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学的发展与鄂尔多斯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密不可分

2024-09-06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鄂尔多斯学的提出，是鄂尔多斯近一二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更令人惊叹的是，“鄂尔多斯”作为当今中国的一个著名品牌，已享誉世界。所以，研究鄂尔多斯的文化现象，必然被提到日程上来。布赫同志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题写的会名鄂尔多斯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其特殊性、典型意义表明这种积淀和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真正对鄂尔多斯进行科学的认识和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关于鄂尔多斯学^[1]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鄂尔多斯学”这门具有独特意义的学问及其命名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这门学问也随之进入一个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建立起一门学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完成的。它不仅需要认真地科学论证，还需要逐步地完善和规范。目前，我们还难以十分确切地给“鄂尔多斯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不过，鄂尔多斯学形成发展至今，其内涵的基本框架已越来越清晰。鄂尔多斯学的应运而生势在必然。

鄂尔多斯学的提出，是鄂尔多斯近一二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们注意到的所谓“鄂尔多斯经济现象”，就是说为什么在较短的时间里，鄂尔多斯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的自然经济走向多元的市场经济，由荒凉走向生态重建，由贫困走向初步富裕，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而更令人惊叹的是，“鄂尔多斯”作为当今中国的一个著名品牌，已享誉世界。正是这样一个经济现象，引起了国内外的瞩目，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自然成了各方面感兴趣的问题。从鄂尔多斯地区经济发展本身来讲，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比如跨越式发展的意识、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以及资源转换战略、企业发展的集团战略、“二次创业”等，除此之外，在这个经济现象的背后，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任何一个地区的开放和发展，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包括人们社会心理素质的综合反映。经济现象的后面，必然还有一个文化现象，经济的持续发展，更离不开文化（包括思想观念）的支撑。所以，研究鄂尔多斯的文化现象，必然被提到日程上来。

布赫同志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题写的会名

鄂尔多斯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其特殊性、典型意义表明这种积淀和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从旧石器晚期开始，这里就是我国北方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又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时最早的开发和组成部分，此后一直是历史上北方多民族共同活动的舞台，是民族汇聚、交往最集中的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蒙古族进驻这一地区后，长期生活在这个完整而又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更多地保留了自己民族的传统和习俗，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比如以成吉思汗陵、苏勒德^[2]为代表的鄂尔多斯蒙古祭祀文化，以著名的鄂尔多斯民间歌舞为代表的鄂尔多斯民间文学艺术，以《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为代表的鄂尔多斯蒙古历史学，以具有鲜明特征和保留更多传统的鄂尔多斯蒙古民俗及宗教，还有以独特风貌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生态景观为代表的鄂尔多斯旅游文化，等等，构成了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核心内容。

成吉思汗陵旅游区的“铁马金帐”

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曾经活动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各个游牧民族，因受其文化发展的局限，加之经常流动、迁徙和相互间的频繁更替，留下来的地区性的文献资料极其有限。史籍中虽有涉及和记载，但比较零散。到了近代，随着殖民主义者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侵入，国内学者和有识之士开始注意边疆民族地区的史地研究，才陆续有了一些关于这些地区历史沿革、人物事件等方面的著作和社会调查、游记见闻。在这一类著作中，人们开始注意到曾是封闭而又神秘的鄂尔多斯地区。特别是在民国初年，国内史学界对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论，参与争论的是著名学者张相文、屠寄，争论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发表在当时的权威刊物《地学杂志》上，且持续了2年多时间，影响可谓广泛而深远。且不说争论双方的论点如何，争论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鄂尔多斯名声大振，更多的人们知道，和成吉思汗威名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地方叫做“鄂尔多斯”。真正对鄂尔多斯进行科学的认识和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对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使我们对鄂尔多斯开始有了新的认识。1956年，新成吉思汗陵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建成。1962年6月，纪念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大会在成吉思汗陵隆重举行，参加纪念大会的全国著名蒙古史学者接着又举行了学术讨论会，这一系列活动对以后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对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地方史志工作入手，一些热心于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研究事业的专业和业余工作者，克服困难，不懈地探索，从一点一滴地收集积累资料，到一个一个专题的深入研究，完成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成果，为鄂尔多斯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鄂尔多斯经济现象”的出现作出了相辅相成的贡献。

成吉思汗陵“苏勒德”祭台

具有鲜明特征的鄂尔多斯历史文化很早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兴趣进行研究，比如，1922～1923年，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天主教神父桑志华、德日进，在鄂尔多斯南端的萨拉乌素河沿岸大沟湾、水洞沟（今属宁夏）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揭开了鄂尔多斯地区人类文明最早的一页。战国时代，鄂尔多斯地区曾是匈奴活动的中心地带，匈奴的遗物，特别是匈奴的青铜器在鄂尔多斯发现很多，其制作工艺和艺术造型，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被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许多精美饰牌被外国探险家、传教士带往国外，在欧洲举办过展览，被大型博物馆收藏，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1878～1945年）在对《〈马可·波罗游记〉注》的研究中，运用大量中外史籍、文献，对成吉思汗的历史事迹，特别是成吉思汗的葬地进行了考证，他的结论是成吉思汗死后其灵柩运回蒙古以后安葬”，认为成吉思汗葬于鄂尔多斯是一种误解。日本学者对鄂尔多斯的研究也很重视，东京大学和田清教授（1890～1959年）在研究明代蒙古问题时（《东亚史研究·蒙古篇》），首先提出了鄂尔多斯名称的来历，确认为是守卫八白室的部族。他特别下工夫广征博引，考证了鄂尔多斯济农家族的世袭情况，对其起源和兴衰作了详细的描述。特别要提到的是，对鄂尔多斯蒙古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是一位比利时神甫阿莫斯太（1881～1971年，汉名叫田清波），他于1905～1925年在鄂尔多斯南部的城川生活了20年，对当地的蒙古语言、民间文学、历史文献、部落地名、风俗习惯等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此后，他在北京辅仁大学又用了20多年的时间潜心研究，出版了大量关于鄂尔多斯研究的著作，在国际蒙古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上这些实例说明，鄂尔多斯历史文化之所以引起国外学者如此浓厚的兴趣，长时间地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其深刻的原因，在于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内在魅力，这一点毋庸置疑。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成吉思汗历史故事雕塑(www.chuimin.cn)

由此可以看出，鄂尔多斯独特的历史演进过程，构筑了许多有着强烈理性色彩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又造就了一门系统的学问——鄂尔多斯学，即以鄂尔多斯地区为对象，进行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学、民俗学、生态学、宗教学以及文学艺术的综合、系统研究的学问。目前可以提出的主要内容有：历史沿革；自然地理与生态演变；民族关系及其特征；生产方式的演进及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实施；政治制度与军事；考古与文献；文学艺术、语言；宗教与祭祀；民俗；人物；国内外研究动态与情报等。这些内容，既包括历史的，也包括现实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认识，还需要不断地深化。

作为先进文化，既包含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作品、新形式，也包含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它们都是宝贵的资源，对它们进行深入地研究，予以总结和提高，使之融会在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中，这乃是当代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视和支持开展鄂尔多斯学研究这样的文化事业，是和推动经济发展一样重要的事业，也是开放和创新意识的体现。

与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荣誉会长夏日（中）及常务理事乔布英同志（右）在成吉思汗陵旅游区（2005年）

鄂尔多斯学的提出和建立，如同是一次创业，需要做许多扎实的基础性工作。首先，要继续进行资料建设，抓紧收集在鄂尔多斯地区及其他地区（包括国外）的各种文字资料、实物资料、口碑资料、音像资料等，有些已属抢救之类；其次，要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出一批各方面的专家，要有一支专兼职的队伍；再次，要有整体规划，也要有专项规划。提出课题，列出项目，抓住重点，组织力量，有所突破，有所建树。在研究工作中，要有品牌意识。鄂尔多斯不仅有自己的经济品牌，也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品牌；最后，加大宣传力度，使鄂尔多斯学建立在更多人们认可和参与的基础上，培育进一步发展的沃土。鄂尔多斯的各族人民更应珍惜自己的这一宝贵资源，使之发扬光大，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不久，就着手编辑出版《鄂尔多斯学研究丛书》，既汇集和展示了交流成果和研究成果，又以此为基地，发现和培养人才，实在是办了一件实事。我衷心希望《鄂尔多斯学研究丛书》不断提高质量，越出越好，为鄂尔多斯学的建设和发展建功立业！

2002年11月于塞上古城

【注释】

[1]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编《鄂尔多斯学研究丛书》所写的总序。

[2]成吉思汗陵在一年四季的每一季都要举办祭典苏勒德的仪式。祭典苏勒德这一古老传统在蒙古族群众中已经延续了700多年。苏勒德是一只巨大的长矛，它象征着长生天赐予成吉思汗的佑助事业成功的神物，也象征着成吉思汗的赫赫战功。

鄂尔多斯学的发展与鄂尔多斯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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