30万大军征讨，并遣左羽林卫大将军阎敬容率兵15万为后援。默啜攻陷定州（今河北定州），杀刺史孙彦高及吏民数千人。武则天闻讯大怒，命“购默啜者封王，改默啜号为斩啜”。九月，命太子李显为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宰相狄仁杰为副元帅，知元帅事，女皇亲自送行。“先是，募人月余不满千人，及闻太子为元帅，应募者云集，未几，数盈五万”。默啜得知狄仁杰率大军来讨伐，仓皇退去。狄仁杰率兵10万追击，默啜退归漠北。十月，女皇又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这时，河北民众原为后突厥驱使者，惧怕杀戮，大批逃匿。仁杰上疏建议，胁从之人一概赦免，“伏愿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女皇当即批准，于是狄仁杰抚慰百姓，“禁其下无得侵扰百姓，犯者必斩。河北遂安”。圣历二年（699）四月，武则天以魏元忠检校并州（治今山西太原）长史，充天兵道大总管，以防御后突厥默啜南扰。其后，又以魏元忠为萧关道大总管、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加强北部的防御和反击力量。迫使默啜两年多不敢南扰。长安元年（701）八月，默啜复侵扰北部盐、夏诸州，武则天以薛季昶为持节山东防御大使，节度九州之军，以张仁愿统率诸州及清夷、障塞军之兵，与季昶掎角，又以安北大都护、相王李旦为安北道行军元帅，遥监诸将。默啜见官军阵容强大且有相王李旦监控，再次退兵。长安三年（703）六月，武则天在长安，默啜遣使请和亲，并献马千匹，终则天之世，不复侵扰。由此可见，武则天同后突厥默啜的斗争，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软硬兼施，灵活并交替使用“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策略；其二，重用名臣良将御边，关键时刻先后起用李昭德、张仁愿、狄仁杰、魏元忠等人赴前方，甚至亲自送行；其三，甚知大唐王朝仍得臣民之心、少数民族之心，甚知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在民众中很有威望，必要时用他们为行军元帅，以增强战斗力。

以上史实表明，武则天统治时期是唐代国力最强盛、疆域最辽阔的历史阶段。这是魅力女皇武则天最值得赞扬的政绩之一。

四、女皇的兼涉文史，使文化更加辉煌

唐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是盛唐文明的奠定人。同时，唐太宗亦是盛唐文明的主要开拓者，他创建的“贞观之治”早已辉映史册，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继承和弘扬了贞观文化，特别是武则天独掌政权的21年，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使盛唐文化更加辉煌灿烂，绚丽多姿。

第一，才兼文史，光耀史册的文化成就(www.chuimin.cn)

述圣纪碑

《旧唐书》评介武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素多智计”，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如前所述；“兼涉之史”，主要表现在文化方面，它有多宽多深？史载，武则天有《垂拱集》一百卷、《金轮集》十卷。后散佚。清代编纂的《全唐文》及《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共辑录武则天文四卷99篇，当代史家罗元贞已汇编成《武则天集》。韩理洲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又发现武则天遗文61篇。因而武则天文总数为160篇。主要包括应用文的诏、敕、制，政论文和各种碑文。这160篇文章不可能、也无必要或大部分出自武则天亲笔所撰。但从武则天的文化素养和喜欢大权独揽的个性分析，凡是以她名义颁发的诏敕、政论文、碑文和专书，必须经她审阅、批准，亦在情理之中。这里，试以学术界公认为武则天亲笔撰写的两篇碑文为例，看其文史知识及文学修养究竟达到何种程度。这两篇佳作，就是《述圣纪》碑和《升仙太子碑并序》。

飞白书升仙太子碑额

《述圣纪》碑，武则天撰文，中宗李显书丹，迄今矗立在乾陵陵园朱雀门外司马道西侧。撰文、书丹在文明元年（684）二月中宗被废为庐陵王之前，立于同年八月安葬高宗之时。碑文已被多种文献收入，近年来甚受学术界关注。全文约5100余字（现碑上仅存1600余字），这在当时可谓长篇宏论。虽然主旨在于颂扬高宗的文治武功，“谋臣如雨，猛将如云”，但内涵之丰富，文采之飞扬，骈体运用之谙熟，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反映出武则天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唐史研究专家称赞这篇盛唐初期高质量的碑文，早已成为盛唐文化典籍中的精品。

《升仙太子碑并序》，武则天撰文并书丹，迄今仍矗立在河南偃师市府店镇缑山之巅。史载，圣历二年（699）二月四日，女皇幸嵩山经过缑氏，谒周灵王之太子、王子晋庙（即升仙太子庙）。女皇从嵩山返回神都洛阳后，于同年六月亲笔撰写了《升仙太子碑并序》，约2000余字。中宗复位后于神龙二年（706）八月，由相王李旦奉命刻石立碑。这篇出于一代女皇手书的碑文，如今受到许多学者的交口称赞。通篇借歌颂周灵王太子晋“升仙”的盛况，来抒发她对武周皇朝疆域辽阔、国富民强的感慨，“乾坤交泰，阴阳和而风雨调；远肃迩安，兵戈缉而烘烽静”，借描绘“升仙太子庙”的规模宏伟，来讴歌武周盛世的灿烂壮丽。其中，涉及历史故事、道教典故之多，引用精辟准确，尤其令如今治史者、道教研究专家十分佩服。无疑，这是一篇难得的传世佳作。

武则天擅长书法，尤其精通行草和飞白体。她的书法作品保存至今最完整的，当属《升仙太子碑》。古人评论此碑文：“以文学、书法而论，才调之高，古今罕有其匹。”评论其碑额，“碑首‘升仙太子之碑’六个大字飞白书，作鸟形亦佳。飞白书久不传于世，此其仅存者耳”。今人赞美此碑文：“观其书迹，确有功底，有大丈夫之气魄，真不愧是女中豪杰”，其用笔“潇洒流落，翰逸神飞”，“具有雍容华贵，不加雕饰之大家风度”；其“书法艺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还证明，武则天不仅是卓有建树的一代君主，又是我国历代帝王中首屈一指的书法家”（《武则天与偃师》）这些并非溢美之词。

武则天还是一位杰出的女诗人。据清朝人编纂的《全唐诗》载，武则天有诗46首，《武后享清庙乐章》10首，共56首。其中，最令人乐道的、公认为武则天亲笔撰写的诗，除撰写于感业寺的那篇《如意娘》，上面已评介过之外尚有两首：

其一，《腊日宣诏幸上苑》。这首诗是武则天在神都洛阳即皇帝位的第二年（691）所作。

洛阳应天门

明朝幸上苑，火急报春知。

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

其二，《石淙》。久视元年（700）四月，女皇武则天幸三阳宫（今河南登封市告成镇）避暑。五月的一天，她在饮宴之余与群臣赋诗，后由书法家薛曜书丹并刻在石淙河岸的摩崖上，迄今仍在。

三山十洞光玄录，玉峤金峦镇紫微。

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

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

且驻欢筵赏仁智，鞍薄晚杀尘飞。

这两首诗，写于女皇的两个不同时期，反映出女皇两种不同的心态和意境。《腊日宣诏幸上苑》诗，写她当上女皇之初的得意、威严和要让自然百花听命于她的气概；《石淙》诗，则是在她的女皇宝座已巩固之后，描绘出大周万里江山的风调雨顺、臣民百姓的安居乐业及个人的踌躇满志。可谓两幅绝妙的动态画。在中国古代众多的皇帝中，魅力女皇武则天的诗文是出类拔萃的。综观其诗文的丰富内涵、艺术成就，与她的第一个老公唐太宗比较，也是毫不逊色的。

武则天更是一位文化鉴赏大家。这比她本人写了多少诗文更加重要，因为她是一代女皇，是最高掌权者。她有很高的诗文鉴赏力，如龙门赛诗会上“夺袍以赐”的故事早已传为佳话。史载，“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宋）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武则天这种过人的诗文鉴赏力，并奖励优胜者，自然也就极大地促进了诗文的发展。武则天对建筑艺术的鉴赏力更异乎寻常，有很高的悟性和热情，经她支持、赞助、鉴赏而保存至今的古建筑，不仅很多而且知名度也很高。这里，仅举两个典型事例：其一，长安大雁塔的重修。永徽三年（652），经唐高宗批准、由玄奘法师主持建成。只有5层，由于砖表土心，不久塔身逐渐颓坏。长安年间（701—703），武则天在重返长安大明宫时，令王公贵族施钱重修，高至10层（后经多年损坏，只剩下7层）。用青砖砌成，造型简洁，结构坚固，高大巍峨，是古代楼阁式砖塔的典型。其二，长安西北乾陵的营建。这座规模浩大、气势恢宏的盛唐皇家陵园，始建于高宗病亡的弘道元年（683），至光宅元年（684）八月埋葬高宗时，完成主体工程，到神龙元年（705）基本完成，其主要建筑是在武则天的指导、规划下进行的（详见拙作《论乾陵文化》，已收入《武则天与唐高宗新探》）。它充分体现了武则天的文化鉴赏力和建筑艺术。

武则天何以会有如此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化鉴赏力？史载，武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的“素多”二字，就是指武则天的智谋和文史才能，既有天赋的因素，又有长期受教育的结果。具体地说，一是受父亲武士彟、母亲杨氏的熏陶；二是14岁入皇宫后，受宫中教育特别是受唐太宗、高宗父子的影响。但更应该看到，是唐朝前期文化素质日渐增高的群体氛围，培养和造就了武则天；武则天丰富多变，遭遇坎坷，充满激烈斗争的人生经历，磨炼了她，极大地提高了武则天的文化素养和文化鉴赏力。试想面对众多学富五车的文臣、久经沙场的武将，她没有渊博的文史知识，没有高超的斗争艺术，能够驾驭、威慑他们吗？是执掌天下权柄的需要，促使她兼涉文史，做出了光耀史册的文化成就。

武则天祈愿碑

第二，兼容三教，促其发展的文化政策

作为一代女皇，作为盛唐文明的开拓者之一，武则天在文化史上的贡献，还应着重看她在执政时期推行怎样的文化政策。尽人皆知，在各种文化现象中，思想文化是深层次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文化。宗教是思想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表现。武则天对各种宗教持什么态度呢？有的学者认为武则天出于当女皇的政治需要利用佛教，而贬低、排斥道、儒。实际上，武则天辅政和独掌政权的44年（660—705）中，虽然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对待儒、道、佛三教，有时各有不同程度的侧重，但大体上推行三教兼容、崇佛信道尊儒的文化政策，促其共同发展，并没有用行政手段强行压制、排斥一种宗教。

我们说武则天兼容三教，各取所需，并不等于说她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武则天崇佛是一贯的。她于武德七年（624）生于京城长安。隋唐之际崇佛氛围此时正笼罩着长安。她的母亲杨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受其母亲佛教思想的熏陶，武则天自幼便皈依佛门，正如她后来所说“朕幼崇释教，夙慕归依”。因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所以又叫释教。唐太宗死后，她曾入长安感业寺为尼姑三年多，进一步熟读了佛教经典。她二进宫后，与崇佛的唐高宗日夜相伴，又深受其佛教思想的影响。高宗也是一位崇佛信道尊儒的皇帝。显庆四年（659），僧人智琮等奏请弘护法门寺真身佛塔，高宗即予“钱五千贯、绢五千匹”以充供养。又以绢三千匹令营造与自己等身的阿育王像，余钱修塔。次年将法门寺佛骨舍利迎入东都洛阳宫内供奉，则天武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可见二人崇佛极为真诚。至天授元年（690）前后，武则天为了当女皇和巩固武周政权，崇佛达到了高潮。因为她发现，佛教《大云经》中记载，有一名叫净光的天女，实为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女既承正，威服天下”，这使她终于找到了当女皇的根据，因而特别兴奋。遵照她的旨意，天授元年（690）七月，薛怀义和另一僧人法明撰写《大云经》注疏4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降生，当代唐为人世主”，武太后立即下令颁行天下。天授二年（691）四月，女皇武则天又下令：“释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可见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既有发自内心的虔诚信仰，又有出于政治需要的利用。

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形成于东汉中期，奉春秋末期老子李耳为始祖。至唐朝道教得到蓬勃发展。武则天为皇后时，深知唐初三代皇帝以道教始祖老子的后代自居，又为道教的“长生不老”、“炼丹成仙”之术所吸引，便支持高宗加大宣传道教的力度。高宗上元元年（674），武则天向高宗建言十二事，其中一条是“王公以降皆习《老子》”，把《道德经》（即《老子》）指定为王公高官必读的教科书，而且与《论语》等儒家经典一样，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但自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病逝后，武则天对道教的信仰逐渐冷漠，而对佛教的宣传却日渐升温，就是因为只有佛教才能为她当女皇找到根据。其后，当她的女皇宝座巩固后，又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六月，颁发《僧道并重敕》，取消了天授二年（691）四月颁发的《释教在道法上制》。圣历元年（698）正月，女皇又颁布《条流佛道二教制》，说“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是一宗”，从理论上把道教抬到与佛教等同的地位。史实证明，女皇越到晚年愈推崇道教，其主要原因是企望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久视元年（700）五月，她在嵩山三阳宫避暑时，因服食胡超（原为僧人后改学道教）所制长生药，改元久视。同年七月，又派胡超向嵩山峻极峰投放《除罪金简》，表白自己“好乐真道，长生神仙”，都说明她信道是为了延年益寿，幻想长生不老。

武则天尊儒是出于治国的需要。孔子、孟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至迟在隋唐之际儒学已经跻身于三教之一，并占据着正宗地位。唐初高祖李渊崇道，尊老子为始祖，武德八年（625）下诏“老先，次孔，末后释教”，确定了道、儒、佛三教的次序。但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便大力提倡儒教，说“朕今所好者，唯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后来又命颜师古编成《五经定本》，命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以儒教为正宗。永徽四年（653）三月，高宗李治“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所以，当时武则天接触最多的书籍应属于儒家经典，即《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所谓《五经》及《论语》等书。在武则天命人撰写的著作中，也以儒家类为最多。《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太后尝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令撰《玄览》及《古今内范》各百卷，《青宫纪》、《少阳政范》各三十卷，《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列女传》各二十卷，《内范要略》、《乐书要录》各十卷，《百僚新诫》、《兆人本业记》各五卷，《臣轨》两卷，《垂拱格》四卷，并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新唐书·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载：“后（武则天）乃更为太平文治事，大集诸儒内禁殿，撰写《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等，大抵千余篇。”其中，至今尚存的《臣轨》，是武则天亲自撰稿的，广征博引《管子》、《吕氏春秋》、《老子》等书的论断，然而引用最多的则是儒家的五经、《论语》中的词句及臣下事君要“至忠”的思想。这不仅说明武则天精通文史，更能证明她是尊儒的。如上所述，武则天把《臣轨》作为治国纲领。

武则天晚年对待三教的最大举措，是命其亲信张昌宗领衔，由著名文人张说、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等修撰，于长安元年（701）编纂成集结儒、道、佛三教精品的《三教珠英》。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三教文献汇编。这标志着从唐高祖、太宗开创，高宗继承，至此形成了三教兼容，在竞争中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三教鼎盛局面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文学、史学、音乐、舞蹈、绘画、学校教育、建筑艺术等各个文化领域的发展，促进了盛唐文明的绚丽多姿、灿烂辉煌。

第三，发展科举，提高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文帝，炀帝创立进士科，至唐太宗时日臻完善。高宗、武则天时，又有很大发展。武则天在科举制度史上的主要贡献：

1.创立殿试

殿试是科举制度中制举的最高形式。因考试地点大都在京城殿廷，由皇帝临殿廷试，又叫廷试。《唐会要·制科举》载，载初元年（690）二月十四日，武太后“试贡举人于洛城（指神都洛阳）殿前，数日方毕。殿前试人，自兹始也”。《通典·选举三》等书的记载与此相同。当时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独掌大权实同皇帝。因此，毫无疑问，殿试是武则天开创的。

2.初设武举

唐代兵器

在武则天未创立武举前，科举各科目皆为文理，未有武艺。长安二年（702）春正月，女皇武则天在长安大明宫“初设武举”。武举有射长垛、骑射、马枪、步射、才貌、言语、举重7项，每项皆经考试决出名次。其后每年如明经、进士科等，举行比武决出名次后，“行乡饮酒礼送于兵部”。从此在应试的群体中，除云集大批舞文弄墨的饱学之士，还涌动着许多舞刀弄箭的骁勇将材。无疑，这对于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保卫辽阔的疆土和强身健体，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增加制举的次数的和常举的难度

唐代科举制度主要分常举与制举两种。常举是经常举行的科举考试制度，一般是每年一次，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制举是由皇帝临时特诏举行的科举考试，举行的次数较少。唐代制举始于高宗显庆三年（658）。武则天辅政执政后，增加了制举的次数。从永隆元年（680）至长安二年（702），几乎每年都有制举。与此同时，常举各科考试内容的难度也增加了，尤其是明经、进士等科。由于制举是皇帝亲自倡导的，甚至亲临策试，因而对科举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女皇武则天发展科举制度的显著社会效益，就是提高了官僚队伍以及全体知识分子的文化素质。其一，以宰相集团为例。据统计，高祖朝宰相12人，通过科举入仕者只有1人，占宰相总数的8%；太宗朝宰相29人，科举入仕者3人，占10%；高宗朝宰相47人，科举入仕者11人，占23%；而则天朝宰相75人，科举入仕者27人，占36%，比例之大，远超前代。如上所述，显庆五年（660）以后的高宗朝，实际上也是由武则天辅政。高宗、则天朝通过科举入仕的宰相逐渐增多，不仅表明门荫制度（靠出身门阀士族家庭当官）的日趋衰落，而且标志着宰相集团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其二，以各朝进士及第者增多为例。高祖朝56人，太宗朝205人，高宗朝555人，则天朝464人。高宗、则天朝总共录取进士1019人，足见科举制的蓬勃发展。魏知古、杜审言、李峤、郭元振、娄师德、沈佺期、宋之问、苏味道、张、苏颋、宋璟、陈子昂、刘知己、张柬之、贺知章、张九龄等进士，就是这个时期金榜题名的。张说是在武则天创立“殿试”时显露头角的，姚崇是“应下笔成章举”，登上政治舞台的。他们中有的成为中枢贤相，有的成为文坛巨星，有的成为著名史家，有的成为一代名将，在盛唐历史文化中大放光彩。因此可以说，武则天发展科举制的贡献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从此科举出身的文学之士，替代了依赖门阀的世袭贵胄，逐渐成为唐代官僚队伍的主角，进而提高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素质。

乾陵雪景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最辉煌灿烂的阶段是盛唐文明。中华民族是以此为骄傲的。武则天在辅政执政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光耀史册，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作为盛唐文明的开拓者之一，魅力女皇武则天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