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孙文：辛亥革命的关键角色

2024-04-29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位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原为平捻之后，部分淮军北调，担任“防军”的屯田区。清代军制中有所谓“防军”、“练军”诸名目。“防军”者驻防之部队也。另于甲午战争前夕，在小站防军东调之后，以旧营房作为“练军”之所，来试练一支新军，以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所谓“练军”，自然练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其他如“正步走”、“枪上肩”……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

总西百之，湘淮两军，虽也有一些“洋枪队”。他们基本上还是一种传统武装；是西安“兵马俑博物绾”的嫡系苗裔。可是袁老四的“小站”就不同了。

位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上引陈志让书页四十九误为“平津之间”），原为平捻之后，部分淮军北调，担任“防军”的屯田区。清代军制中有所谓“防军”、“练军”诸名目。“防军”者驻防之部队也。而“练军”则是在从事训练中之部队（参阅同上《清史稿·兵志》）。甲午战前，李鸿章最反战，因其深知中国海陆两军均不足以参加国际战争，然迫于国内国外压力，渠亦自知对日抗战为不可免（注意：今日的江泽民可能也有此难言之隐）。李氏乃临时抱佛脚，积极备战（亦如抗战前之蒋公也）。在海军上备战详情，笔者曾有另篇述之，不再重复。在陆军方面，李鸿章则一面商之英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在天津创办“武备学堂”，以满人廕昌主之，培训新制军官以逐渐淘汰旧淮军。另于甲午战争前夕，在小站防军东调之后，以旧营房作为“练军”之所，来试练一支新军，以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

所谓“练军”，自然练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点稍息、立正阶段的训练（今日军训所谓“典”、“范”、“令”），没啥深文大义也——笔者这一辈，抗战前在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营房中，受“学生集训”，三个月就完成“营教练”（有当营长的基本知识）。当年黄埔一、二期，亦不过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时中国人见洋兵“敬礼”，都觉得好奇怪啊！归而记之曰：“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时在头上拔掉几根头发，甩到地上。算是对上司“敬礼”，也不简单啊！也得要洋教习来教啊！其他如“正步走”、“枪上肩”……，没个洋人来教，哪行呢？！

所以练新军必用洋教习，当时所谓洋员。但是那时欧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来教稍息、立正的，有几个不是冒险家，甚或洋瘪三呢？！——笔者曾撰文并举例细论之。他们彼此之间，互揭西洋镜的记载，更是说不尽的。(www.chuimin.cn)

这种冒险家和游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说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练新军、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没有他们。善加利用，他们是有其贡献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时在中国搞新军，一般都最重“德式”（蒋公后来亦然）。一八九四年胡燏棻受命去小站练兵，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cken）。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曾设计大连要塞。丰岛海战时，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舰击沉，我军死于海者七百人，汉氏竟以善泅幸免。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但汉某原非海员，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

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 efficiency）；但处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顽固”（German arrogance）。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不数月便自觉吃勿消，乃挂冠而去。——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时势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袁世凯与孙文：辛亥革命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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