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杨小凯一生追问的成果

2024-04-24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杨小凯一生追问“中国向何处去”人物档案杨小凯，湖南湘潭人，原名杨曦光，1948年10月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恢复高考之后，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录取。2004年7月7日，杨小凯因患肺癌，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自己的家中去世，年仅55岁。往事回放杨小凯的一生，一直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1968年，杨曦光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属于典型的边缘人员。

杨小凯　一生追问“中国向何处去”

人物档案

杨小凯，湖南湘潭人，原名杨曦光，1948年10月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1968年年初，他写出一张有名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后被定为“反革命传单”，被判入狱十年。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无罪，还他以清白之身。从此之后，他以乳名杨小凯行于世。

恢复高考之后，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录取。在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先生帮助下，他被借调到中国社科院工作。1982年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破格录用他为助教。1983年3月赴美留学。1988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受聘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高级讲师、教授。此后，杨小凯以其“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与“超边际分析”方法为经济学界瞩目，有人称其为“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

2004年7月7日，杨小凯因患肺癌，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自己的家中去世，年仅55岁。

历史天幕

以全球背景中的经济学家学术状况来看杨小凯，他已经不是一个“小人物”了，甚至他早就是一个“大人物”了。2001年4月，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坎南先生甚至认为，杨小凯“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然而，在中国，知道他的人并不多。无论是当年写出《中国向何处去？》这样充满了青春的激情与冲动的杨曦光，还是写出杰作《经济学原理》的杨小凯，在中国，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前者曾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却给他带来了十年牢狱之灾；后者已经在悄悄地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学界，然而它的作者的名字，却一直远离中国普通民众的视野。

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代，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进入一个国家的历史，不仅仅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是罕见的。

往事回放

杨小凯的一生，一直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样的思考曾经让他堕入牢狱，肉体都差点被消灭；却也让他拥有了真正的事业、真心的朋友，让他一生的苦难，都转化成了生命的幸福……

杨曦光，1948年出生于吉林，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父亲成为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父母又都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这样的背景，杨曦光非常受歧视。

不过，凭着“革命青年”的热情与冲动，杨曦光还是介入了“群众运动”。因为受歧视，正上高一的他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1967年2月4日，他和自己所参加的“夺军权战斗队”中的许多人一起，被抓进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两个月的铁窗生涯，让杨曦光那“沸腾的热血”渐渐冷却下来。他的思想从对派性斗争的关注上升到了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被释放之后，杨曦光陆续写了很多文章。这些文章，在当时看来，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来却粗浅、幼稚、不成熟。它们往往是以大字报的形式与读者见面，计有《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方法应该改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

1968年，杨曦光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它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这篇文章中，杨曦光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包括直选官员、取消常备军、取消高薪等。而实现这种民主的手段却是激进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国的新特权阶级，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偏激的观点通过香港流传到海外后，立刻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反响，被视为“中国大陆第一篇公开批判共产党特权阶层的文章”。至今，许多人还对这篇文章的观点情有独钟。

《中国向何处去？》的观点引起了“中央文革”高层的激烈反对。1968年1月底，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在不同场合发表讲话，点名批判《中国向何处去？》。康生还断言，这样的文章绝不是出自一个中学生的手笔，背后一定还有大人物，要抓文章黑手。这篇文章因此成为“中央首长”钦定的“反面教材”，全国各地纷纷对其进行批判。

因为这篇文章，杨曦光和他的家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才刑满释放。他的父亲被关押，母亲受尽侮辱，不堪羞辱，悬梁自缢。

杨曦光开始了人生中最为漫长和黑暗的岁月。最初的日子里，绝望像潮水一样无边无际地涌来。他狂躁而痛苦，判决书下来的当天甚至想到过越狱。

不过，冷静最终克服了绝望，只有高中学历的杨曦光没有自暴自弃。他暗暗下定决心，把学习知识作为主要生活内容。对他来说，幸运的是，监狱里还有不少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杨曦光在狱中十年，一点一点地完成了数学、英语、经济学、哲学等大学课程的学习。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回到了长沙。当时，没有哪个单位敢接收他。他就在父亲家里住了一年。一年里，他一边申诉自己的冤案，一边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这时候，他希望彻底与过去告别，开始启用乳名杨小凯。后来，在亲友的帮助之下，杨小凯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校对工人。(www.chuimin.cn)

狱中十年，杨小凯已经脱胎换骨。他彻底告别了高干家庭的出身，从此之后，以一个最底层的劳动者的身份介入社会。他对政治依旧关注，但早就不再狂热。长达十年的狱中学习和思考，使他不仅对自己的生存与生活，而且对自己的思想与人生价值都有了明确的定位。

杨小凯一边在印刷厂做工，一边在业余进行着经济学研究。他认为，既然政治运作赖以支撑的是经济，那么，想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从经济的角度来切入也许是最为快捷和准确的。

狂热的“红卫兵思想家”杨曦光自动终结了自己的历史，经济学研究者杨小凯开始了新的生命。

1979年，杨小凯写了几篇经济学论文，并藉此希望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但终因政审不合格，未被录取。

1980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杨小凯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杨小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属于典型的边缘人员。没有人看重他。他的宿舍很小，堆满了杂物，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外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可为人谦和的杨小凯却处之泰然。就是在这里，孤独的杨小凯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的专著，并发表了几篇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不过，在社科院，杨小凯没有被正式安排工作，因为他的学历仅仅是高中，政治上也没有得到平反。所以，杨小凯在社科院的生活是相当寂寞、清苦的。不过，他说，和监狱相比，这里总是要好得多。

1980年，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对杨曦光的冤案亲自批示：“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杨曦光的问题。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杨曦光所写文章“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销，对杨曦光宣告无罪”。杨曦光终于被还原了清白之身。

据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先生回忆，1981年，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的刘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修时见到了杨小凯，极为欣赏他的才华，她立即写信给系领导，希望把杨小凯调到武汉大学任教。刘道玉先生向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当面汇报了意欲调动杨小凯到武汉大学工作的想法。毛致用对杨小凯的情况很熟悉，对他的遭遇也很同情，直言不讳地说：“你们可以先把他调去使用，这对他改变环境和发挥作用是有好处的。”

就这样，从没正式上过大学的杨小凯成了全国重点大学武汉大学的一名教师。一年后，破格晋升为讲师。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的学术成果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1983年，在邹的推荐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杨小凯如鱼得水，他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1992年被聘为教授。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四年时间，并最终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院士。

关于杨小凯的学术成就，杨小凯出版自己构建的《经济学原理》一书时，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这样评论：“杨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不过，杨小凯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他的经济学研究始终以中国为背景。他也始终关注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对于中国的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杨小凯始终认为，体制内改革的局限是很大的。他说：“我并不反对体制内改革，对体制内改革的朋友们也十分敬佩，但是他们需要体制外改革，需要反对派作为竞争对手，否则他们就会困在鸟笼里飞还自鸣得意。”

比如股份制。杨小凯认为只有在私有制很发达，对私有财产和契约的保护法律制度很发达时，股份制才会产生和有效地运作。他批评道，中国的很多新股份公司不是变成了新衙门、贪污的温床，就是变成了强迫职工买债券的机构。

当有的经济学家津津乐道于欠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时，杨小凯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后发劣势”。他认为，后发展国家模仿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带来的短期利益带来的所谓“后发优势”，也可能是“对后起者的诅咒”——仅仅依赖技术模仿而不考虑制度改革，将会产生很大的长期代价。他认为，政府垄断各种“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就是中国“后发劣势”的体现。它的弊病并不是国有企业效率低，而是又一次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有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他认为，要避免后发劣势，就必须要改革制度。

所以，杨小凯一再指出，宪政规则对长期的经济成长有着根本的决定作用，因此应成为制度改革的核心。

应该说，杨小凯的观点在部分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和普通中国人中，得到了广泛关注，但他远远不是中国经济学界风光无限的人物。主流媒体上，他的观点很难被传播。不过，杨小凯认为，学者的任务是观察、思考和说出自己的观点。至于话语空间的问题，不能说也要想着法子说，因为有人说总比没有人说好，说了没用总比没说好……

然而，当杨小凯正在努力地沿着自己所设定的人生道路前进时，病魔攫住了他。2001年9月24日，杨小凯被确诊肺癌。经过了近三年的搏斗之后，2004年7月7日，杨小凯在墨尔本的家中离开了人世。

命运追踪

虽然经历了九死一生，可杨小凯一生都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他热切地期盼着自己的祖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他已经故去，但他的著作注定会在将来的时间里，对中国人的思想推进产生不绝如缕的影响。

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杨小凯一生追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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