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倒袁成功,孙氏返华当政,当让予日人前所未有之上述政治、军事与经济上之特权。此时孙氏在野,国民党人四散,中山所许虽重,究系空头支票,显未受大隈之重视。然说者有以孙文主动提出中国主权之出让,实为翌年大隈内阁对袁提“二十一条”要求之张本。......
2024-04-29
还有许多历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国汉学家,像已故的哈佛学派健将玛丽?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狭义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发现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会”他们搞起来的。“同盟会”几乎没有实际参与。
我们治革命史的,如果只从“组织”的一个角度来看它,这话原没有错。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运动”(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爆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的,“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桩“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其它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红卫兵”。他们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滥觞的结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驱除鞑虏”那时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恢复”了。——好不痛快哉?!
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现在纽约市大执鞭,当年是“正黄旗”贵族的吾友黄庚教授,便时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说:“你们(汉人)那时要驱除的鞑虏,就是我!”“我们(汉人)”那时为什么要“驱除”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鞑虏黄庚呢?我拍拍黄教授说:“我们不但不驱除你,还把汉家姑娘嫁给你呢!”
所以孙中山那时要“驱除鞑虏”,只是驱除几个可怜又可嫌的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连半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老头子罢了。其后袁世凯歪歪嘴,不就把他们“驱除”了?——干净利落。(www.chuimin.cn)
可是那八字灵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国”,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山与同盟会诸公,首先即以他们自己新组织的同盟会为示范,来试验那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美国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
“同盟会”于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在东京成立时,其组织形式即分“执行”、“评议”(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体一致推选出任“执行部总理”,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等于副总理。汪精卫则当选为“评议部议长”;邱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每部各有分属。全会干部三十余人,三权分立,煞有介事。然据曾任执行部书记的田桐回忆:“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曾独立行使职权矣。”(见田桐,载(《革命文献》第二辑)事实上,当一九零七年三月四日孙总理接受日人馈金离日时,如此重大事件,他们显然连会也没有开过。于此一纠纷,我们就可看出这个革命司令部内,平时会务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会”进而改组为“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连“总理”、“总裁”二职称都变成孙、蒋二公专用的“谥法”,再没有第二个“总理”,第二个“总裁”了。三权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彻底了吗?朋友,革命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阶段前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些进步,搞了七、八上十个阶段,“革命”就会“成功”了。用不着做急色鬼。所以当时以一个首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神圣政党、国父完人,以身作则,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诸军阀及“八百罗汉”(民初国会议员的集体诨名),而期其有成,岂
非缘木求鱼哉?辛亥革命过去八十年了。我们搞“建立民国”,到现在已换了几个朝代,而我们的“民国”至今还是个半调子、“四不像”,实在是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一个真正的“民国”,最后是必然要出现的。不信,等着瞧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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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29
就说“戊戌变法”吧!我就认为从历史上看,尤其是悄立于巫山十二峰之巅,俯看滚滚洪流的“历史三峡”,不论是从宏观认知,或微观探索,戊戌变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是那时推动变法的英雄们,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六君子,人在此山中,看不见罢了。要搞宫廷政变;囚杀西后,拥光绪独裁,变法改制。不幸如今落入造反派之手。失败了,也不会搞个“一身剐”。好了,戊戌变法时,谭嗣同一伙搞不下去了。......
2024-04-29
而孙文当年那一批小华侨们,则主张“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那至少在政治上也有点“全盘西化”的意味了。其实亡人国并不必灌水。只要主题找对了,叫它几个动听的口号就够了!孙文这个“驱除鞑虏”的口号是叫对了,因为它主题鲜明。所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举国风从,“辛亥革命”就变成个历史上伟大的里程碑了。......
2024-04-29
中山于一八九五年冬路过日本时,只是个薄有微名的中国逋逃犯。两年后“蒙难”归来,他已成为国际知名之士。他的日渐上涨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至于在中国真正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孙文这个帮会头目,这时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瞧不起他的。“日俄战争”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江流石不转”,孙中山未变也。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
2024-04-29
国父还有“五权”宪法呢!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你就不谈了耶?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遗教中最最可取的两大制度:“考试制度”和“御史制度”。于三权之外,另设“考试权”和“监察权”。因为在一个多重中心的现代化社会里,要“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凡是沾上要领取执照的职业,几乎无一不要考。至于“监察权”就更不值一提了。所以在一个现代化了的政体之内,防贪防腐,三权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权、十权亦无济于事也。......
2024-04-29
江靖反袁护国军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废除了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玩弄两面手法,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破坏民主共和,实行专制独制,直至闹起复辟称帝的丑剧。......
2024-05-17
世凯行四,俗呼“袁老四”。他兄弟之失和,盖起于拳乱时期。此事分明是世教代弟受过,而世凯不但未加维护,或不无弃兄自保之嫌。迨世凯返籍葬母,乃借口庶母不应入正穴,而予以难堪,以泄私愤。不幸的是袁道台未几即死于任所,年方十四的世凯就只好奉母回籍了。翌年世凯的生父袁保中,又病死项城故宅。越年两丧,世凯母子就是不折不扣的寡妇孤儿了。以故世凯终于投笔从戎,末始不是个明智的抉择。......
2024-04-29
以杨衢云、孙文为首的两个革命小团体,自从一八九五年一月合并为“兴中会”以后,至一九零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看看这个最早的革命团体怎样地从生到死;和中山本人却又如何地脱颖而出,从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经日本报纸这一宣传,不特“孙文”已跻身为国际人物,中国近代史上也多出了“革命党”这一词汇。......
2024-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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