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皇武则天：权谋世家

第五章　作为女皇的武则天

一、则天女皇的登基盛典

话说天授元年（690）九月三日，侍御史（从六品下）傅游艺率领关中百姓九百余人到神都洛阳宫门前上表，请改国号为周，赐皇帝李旦姓武氏。武太后假装不许；但擢拔傅游艺为给事中（正五品上）。这一招，使天下臣民都看清楚了：这位67岁的皇太后真的想当皇帝了。“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皇帝（李旦）亦上表请姓武氏”。武太后看着这么多人的奏表，这么多人的拥戴，笑了，笑得很开心。她从来没有像今日这么兴奋，这么激动！这是她30年（660—690）辅政、执政的结果，是她30年辛勤耕耘结出来的丰硕成果。她是位老练、成熟的政治家，对待臣民如此炽热的请求，批准的时间不能过快也不能太慢。七日，武太后下制书（因避武太后名讳，称诏书为制书）批准皇帝李旦及六万余人的请求。九日，这天恰逢九九重阳节，武则天精神振奋，昂首阔步，登上神都洛阳的则天门楼，宣布大赦天下，改大唐为大周，改元天授。十四日，武则天上尊号为圣神皇帝，以皇帝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李重润为皇孙。在中国古代，皇帝登基盛典如此隆重，上表请求人数之多，都是空前绝后的。

《资治通鉴》的上述记载是真实的吗？我认为应视为信史。

第一，女皇登基盛况空前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武则天长期辅政、执政，特别是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以来，镇压叛乱，重用酷吏，以打击政敌；励精图治，提倡科举，以争取臣民；宣扬佛教，竭力为当女皇制造舆论的必然结果。她通过科举选士及威慑手段，使百官信服、宗室屈服；她通过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经济，惠及远近百姓；她通过执行太宗遗策，“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维护大唐疆域，取信周边民族；她通过贯彻兼容儒道佛三教、促进发展的文化政策，使儒生、道士、僧人共同受益，因而得到他们的拥戴（详见本书第七章）。

第二，当时人陈子昂，亲自参与请愿活动，并记录下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与《资治通鉴》的记载大同小异，以资佐证：九月八日，“神都耆老，遐荒夷貊，缁衣黄冠等万有二千余人云趋诣阙（神都洛阳宫门）”，请求武太后为皇帝，“臣等伏惟陛下受天之符，为人圣母；皇帝仁孝，肃恭神明”。并称太后为“神皇”。九日，“文武百僚又与耆老夷貊道俗五万余人，守阙固请曰：盖臣闻圣人则天以王，顺人以昌。今天命陛下以主，人以陛下为母”。态度十分坚决，大有不答应不走的架势。（《全唐文》卷二○九陈子昂《大周受命颂》）

可见史书记载只是日期、请愿人数略有不同。日期当以《资治通鉴》为准。人数，《资治通鉴》记载前后两次上表共六万九百余人；陈子昂记载的前后两次“请”、“固请”共六万二千余人。这六万余人请愿，既不可能全部出于自愿，亦不可能都出于被迫。其中必然有一部分或出于保官、求官、升官，或出于观风顺大流，或出于躲避受迫害的风险。但无论如何，有六万余人上表请愿，甚至固请（恳切地请求）武则天当女皇，这是旷古没有的奇观。有了这旷古没有的奇观，才出现了前无古人的女人当皇帝这一历史奇迹。

武则天登基当上女皇，必然要改变国号，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她为何改大唐为大周？这是她早已考虑好的。其一，武氏家族皆自称是周平王的后代。史载：“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为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武则天是以周朝国王姬姓为其祖先的。其二，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是唐朝的开国元勋之一，工部尚书，位至周国公。武则天既然以大周为国号，因此即位后便提高武氏家族的地位，由外戚变成了皇族。在大周境内，武氏家族可以全部免除赋税徭役，于是女皇武则天赢得了武氏家族的拥戴。但她要巩固女皇宝座，还必须得到大多数臣民的支持，这就要看她的政绩如何，以及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

二、从抑制、贬杀酷吏到洗冤、除罪

武则天对待酷吏的态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光宅元年（684），到永昌元年（689），重用酷吏，打击政敌，以巩固临朝称制并走向女皇宝座；从永昌元年（689），到天授二年（691），她继续利用酷吏以走向和巩固皇位，同时又用正直法官徐有功、杜景俭等抑制酷吏；从天授二年（691），到神功元年（697），从杀丘神、周兴开始，逐渐清除并结束酷吏政治。足见酷吏不过是武则天利用的工具而已，用完即除掉。

绿釉罐

天授二年（691）正月，女皇诛杀酷吏、左金吾大将军丘神。丘神是何许人，上面已讲过。光宅元年（684）三月，丘神在巴州（今属四川）迫令故太子李贤自杀。垂拱四年（688）八月，琅邪王李冲据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起兵，丘神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表示愿意投降），神尽杀之，凡破千余家”。因此，他的被杀，是罪有应得。同月，有人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通谋，武则天命酷吏来俊臣查办。来俊臣与周兴对坐吃饭，问周兴：“囚多不承认，当为何法？”周兴回答：“这甚容易！取一大瓮，以炭四周烧烤，命囚入其中，何事敢不承认！”于是来俊臣按照周兴教他的办法，命人取来大瓮（大铁锅），四周用火烧烤，然后站起来对周兴说：“有内状推（控告）兄，请兄入此瓮！”吓得周兴发抖，惶恐叩头伏罪。这就是“请君入瓮”的故事。酷吏周兴罪恶滔天，应处以死刑；但武则天以他打击政敌有功，命将死罪改判流刑。二月，周兴被流放岭南，在途中被仇家杀死。

绿釉钵

接着，武则天又杀了酷吏索元礼。史载，“周兴与索元礼、来俊臣竞为暴刻，兴、元礼所杀各数千人，俊臣所破千余家。元礼残酷尤甚，太后亦杀之以慰人望”。可见女皇甚知索元礼的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同年九月，女皇又杀死酷吏中爬得地位最高的傅游艺。史载，“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傅游艺梦登露殿，以语所亲，所亲告之”。傅游艺由此被捕入狱，被迫自杀。被周兴所杀“数千人”中，包括著名大将、百济人黑齿常之。史载，永昌元年（689）九月，周兴等诬右武卫大将军黑齿常之谋反，逮捕下狱。十月，在狱中被迫自缢而死。所以，周兴等酷吏之被杀，死有余辜！

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

武则天当上女皇后，认为统治已趋稳定，在即位第二年便接连诛杀丘神?、周兴、索元礼、傅游艺等4个罪行昭著的酷吏，以平民愤，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她还认为自己的帝位尚未完全巩固，暂时留下来俊臣等个别酷吏，以威慑政敌。来俊臣在《旧唐书·酷吏传》中位居第一，是酷吏中最狠毒、肆虐时间最长的一个。但自天授二年（691）以后，政局日趋稳定，缓刑除酷已势在必行。长寿元年（692）八月，右补阙朱敬则上疏，认为“本任威刑以禁异议，今既革命，众心已定，宜省刑尚宽”，主张“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女皇“善之，赐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亦上疏说：“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女皇“颇采其言，制狱稍衰”。可见此时缓刑除酷，已经成为女皇与贤臣的共识。而酷吏来俊臣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迫害。长寿二年（693）一月，他甚至迫害到女皇第四子、皇嗣李旦头上，幸亏太常工人安金藏“引佩刀自剖其胸”，替李旦喊冤，李旦才幸免遇害。神功元年（697）六月，来俊臣更加猖狂，欲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诬皇嗣李旦及庐陵王李显与南北衙共同谋反，企图由此掌握大权，被卫遂忠告发。诸武及太平公主恐惧，联合上书揭发来俊臣之罪，使其下狱，有司判处极刑。三日后女皇批准其奏，来俊臣被处死。当天，“仇家争啃俊臣之肉，斯须而尽，抉眼剥面，披腹出心，腾踏成泥”。可见百姓对来俊臣的仇恨有多深！女皇知天下人痛恶来俊臣，乃下制数其罪恶，并说：“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士民得知后相互庆贺。来俊臣的被处死，标志酷吏政治的结束。这是武则天登基后所办的第一件大好事。酷吏横行时，曾错杀了许多人，为此女皇亦深感内疚，经常有一种负罪感。

她为减轻心理压力，并赢得臣民之心，从长寿元年（692）至被迫退位前，先后八次下制减狱、洗冤，平反酷吏造成的各类冤假错案。她觉得仅仅如此还不够。为了解除负罪感，从而获得健康长寿，久视元年（700）七月，她秘密派遣亲信道士胡超将一枚除罪金简放入嵩山峻极峰一大石缝中，正面镌刻铭文：“上言：‘大周圀（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道家称天、地、水为三官，九府谓各方的神仙洞底），除武曌罪名。’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1982年5月21日，河南登封县农民屈西怀在嵩山峻极峰牧羊时发现，送交文物部门。经专家鉴定，确系唐代武则天遗物，命名为“武则天除罪金简”，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现藏河南博物院。2006年由我主讲、福建电视台录制的《武则天除罪金简》，已在东南卫视等频道播出，并获奖。编导张家瑜，摄像赵荣。由以上史书记载及文物佐证，武则天虽曾重用过酷吏，但分三个阶段，最后清除了酷吏，并平反了冤假错案。所以，不能因为武则天曾经利用酷吏以打击政敌，出现一些过失，就认定武则天的统治残暴、黑暗而全盘否定。

武则天除罪金简

三、明察善断，擢拔、重用宰相狄仁杰

这是武则天当女皇以后，所办的第二件大好事。当时女皇急需大批人才，仅靠科举选择供不应求，因此她命存抚使举荐人才，先试用，后淘汰。史载，“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这本是武则天的一项创造发明，在正式任职前，先给一段试用期，加以考察，这有何不可？但时人却写打油诗加以讽刺：“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脱校书郎。”有举人沈全交又续了四句：“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结果沈全交被御史纪先知逮捕，定罪为诽谤朝政，准备先杖之朝堂，然后以法治罪。女皇闻知后大笑，说：“但使卿辈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命令将沈全交放了。在这里，女皇表现得胸怀坦荡、大度，“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而纪先知感到十分惭愧。司马光在征引上述史料后，评论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资治通鉴》卷二○五）这个评论是公正、客观的。

唐代实行的是多宰相制，武周时期亦如此。在武则天独掌政权的21年中，她共用宰相75位。在当女皇的15年中，她最重用的宰相当属狄仁杰，山西太原人，应“明经”科举出身。在高宗时任大理丞，“一年之内断滞狱一万七千人，咸得公允”。任侍御史时，秉公执法，“朝廷肃然”。天授二年（691）九月，女皇武则天慧眼识贤臣，擢拔洛州司马狄仁杰为地官（户部）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始为宰相。十月，太学生王循之上表，请假还乡；武则天准许。狄仁杰说：“臣闻君人者唯杀生之柄不假人，自余皆归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句；左、右相，流以上乃判，为其渐贵故也。彼学生求假，丞、簿事耳，若天子为之发敕，则天下之事几敕可尽乎！必欲不违其愿，请普为立制而已。”女皇称赞狄仁杰讲得好，讲得具体、透彻。

但是，女皇重用狄仁杰，却招来了酷吏来俊臣的妒忌与不满。长寿元年（692）一月，酷吏来俊臣罗织罪名，控告宰相狄仁杰、任知古、裴行本、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今山西长治）刺史李嗣真“谋反”。于是狄仁杰、魏元忠等人，便同酷吏来俊臣斗智斗勇，以洗刷冤枉。在此案之前，来俊臣奏请降敕，一审讯即承认反者可减死刑。及狄仁杰等下狱，来俊臣以此引诱仁杰等招供，出乎来俊臣的意料，刚开始审讯狄仁杰，仁杰便承认自己“谋反”，说：“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才没有用酷刑。酷吏侯思止与来俊臣沆瀣一气，命人用力倒拖魏元忠，元忠说：“侯思止！汝若须魏元忠头则截取，何必使承反也！”魏元忠与狄仁杰一样坚贞，两样表现。狄仁杰即承认“谋反”，有司待报行刑，不再严加防备。仁杰乘机撕裂内衣，书写冤状置绵衣中，对判官王德寿说：“天时方热，请授家人去其绵。”德寿答应转交。仁杰子狄光远得书，持书告变，女皇召见。女皇看完仁杰冤状，责问来俊臣，俊臣狡辩说：“仁杰等下狱，臣未尝禠其巾带，寝处甚安，苟无事实，安肯承反！”女皇命通事舍人周琳往视之，“俊臣暂假仁杰等巾带，罗立于西，使琳视之；琳不敢视，惟东顾唯诺而已。”来俊臣又伪造仁杰等“谢死表”，使周琳上表。

正在这时，已被杀害的宰相乐思晦之子，未满10岁即没入司农，上殿启事，得召见。女皇问他为何而来，这个男童说：“臣父已死，臣家又破，但惜陛下法为俊臣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择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为反状以付俊臣，无不承反矣。”这个10岁男孩的一席话，揭示了酷吏施暴下的现实：绝大部分所谓“谋反”等犯人，都是屈打成招的。女皇受此男童启发，召见狄仁杰等，问：“卿承反何也？”狄仁杰回答：“不承，则已死于拷掠矣。”女皇又问：“何为作谢死表？”回答：“无之。”女皇“出表示之，乃知其诈”。女皇得知所谓狄仁杰等人的“谢罪表”是来俊臣伪造的，这才免除七人因“谋反”而灭族之罪，贬任知古为江夏（今江西九江）令，狄仁杰为彭泽（今属江西）令，崔宣礼为夷陵（今湖北宜昌）令，魏元忠为涪陵（今属重庆）令，卢献为西乡（今属陕西汉中）令，将裴行本、李嗣真流放到岭南。来俊臣又串通武承嗣等，坚决要求杀掉这七名官吏，女皇不准许。俊臣又独称裴行本罪尤重，请诛之；秋官（刑部）郎中徐有功反驳说“明主（武则天）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将顺，亏损恩信”。制止了来俊臣的胡作非为。这一重大案件的处理详情，使我们了解到酷吏迫害贤臣的真相。由于狄仁杰、魏元忠等人的斗智斗勇，10岁男童的上告，才使女皇召见狄仁杰；又由于女皇“明察善断”，才使七人由死罪改判为贬、流。

另有史书记载，狄仁杰被贬为彭泽令，武承嗣屡请诛杀。女皇不允许，说：“朕好生恶杀，志在恤刑。涣汗（比喻帝王发出的命令，不能收回）已行，不可更返。”万岁通天元年（696）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冀县），河北震动，女皇又起用狄仁杰为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刺史。又转幽州（今北京西南）都督。神功元年（697），召狄仁杰入神都，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狄仁杰复相后，直至病逝，备受女皇武则天的器重，成为武周时期宰相的楷模。这说明武周时期的政治还是比较清明的。

四、女皇以自撰的《臣轨》为治国纲领

武则天兼容儒、道、佛，尊儒、信道、崇佛，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她尊儒，主要表现在当女皇时期，以《臣轨》为治国纲领。同时展现她的以尊儒为主，兼容众家之长的政治风采。

《臣轨》一书是武则天自撰，还是出自“北门学士”之手，是何年成书的，史学界颇有争议。我认为,《资治通鉴》把《臣轨》一书认定为武则天亲撰,并成书在长寿二年（693），说该年一月“罢举人习《老子》，更习太后所造《巨轨》”。这是经过考证，采纳、综合了《通典》、《唐会要》、《旧唐书》等书的记载，是可信的。

三彩碗

史载，“长寿二年，太后自制《臣轨》两篇，令贡举习业，停《老子》”。又载，“长寿二年三月，则天自制《臣轨》两卷，令贡举人习业，停《老子》”。又载，“臣范（应为轨）二卷，天后撰”。《臣轨》的中心内容是以“朕”的口气，“朕”的威严，“朕”的语言，训诫文武百官要绝对忠于君主。武则天自从光宅元年（684）开始，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便自称“朕”，群臣称其为“陛下”，其独掌大权实同女皇；但若认为“临朝称制”，与其后的“女皇”已无大的差别，那就错了。正因为二者还有很大差别，武则天为了登皇位，披皇袍，又苦苦奋斗了6年多。在这6年多内，许多大臣、包括宰相们，还是把她当成掌权的皇太后尊崇的。在此时，她要群臣绝对忠于君主，就会显得口气不硬、底气不足；再加上此时她又忙于平定叛乱、打击政敌，为登基做准备，因此也就不急于亦无时间制成《臣轨》。到长寿元年至二年（692—693），武则天帝位日趋巩固，她迫切需要强调臣事君以忠，迫切需要适应群臣以尊儒为主的现状，便利用执政的闲暇时间，发挥她的文史兼备、善于写作的才能，在早已有提纲或部分草稿的基础上，亲自撰成《臣轨》并公布于众，命群臣及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之士学习《臣轨》，成为大周皇朝的政治思想纲领。这是她当女皇之后，所干的第三件大事。

武则天在《臣轨》自序中说“朕以庸昧，忝位坤元”，诸家解说不一。“坤元”是与“乾元”相对应的。《易经》说“大哉乾元”。唐高宗谥号天皇大帝，葬入乾陵，武则天所说“忝位坤元”，当指天后居女皇宝座。武则天在序文中强调，群臣必须事君以忠，而该书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绳准”，君臣应“唱和相依，同功共体”（《全唐文》卷九七《臣轨序》）。(www.chuimin.cn)

《臣轨》共两卷十章，每卷五章。十章依次是同体章、至忠章、守道章、公正章、臣谏章、诚信章、慎密章、廉洁章、良将章、利人章。每章的章名，已表明其主要内容。正如其人，言简意赅、干脆明确。同体章强调君臣同体，“臣以君为心，君以臣为体，心安则体安，君泰则臣泰”，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父子虽至亲，犹未若君臣，仅有一般忠诚是不够的，必须绝对忠于君主，“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守道章，即要求文武群臣遵守中国传统之道，历代帝王之道，更要遵守经她变革之道、武周之道。守道的目的在于“至忠”。公正章要求群臣廉洁奉公，要“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武则天要求群臣做圣臣、贞臣、真臣，而不要做谀臣、谗臣、贼臣。匡谏章要求臣下敢于直言谏诤。“夫谏者，所以匡君于正也”。“主暴不谏，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诚信章强调“人无信不立。非诚信，无以取爱于其君；非诚信，无以取信于百姓。故君臣不信，则国政不安”。慎密章指出“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谋虑机权，不可以不密”。“大慎者闭心，次慎者闭口，下慎者闭门”。廉洁章则强调官吏必须恭廉守节、奉法利人，“理官莫如平，理财莫不廉”。武则天撰写《臣轨》不单是给文臣看的，也是给武将看的，因此专设良将章。指出：“夫将者，君之所恃也；兵者，将之所恃也。”并认为将应有五才四义：五才是知不可乱，明不可蔽，信不可欺，廉不可货，直不可曲；四义是受命之日忘家，出门之日忘亲，张军鼓宿忘主，授?合战忘身。还强调指出，骄兵必败。最后列第十利人章，则强调发展农业，轻徭薄赋以利于百姓，“臣之与主，共养黎元，必当省徭轻赋，以广人财”。这是君主治理国家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石，武则天对此十分重视。

永泰公主墓及乾陵

经查，《臣轨》征引前人史籍包括儒家五经及《论语》，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管子》，杂家的《吕氏春秋》，兵家的《孙子》等书20余种，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采道、法、兵、杂等诸家学说，以臣民要绝对忠于君主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本书要求臣民绝对忠于君主，就是要求臣民绝对忠于女皇武则天。这是武则天治国纲领的真谛。

五、则天女皇登嵩山封禅

话说乾封元年（666）春正月，高宗、武后曾举行过盛况空前的泰山封禅大典。时隔30年，万岁通天元年（696）腊月，则天女皇为何又要登嵩山封禅呢？主要原因是：

第一，完成唐高宗的遗愿。高宗登封泰山后，在武后的劝说下，又想遍封五岳，首选是中岳嵩山。但由于边患及病重等原因，未能实现嵩山封禅的愿望。当时民谣：“嵩山凡几层，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征兵马，傍道打腾腾。”（《朝野佥载》卷一）因此，当则天女皇的事业达到峰巅时，她要超越前代帝王，实现高宗登封嵩山的夙愿。

第二，彰显武周盛世伟业。历来帝王封禅，都正值盛世。此时武周皇朝如何？先从神都洛阳说起。唐代洛阳城，始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当时尚无外郭城。长寿二年（693），武则天令宰相李昭德增筑外郭城，“城内纵横各十街，凡坊一百十三，市三”，使神都更加宏伟、壮丽，成为武周时期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再往远处看，长寿元年（692）九月，西州都督唐休璟给武则天上疏，请求收复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武则天立即批准，擢拔王孝杰为全军元帅，率军于十月大破吐蕃，一举收复安西四镇。并在龟兹（今新疆库车）设置安西都护府，驻军镇守。次年即擢拔王孝杰为宰相。武则天并非好战之人，对于附属国，只要入朝纳贡即可；对于外国，皆以平等友好的态度对待。如长寿二年（693）二月，新罗王金政明卒，武则天遣使立其子理洪为王。其后理洪死，又册封其弟崇基为王。天授三年（692）三月，五天竺国并遣使朝贡，则天女皇甚喜。慰而遣之。天册万岁元年（695）四月，位于神都的巨大天枢铸成，上“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武则天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标志武周皇朝进入最强盛时期。

天枢

第三，弘扬尊儒信道崇佛的宗教文化政策。嵩山少林寺是佛教禅宗祖庭，中岳庙又是道教圣地，武则天在命群臣学习所撰《臣轨》，突出尊儒，以《臣轨》为治国纲领之后，并未放弃崇佛信道。同年九月，她接受来自佛教信仰的尊号“金轮圣神皇帝”。长寿三年（694）五月，她又接受尊号“越古金轮皇帝”。天册万岁元年（695）九月，又加尊号“天册金轮大圣皇帝”。与此同时，她又号嵩山为神岳，尊嵩山神为天中王。就是在这种佛光仙影的笼罩下，则天女皇举行了登封嵩山的盛典。

史载，万岁通天元年（696）腊月初一，女皇武则天从神都洛阳出发。十一日73岁的女皇在群臣及各少数民族酋长的簇拥下，至嵩山亲行封禅之礼。这时，女皇精神矍铄，健步登上嵩山。在鼓乐歌舞声中，女皇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欣逢盛世，慷慨激昂。封神岳于太室山之巅祭天，改元万岁登封，改嵩阳县为登封县（即今登封市）。十四日，女皇禅于少室之山麓祭地。十六日，女皇御朝觐坛受群臣朝贺。二十日，女皇率群臣返回神都洛阳。这次封禅盛典，虽总共只有20天，但却填补了古代皇帝封禅史上的巨大空白。不仅是女皇封禅，而且封禅地点由东岳泰山改在中岳嵩山，这都是历史上唯一的创举。这极大地丰富了古代礼仪文化，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促进了嵩山文化的形成，在盛唐文化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六、则天女皇复立李显为皇太子

当女皇从嵩山返回神都后，臣民关心的不再是封禅，而是由谁来继承皇位。女皇此时虽已73岁，但仍未感到衰老，故又拖延了两年。圣历元年（698），女皇已75岁。皇位继承问题，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这年二月，女皇两个侄子武承嗣、武三思营求为皇太子，多次派人去劝说女皇：“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认为女皇姓武，接班人当然也应该姓武。女皇听后犹豫不决。女皇性格刚强，又聪明睿智，遇事往往当机立断。但此事关系重大，关系到武周皇朝的归宿、她身后的归宿，不能不慎重考虑。宰相狄仁杰的看法与上述看法截然相反。他每次都从容不迫地对女皇说：“文皇帝（唐太宗）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太帝（唐高宗）以二子（李显、李旦）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末闻侄为天子而姑于庙者也。”女皇说：“此朕家事，卿勿预知。”仁杰说：“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又劝女皇召还庐陵王李显。另两位宰相王方庆、王及善也劝说女皇应立子为皇太子。女皇遂开始倾向立子嗣。又过了几天，女皇又问狄仁杰：“朕梦大鹦鹉两翼皆折，何也？”仁杰回答说：“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女皇由此无立武承嗣、武三思之意。

这时，右肃政中丞吉顼为女皇的心腹官吏，与张易之、张昌宗皆为控鹤监供奉，关系甚为亲密。吉顼对二张说：“公兄弟贵宠如此，非以德业取之也，天下侧目切齿多矣。不有大功于天下，何以自全？窃为公忧之！”二张恐惧，问计于吉顼。吉顼说：“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复思庐陵王。主上（女皇）春秋高（年岁大了），大业须有所付；武氏诸王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劝上立庐陵王以系苍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祸，亦可以长保富贵矣。”二张表示赞同，亦多次劝女皇召还庐陵王，立为皇太子。女皇知道这是吉顼给二张出的主意，便召问吉顼，吉顼复为女皇陈述利害关系。女皇看到从狄仁杰等宰相、心腹官吏，到二男宠，都不赞成立武承嗣、武三思而主张立唐高宗、则天女皇之子为皇太子，可见“天下士庶未忘唐德”，人心向大唐，便不再犹豫，决定立亲生儿子为皇太子，日后接班。

胡俑

三月初，女皇托言庐陵王有病，需要回神都治疗。遣职方员外郎徐彦伯赴房州（今湖北房县），召庐陵王及其妃、诸子女回神都。当月，庐陵王一行回到神都。这件事，按女皇的旨意，是秘密进行的。据推断，女皇当时可能有如下考虑：其一，公开进行担心会引起李、武两家族的激烈冲突，尤其担心会引起武氏家族的极大不满；其二，将庐陵王召回神都，应给予何种地位，暂时尚难确定。就是说，女皇是立三子或四子为太子，她还需观察一段时间。

圣历元年（698）八月，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因不得为太子，抑郁发病死。武承嗣是武元爽之子，是武则天亲侄，是武氏家族中地位高、有一定才能的人。他的死，使武则天立亲子为太子减少了阻力。这时，皇嗣李旦的表现亦很乖巧，见三哥李显自房州返回，便数次装病不入朝。九月，他向女皇固请逊位庐陵王，女皇允许，十五日立庐陵王为皇太子。从此李显成为则天女皇堂堂正正的继承人。这是武周皇朝的最重大的转折，说明女皇之后仍然恢复大唐的正统地位。事隔两天，九月十七日，女皇命太子李显为河北道元帅以讨后突厥。结果，民众反应十分强烈。“先是，募人月余不满千，及闻太子为元帅，应募者云集，未几，数盈五万”。这说明广大民众渴望恢复大唐皇朝的正统地位，拥护李显为皇太子；同时亦显示出作为女皇的武则天，这一重大举措是顺应历史潮流、合乎民意的。

七、武则天重返长安大明宫

女皇在复立李显为太子以后，便立即采取措施，改变政策，以求身后平稳归唐。

其一，女皇担心身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竭力调和李、武两家族的矛盾。圣历二年（699）四月，命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与武攸暨、武三思等撰写相互和睦的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

大明宫

其二，充实、调整宰相班子。复立李显为太子后，女皇更加重用宰相狄仁杰。她命太子李显为河北道元帅讨伐后突厥，随即命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知元帅事，女皇亲自送行。狄仁杰率兵10万进行讨伐后突厥，后突厥退回漠北。女皇以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使。狄仁杰“禁其下无得侵扰百姓，犯者必斩。河北遂安”。这期间，女皇又先后任贤臣姚崇、李峤、魏元忠、王及善等为宰相，将宰相武攸宁罢为冬官（工部）尚书。

其三，提升相王李旦的地位，令其掌握部分军权。圣历二年（699）正月，以相王领太子右卫率。长安元年（701）八月，后突厥侵扰北部边界，女皇命安北大都护相王为天兵道元帅，“统诸军击之，未行而虏退”。

但是，就在这年八九月间，一场十分意外的悲剧发生了。约在八月下旬的一天，太子李显之子、邵王李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主婿武延基（武承嗣之长子）一起私议二张之事，重润与延基二人发生争吵，被窗外的张易之听到。张易之报告给女皇。女皇因二人违背刚立下不久的明堂誓言，命太子李显惩处。李显见其母恼怒，为保住太子地位，将李重润、武延基等三人赐死。于是九月三日李、武两人自缢身亡；时隔一日，永泰郡主亦自缢而死（另一说因生娃难产而死）。武则天对此事的发生，十分伤感和烦恼。她虽然性格刚强，但此时已是耄耋之年，况且被赐死的三个年轻人是她的孙子、孙女及侄孙。为摆脱在神都的烦恼，便决定在十月完成早已筹划好的长安之行。

麟德殿

史载，长安元年（701）十月，78岁的武则天率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及其诸子，离开神都返回阔别了20年的长安。在这20年内，她从未忘记长安。长安是她的出生地，保留有她童年的欢乐；长安皇宫，是她当12年才人居住的地方；长安感业寺，既留有她当尼姑的辛酸，又存有她与李治结合的甜蜜，那是李弘的出生地啊！在长安的往事还没回忆完，她已到了大唐京师长安。她一下辇车，立即下令大赦天下，改元长安（原为大足元年）。十一月，改含元宫为大明宫。大明宫始建于贞观八年（634）十月，目的为太上皇李渊避暑，初名永安宫。九年（635）一月，改称大明宫。五月，李渊病死，营建工程停止。高宗龙朔三年（663）建成，名蓬莱营，咸亨元年（670）改名含元宫。从长安元年（701）十一月迄今为大明宫。因此，盛唐最宏伟的宫殿大明宫，从建成到定名，都有武则天的功绩。女皇武则天在长安大明宫居住了两年，至长安三年（703）十月又返回神都洛阳。

女皇这两年长安之行的目的：其一，是欲融洽她与李显、李旦的母子关系，稳固李显的太子地位，并缓和李、武两家族之间的矛盾，为身后归唐做好政治上的准备。其二，是表达身后袝庙、归葬乾陵的意愿。其三，是关注西部军事斗争形势。女皇到达长安后不久，命郭元振为凉州（今甘肃张掖）都督、陇右诸军大使。“元振善于抚御，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长安二年（702）九月，女皇在大明宫麟德殿宴请吐蕃论弥萨，时边将唐休璟入朝预宴。论弥萨屡凝视休璟，女皇问他为何。弥萨说：“洪源之战，此将军猛厉无敌，故欲识之。”女皇遂擢拔唐休璟为右武威、金吾二卫大将军。这两件事不仅说明女皇关注西部军事形势，而且善于擢拔将才。

女皇在长安两年的主要政绩：其一，长安二年（702）正月，在长安城初设武举。其二，同年十二月，女皇又在长安大明宫决策“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以上两点详见本书第七章）其三，进一步昭雪冤案。长安二年（702）十一月，女皇命令监察御史苏颋复核酷吏来俊臣等处理过的旧案，“由是雪冤者甚众”。几天后女皇“祀南郊，大赦，赐酺三日”。女皇亲临位于长安外郭城正南门明德门外东二里的天坛（亦称圜丘，遗址在今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南操场东侧）祭天，宣布大赦天下，让百姓欢聚饮酒三天，以庆祝她的长安之行，庆贺昭雪冤案已经完成。看来女皇对武周政权的巩固、身后归唐，是充满信心的。其四，长安三年（703）十月，日本国遣其朝臣真人粟田率第八次遣唐使来长安，贡献方物（有地方特色的礼品）。朝臣真人官职相当于唐朝户部尚书。于是粟田入朝戴进德冠，则天女皇在大明宫麟德殿，设宴款待日本国朝臣真人粟田率领的第八次遣唐使。粟田被女皇授为司膳员外郎，随后回日本。这段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书写了中日友好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受到日本当代史学家的高度重视。（金子修一：《日本第八次遣唐使与则天武后》，载《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

天坛

大明宫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