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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的袁世凯与孙文

【摘要】: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的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在我课室内进进出出的华侨小青年,亦下下数百千人。相反的,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华侨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点。而中山那时的华侨小青年,几乎全是CBA而绝少ABC。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期的革命运动,便是有上述特征的华侨小青年们所推动的。

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的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笔者蜗居纽约四十余年,在“穷人哈佛”的纽约市立大学从兼课到专任,教书经验亦有三十余年。在我课室内进进出出的华侨小青年,亦下下数百千人。我平时总欢喜举中山先生的故事来勉励他们。行行出状元,如今虽做不到大总统和国父,但不断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点“大事”嘛!其实我的学生中,卓然有成者,亦为数颇有可观。

相反的,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华侨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铸造后来革命家孙文的社会条件。

大体说来,他们的特点约有数端:

一、工农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类多贫雇农、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除旧有的观念和道德标准之外,平时没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

二、小华侨们受父兄宠爱,甚至溺爱;类多丰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颇可上进:恶子弟,则至为堕落。

三、教育水平,下辈平均都在高中以上,远超过长辈。——当年老辈华侨多不识字,纵识字也不过稍读二一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干家诗)而己,而下辈则于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语了。

四、以说汉语的“弱势文化”,在海外对抗西语(英语)的“强势文化”,老辈乡不谙外语,为自尊自重乃坚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辈华侨,较之国内人民,更为保守;而讲“双语”的小辈于自卑之余,则趋向“全盘西化”。所以他们父子之间“代沟”极其严重。笔者本人便不时为学生父子间之冲突,排难解纷。中山先生与他的长兄孙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师的程度,吾知其冲突根源所在也。处于我辈今日,“西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字也。

五、这老少两代的华侨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也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鸟气。小一辈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准了。

老实说,当年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和在香港的“辅仁文社”,都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所组织的。孙中山先生(谱名孙帝象,学名孙文、孙德明,字载之;入耶教时,名孙日新;行医时他的汉文老师区凤墀为他作一音之转改为孙逸仙,后来变成“美国公民”时,在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名字则是Sun Yat - sen)当时便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之一。他或许由于禀赋较高,幼年时确实“异于群儿”;他也确实是读书用功,做事有恒,终能“脱颖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会背景是自有其特殊模式;这模式对他有特殊影响的。(www.chuimin.cn)

这儿更不妨附带一说。中山那时代的青年华侨,与笔者班上的侨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侨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节”之别。“竹升”者,美国土生也。老华侨们认为这类小华侨,“肚子内一无所有”。“竹节”者,唐山出世,幼年来美,“两头不通气”也。

我们通番语的学术界,则叫前者为ABCABC者,Americanborn Chinese也。后者则叫CBACBA者,China-born American也。而中山那时的华侨小青年,几乎全是CBA而绝少ABC。因为那时的旅美华侨,生存在最凶残、最下流无耻的(Chinese Exclusion Acts)压榨之下,中国妇女,除少数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说是绝无仅有也。

而那些小“竹节”,则由于父亲是“美国公民”(母亲不是),取得美籍“出生纸”而旅美也。

所以这些小“竹节”绝大多数都能使用中英“双语”(bi-lingual)。其天资笨拙或不愿用功的,往往双语皆不通;而禀赋卓越,又肯于用功学习的,则每每两语皆精。孙中山就属于后一类。而孙逸仙这位小“竹节”之取得“美国公民权”,则通过另一管道。孙公于十三岁时(光绪五年,一八七九)随母就兄,迁居檀香山。那时的夏威夷是个红种人的独立王国。不幸老王于一八九一年晏驾。兄终妹及,夏威夷乃出了个女王。三年之后,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种殖民主义者篡了位,夏威夷乃变成个傀儡共和国。一九零零年(庚子),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一年,这个小傀儡共和国就被美国兼并了。

夏威夷既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按美国宪法,则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统变成“美国公民”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却说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语,因而撒了个谎,自称出生于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国公民权,领用美国护照了。可是当他于一九零四年在旧金山初持檀岛出生纸入境时,如狼似虎的美国海关检员对他发生了怀疑(另说是保皇党告密),乃把他拘留于“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帮”,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该堂出美金五百元保释候审;并雇请律师向华府申诉。这场官司美国移民局居然打输了,中山乃得以美国公民身分重入国境。这个“美国公民权”对中山其后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的读者们读史至此,可能要批评:我们的“国父”,族之圣贤也;岂可弄虚作假,非法取得美国公民权?读者若作如是想,就昧于史实了。须知在那人类文明中最可耻的美国欺压之下,我辈华裔移民在当时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法律”分类中,是比“黑人”与“印第安人”都还要低一等。印第安红人在那时的美国法律之下,不算是“人类”的。因此“华人”(Chinaman)在当时更是非人类中的非人类了。中山先生为非作假吗?朋友,你能和当时排华杀人的种族主义者这批野兽,谈孔孟之道吗?明乎此,你就了解孙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并不是他发明的。“美籍出生纸”在华侨社会里,是有其公开市场和价格的。

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期的革命运动,便是有上述特征的华侨小青年们所推动的。他们都是爱国华侨,寄迹异邦、粗通番语,因此得风气之先,对现代西方的新观念、新事物,接触较早——比内地的知青如黄兴、末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大致要早十年。由于这早晚两期的革命骨干的家庭、教育和一般社会背景都截然不同,它也标志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显明的阶段性:“兴中会”基本上是个华侨组织;后来的“同盟会”,就带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