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民：中国社会第五种权力的影响力

网民　影响中国社会的“第五种权力”

人物档案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知道，谁是中国的第一个网民。

我们只知道，1996年1月，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全国骨干网建成并正式开通，全国范围的公用计算机互联网络开始提供服务，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时代。中国普通百姓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网民，随着互联网的诞生而诞生。今天，他们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角色。互联网不仅仅是他们获得无所不包的信息的通道，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正在通过这个几乎没有任何门槛的言论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立场。

历史天幕

第五种权力是一个叫伊纳希欧·哈莫内的西班牙记者提出的概念。它基于“三权分立”及第四权大众传播媒介的基础延续。第五权的一个重要内涵即指由互联网或网民所组成、对社会甚至政府的网络监察。其代表了不被“较狭窄、单向领域的第四权传播媒体”所包含的一种新社会大众媒体。它被考虑为权力的第五个分支，而且更是唯一被社会自己所操控、并不被国家予以一定调节的权力分支。

在今天，中国的网民们，已经渐渐显示出了这种力量。他们汇聚在一起，辩论着，行动着。他们仅靠手握鼠标，敲击键盘就凝聚了可以影响中国的强大力量。这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

往事回放

“我为伊狂”便是网民中的一位。他的本名叫呙中校。1975年出生于湖北省石首，毕业于武汉大学。他曾在武汉一家证券公司工作，1999年来到深圳。

到深圳的三年中，呙中校先后换过五六次工作。在深圳漂来漂去的日子，一方面让他感到了生活的艰辛；另一方面，也使他加深了对深圳的认识。而他武汉大学经济专业本科的背景，又使得他能够在一定的理论框架里对问题作出理性的梳理。那些日子，呙中校天天泡在各种报刊资料中，每天写一千多字，两年下来写了近百万字的内容。

2002年11月，呙中校写出了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文章批评深圳的竞争优势正逐渐失去，许多大公司在迁离深圳，提出了“深圳是一个正被抛弃的城市”的命题。一万多字的长文，字里行间忧时伤怀，举证分析切中肯綮：“特区光环笼罩下的深圳踌躇满志，但拔剑四顾却一脸茫然：何去何从？”

帖子《深圳，你被谁抛弃？》在人民网强国论坛首发，随后被《南方都市报》转载，“深圳热线”也以专题形式推出讨论。短短数天，点击率直逼数万。在此后的两个月内，随着网络与传统媒体的互动，该文引起全国上百万网民参与讨论。

而网下，文章在深圳也引起强烈反响。次年年初，在深圳市委扩大会议上，当时的深圳市长称，全市1500名科级以上官员中，有九成官员表示已看过此文。他说：“文章上网第二天我就看见了，下载下来看了两三遍，很有感触！”深圳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则表示：“读后感慨万千，一夜未眠。”

不久，在《南方都市报》的努力之下，深圳市长与呙中校在广州见面，并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平等对话。

这次对话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人民网论坛称，“‘我为伊狂现象’是开创政治新纪元的分水岭”。《南方都市报》在对话次日刊发了《一场注定要写入深圳历史的对话》的社论。《香港经济日报》称：“深圳对‘抹黑文章’采取正面回应策略，虽还不能说可以完全扭转前一段期间外界对深圳的负面看法，但至少这种勇于接受意见的做法，扭颓势，令人赞许。”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开讲》则认为：“这个事情在中国内地应该算是破天荒。”

这篇不免偏激但激情万丈的万言长文，让无数人记住了“我为伊狂”——呙中校。他的行动被冠上“以民间的声音影响政府的决策”这样一种符号的意义。

2004年年底，呙中校作为内地专才被引进香港《亚洲周刊》工作，负责编辑财经内容，偶尔也客串记者，写一些财经评论。

“超级低俗屠夫”吴淦，则因以网民的身份“千里奔袭”邓玉娇案事发地而骤然成名。在网民眼里，他是一个行动者；而在邓玉娇事件发生的地方，他是一名让众官员头疼不已的“危机制造者”。

“超级低俗屠夫”并不是吴淦最早的网名。在这之前，他曾使用过“追风的土匪”、“误入尘网”等文绉绉的网名，但为了嘲讽那些在网上“理论太多，行动太少”的所谓精英，他最终选择了这个充满草根气息的网名。

在轰动全国的邓玉娇事件中，“屠夫”吴淦以网友的名义横空出世，却用真实身份前往邓玉娇案事发地巴东。这次“千里奔袭”让他骤然成名，也让当地官员头疼不已。

吴淦自称“出身市井，黑白两道都认识”，身材壮硕，言语粗暴，“曾经整天到娱乐场所撒钱”。在他的三个博客和凯迪“猫眼看人”的论坛帖子里，粗俗的字眼随处可见。他本人却似乎颇以为荣。

“超级低俗屠夫”自己介绍，他1973年生，福建人。初中肄业，17岁就在厦门一个边防站当了兵，两年后转业回地方，一边在机场安检处工作，一边做着一些生意。

邓玉娇刺死官员的事件发生后不久，吴淦宣布要用行动“帮助这个用修脚刀捍卫尊严的姐妹”。他公开前往湖北巴东，不但帮邓玉娇母女请了律师，还成为第一个进入医院见到邓玉娇本人的网友。

他在网上独家公布事态的最新进展。无数网民认识了他。网友们通过他的帖子、博客越来越多地了解事件的真相，也通过对他的帖子的评论，发表着对事件的看法。

“屠夫”的行动和无数网友的言论，让当地官方着实感受到了一场来自网络的舆论风暴。当地一度“风声鹤唳”。湖北省公安厅调查组进入巴东，巴东籍副县级官员皆赶回县城，公安部也派员前来督察……

事件的过程中，“屠夫”受到了很多攻击，也顶着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对他集资问题的质疑最为集中。

2009年5月14日下午，“屠夫”公布了自己接收捐款的账号，随后前往北京联系律师；15日出发前往武汉，辗转来到巴东。到邓玉娇被释放当天停止接受捐款，其账户共收到人民币四万多元。但由于吴淦只提供粗略的总账，网上指责其“骗钱”的声音一直未断。

还有人在电话里骗他，想让他上当，四处调查他的背景。

对于这一切，“屠夫”坦然面对。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博文《都出来吧！还有什么恶招！》列举了自己的遭遇，言辞激烈。

邓玉娇案宣判的结果，“屠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无数网友也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应该说，这一切，同“屠夫”和网友们的行为，关系极大。

事件结束之后，已经有人从具体的案件中跳脱出来，总结和分析“屠夫现象”的经验与教训。“屠夫现象，某种意义上还是互联网现象，生于网络长于真实世界。”网友老叶在帖子《屠夫现象与“屠屠夫现象”》里写道，网络低成本的信息传播和聚会、动员功能，信息快速传播和网民虚拟聚集形成的亚集团力量，对从网上进入现实的维权者有一定的保护功能，都有利于“屠夫现象”的增长。

“屠夫”的行为，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证明了“屠夫现象”在当下中国的巨大社会需求。

呙中校和吴淦从互联网上“出世”的时候，是以一种相对强势的力量出现。与之相比，网民王帅被关注之初，就相对弱势得多了。

王帅是河南省灵宝市大王镇南阳村人，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2008年下半年的一天，王帅在电话里听父亲说，当地政府以建设五帝工业聚集区为名，“租”用了大王镇的大片土地，以三十年为限，三万余农民将因此失去土地。部分村民先后到郑州等地上访，但没有结果。

王帅觉得这种行为明显违法。他打电话向省、市举报，但一直没有结果。他又通过网络举报，并留下自己的真实电话，但仍然没有消息。

后来，王帅的父亲打来电话说，政府开始清理土地了，有的农民已经开始砍果树。当时正值全国大力抗旱之际，而老家的地里，却一片荒凉。王帅打电话给堂哥，请他拍一些照片传给自己。

2009年2月，王帅在网上发出“河南灵宝老农的抗旱绝招”的帖子。帖子图文并茂，用全国抗旱拯救农田的情景，和老家的庄稼地里羊吃小麦的场景进行对比，用来影射当地政府征用土地的事情。

王帅的帖子被一些著名的门户网站转载。一时间，网友们纷纷批评灵宝当地政府。

帖子很快惊动了当地。王帅的堂哥被公安局带走了。几天之后，远在上海的王帅在公司里被两名便衣男子带走。他见到了灵宝市的警察。之后，王帅被羁押在看守所。警察让他写悔过书承认诽谤灵宝市政府，又让他承认照片是移花接木的，王帅不肯。

在看守所，他度过了人生中最难熬的八天。此后，终因“证据不足”，“诽谤罪”不能成立，王帅被取保候审。

王帅事件被一些著名的传统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关注。媒体援引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对当地政府提出批评，并特别指出，诽谤罪在《刑法》上指诽谤个人，但王帅没有“诽谤”任何个人。《宪法》讲得非常清楚，公民有批评政府的权利，而政府没有名誉权的说法，否则，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权利就没有任何保障。政府方面应该首先检讨自己，而不应该动用国家机器。公民作为个人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所以不排除反映的问题或事实有一定偏差，只要他不是处心积虑地故意、人为地要损害国家机关、政府机关的威信，都应该是允许的、宽容的。

互联网上，网友的质疑、声讨更是铺天盖地。

2009年4月，灵宝市委、市政府向人民网等媒体发函，承认了公安机关执法有过错，市委、市政府负有领导责任，并对相关征地的补偿办法进行了调整。次日，灵宝市公安局局长赴上海向王帅道歉，对这起案件的责任者进行了处理。随后，灵宝市公安局长亲手将国家赔偿款交给王帅……

命运追踪

实际上，“我为伊狂”呙中校、“超级低俗屠夫”吴淦和王帅，只是中国互联网无数网民中的三个代表而已。在他们背后，无数网友正凝视着电脑屏幕，凝视着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切。

近年来，华南虎、“至尊香烟”、南方雪灾、故宫星巴克的迁移、对房价油价的讨论等，无数事件真相的披露、问题的解决都与网民的声音与行动息息相关。

固然，网友在网上所表现出来的素质让人喜忧参半，但是，网民在国民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他们的声音，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在今天的中国，也许只有互联网能提供这样的“强势民主”——它使得一件事情发生时凝聚形成的公共意志，可以影响事件发生的结果；而互联网民意与官意的良性互动，正在创造中国社会公共管理的一种新的特色。

完全有理由认为，今天的网民，正在构建着一种新型的网络公民身份。集合起来的他们所扮演的这种角色，其重要性可能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人物”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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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生　人生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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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浩　读者来信几乎中断农村联产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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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武　批评部长的厨师开民主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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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芸芸　选择做“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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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满囤　灭鼠英雄还是世纪巨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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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凤莲　“铁姑娘”不和历史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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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谢飞君，《杨百万：我会一直炒下去》，《新闻晚报》，2008年4月4日

禹作敏　盐碱地上长出的“改革标本”

1．夏榆，《“我不该断绝了跟禹作敏的关系”——蒋子龙专访》，《南方周末》，2009年2月19日

2．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信出版社，2008年1月

王宏斌　红色亿元村掌门人的“问题”与“主义”

1．《南街村：一时的迷途，还是神话的破产》，《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11期

2．上官敫铭，《南街真相：红色亿元村靠贷款发展欠债十亿》，《南方都市报》，2008年2月26日

3．何忠洲，《王宏斌：我坚持的东西是绝对有人反对的》，《新闻周刊》，2006年第13期

王海　一“刁”十几年

1．王海，《我是刁民》，作家出版社，1997年12月

2．李志，《王海这十年》，《新安全》，2005年第3期

3．刘元，《成长中的王海》，《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14日

4．李亮，《职业打假人15年回望：消费者话语权依然缺失》，《法制日报周末》，2009年3月12日

王洪成　“水变油”神话的覆灭

1．严金海，《中国20年伪科学现象透视》，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

2．李汾，《“水变油”骗局大败露》，《纵横》，1998年第11期

李昌平　向总理说实话引发乡村变革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2月

王选　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抗日战争”

1．《对人类道德的提醒——听“感动中国”的王选演讲》，衢州新闻网

2．梁建增、陈虻主编，《感动中国：2002年中国权威媒体年度人物》，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2月

3．南香红，《王选的八年抗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0月

孙志刚　一个青年的死亡与一部法律的终结

1．陈峰、王雷，《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25日

2．唐建光，《孙志刚死亡真相》，《新闻周刊》，2003年6月

3．刘志明，《孙志刚：以生命镌刻墓志》，《新闻周刊》，2003年12月

郭光允　小人物勇斗“封疆大吏”

1．祁胜勇，《郭光允：一个小人物的艰难坚持》，《燕赵都市报》，2008年1月6日

2．郭光允，《我告程维高》，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

3．李蒙，《郭光允：告倒程维高之后》，《民主与法制》，2009年第3期

4．江山、高鲁剑，《郭光允详述反腐败艰苦历程》，新华网

5．卢嵘，《郭光允：大悲大喜的反腐人生》，《南方周末》，2004年1月1日

杨小凯　一生追问“中国向何处去”

1．赵凌，《逝者杨小凯》，《南方周末》，2004年7月15日

2．刘道玉，《巨星早陨落──怀念杨小凯院士》，豆瓣网

3．张居衍，《中国企业家应该知道的杨小凯》，《中国企业家》，2004年第8期

4．张五常等，《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杨小凯纪念文集》，中信出版社，2009年7月

李宇春　草根明星让“偶像”走下神坛

1．曾玉，《李宇春成名之路的追问WhyMe》，解放网转载自《新闻晨报》

2．乾羽，《李宇春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标签》，《长江日报》，2008年9月23日

陈晓兰　“叛徒”医生以石砸天

1．宋晓军，《天使在作战》，《北京文学》，2006年第6期

2．柴会群，《医生陈晓兰10年打假路》，《南方周末》，2006年12月28日

3．包蹇，《“打假医生”陈晓兰：9年打假坎坷路》，《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6年4月25日

4．《“叛徒”医生陈晓兰　医疗器械打假九年》，央视国际

5．刘建，《“打假医生”陈晓兰——十年艰辛矢志推动立法》，法制网

邓玉娇　中国公民免于悲情的自由

1．龙志，《女服务员与官员的致命邂逅》，《南方都市报》，2009年5月20日

2．贺莉丹等，《邓玉娇案，一个标本》，《新民周刊》，2009年6月29日

3．笑蜀，《邓玉娇的幸运未必是我们的幸运》，南方周末网

网民　影响中国社会的“第五种权力”

1．小非，《“王帅事件”始末》，《廉政瞭望》，2009年第5期

2．胡赳赳，《网民是不列席的人大代表》，《新周刊》，2008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