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袁世凯和孙文的关系

2024-04-29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盖中朝关系原为已有三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中之“宗藩制度”的一环。吾人治比较史学，固知东方民族史中之“宗藩关系”，与西方民族史中之“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关系”，绝不可混为一谈！联合国今日有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所以中国传统上的“宗藩关系”，也就是诸侯与天子的关系。——细说需有专书，今且让我们只重复一句；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少数民族的“宗藩关系”，是一种古代东方的“联合国”与“会员国”的关系。

记录袁氏在朝鲜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史传，而能遍用东西史料者，当以吾友陈志让教授最为深入。然志让的《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的紫（黄）袍加身》〔Jerome Chen, Yuan Shi-kai,1859～1916: Brutus Assumes the Purple . Stan 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及其续编诸书，皆雅善敷陈；至于袁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扮演者究系何种角色，则未言其详也。台海两岸史学界，近年所见涉及袁氏之专着，当以上引侯君（全传），最为翔实。书中所发掘之新史料亦最多。开于在朝鲜之一段，则讥刺多于分析，亦美中不足也。

盖中朝关系原为已有三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中之“宗藩制度”的一环。吾人治比较史学，固知东方民族史中之“宗藩关系”，与西方民族史中之“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关系”，绝不可混为一谈！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言其详，则千页巨著，不能竟意。——今且试言其概念。

西方殖民主义之要点在强者剥削弱者。剥削方式容有不同，规模大小、深浅亦各异其趣，然其基本原则无异也。

须知东方（基本上是中国）的宗藩制度，实源自周初的封建制。据可靠史料如清人顾栋高所撰《春秋大事表》，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七零～前四七六年），周天子之下有二百零九个“诸侯国”。其中与天子同姓者有五十二国。国有大小；诸侯名位有高低（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与诸侯之间，都有若干义务要遵守，相辅相成。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剥削”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情势，就很像今天的“联合国”。

联合国今日有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大的会员国之下还有若干“附庸国”（dependent states），像英国的百慕大和香港；美国的波乡黎各和关岛。加起来也有二百一十七个代表单位之多。——两者之间连数目字都十分接近。真是无巧不成书。

今日的联合国对它的会员国有许多义务，如解释法理、保护安全；乃至提升经济、卫生、文教、环保等等之工作。联合国如本身有力量，则由“安全理事会”执行其义务。这在我国周朝，便叫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如果联合国没力量，要由美国来代劳去打韩战、越战、波斯湾或台湾海峡……，这在周朝便叫“王纲解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诸侯齐桓公如美国，可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所以中国传统上的“宗藩关系”，也就是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很像今日“联合国”和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的关系。彼此之间有义务要相互遵守。彼此之间却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之间不同之点便是，中国古代的“宗藩制度”里有一个“天子”，不像今日联合国里只有个宰相（秘书长），而没个皇上；中国古代有“王畿千里”、“带甲百万”，今日联合国只有商地十余英亩，警卫数十人而已。——但是他们在园际关系上所发生的“作用”（function），则极其相似也。(www.chuimin.cn)

中国古代这种国际关系的组织形式，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二二一年），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在中国本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他在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的少数民族之间，却一直活生生的存在着，至今未废！——细说需有专书，今且让我们只重复一句；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少数民族的“宗藩关系”，是一种古代东方的“联合国”与“会员国”的关系。这种国际关系，历经秦、汉……，通过唐、宋、元、明、清凡两干余年，虽时有起伏；但在基本性质，甚至形式上，和其它制度（如家族、宗法、婚丧、教育、文化、考试等等）一样，根本没有变动。

若论其“历史作用”（historical function），则是一个东方“文明整体”（culture entity），或“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中，“细流”（tributaries）逐渐融入“主流”（main-stream）的“历史程序”（historical process）。

但是这种东方式的文化“熔炉”（melting pot），是一种“自然的组合”（natural course）。其中绝少经济因素；更不靠武力征服。——他们宗藩之间是有战争的；有时且十分激烈。但这种宗藩之争的“频率”（frequency），却远不及“藩藩之争”（war between vassal states）或少数民族内部的“部落之争”（tribal wars）的百分之一！而且有时是为维持“区域和平”（regional peace）所发动的“保安战争”（peace-keeping wars），如今日联合国之在波斯尼亚，及非拉等地所发动者。均颇有其苦心也。盖有时用和平方式，如发给西藏之“金瓶”，让其以抽签办法解决政权“继承之争”（war of succession）；解决不了，则以“武力仲裁”（military tribunal）之。

再如越南在前清嘉庆时代，初告统一，乃向宗邦大清政府申请以“南越”为藩国国号。南越为古代大国，占地甚广，嘉庆帝恐其借口侵略邻邦，乃反勾其名，成为“越南”。亦为区域和平着想也。笔者曾有拙著专论之，不再重复。所以近年越南侵寮、侵柬，嘉庆帝如仍在北京，当有明诏制止之也。不奉宗主明诏，便命大将邓小平发兵“惩”之。

总之，我们东方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也曾撑过半边天，汉家自有法度！只不幸这种旧法度在鸦片战后，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已不能继续存在。冲激于“历史三峡”之中，随波逐流，它就非“转型”不可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这个不世“奇才”，这个“治世之能臣”，便是在这中韩“宗藩关系”转型末期，不顾一切，死命“打拼”的一位可泣可歌的民族英雄；也就是抗战初期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也。明乎此，我们对当年袁世凯在朝鲜，打拼些什么？又如何个打拼法？就可思过半矣。

辛亥革命中袁世凯和孙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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