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实话引发乡村变革，他们影响中国

2024-04-24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李昌平向总理说实话引发乡村变革人物档案李昌平，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监利县一个小渔村。对于李昌平来说，2000年3月他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和当年9月他挂冠而去，南下打工，便是他人生中最为关键的两步。李昌平先后在监利县的四个乡镇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1997年6月，李昌平任党委书记的柘木乡有一位村民因不满乡政府提前征收税款而以死抗争。

李昌平　向总理说实话引发乡村变革

人物档案

李昌平，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监利县一个小渔村。曾就读于湖北省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中南财经大学。

从1983年1月起，李昌平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经历了人民公社以来的农村改革全过程。

2000年3月，李昌平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三农”的突出问题。此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

2000年9月，不堪当地官场压力的李昌平辞去乡党委书记职务，外出打工。先后做过公司经理、编辑、记者。现为香港乐施会中国区顾问，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历史天幕

学者丁东曾经说过，一个时代，总会出现一些焦点人物。如果说，梁漱溟、彭德怀曾经是20世纪50年代的焦点人物，那么，李昌平就是当今中国的焦点人物之一。他的命运，高度地浓缩了中国社会的矛盾。

李昌平是第一个系统提出并用数据和切身经历讲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三农”真相的人。虽然李昌平之后手持“尚方宝剑”也避免不了在当地改革失败的命运，最终悲壮辞职，但毫无疑问，他的实话实说，引起了中国高层领导人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此后，“三农”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农村的面貌发生变化，农民的生活有了改善。

往事回放

英年早逝的作家路遥在他著名的中篇小说《人生》中说，人生的路十分漫长，但关键的只有那么几步，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对于李昌平来说，2000年3月他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和当年9月他挂冠而去，南下打工，便是他人生中最为关键的两步。

李昌平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便迈出了人生中最关键的两步。

李昌平出生于毗邻长江的湖北省监利县。红色电影《洪湖赤卫队》就是在这一带拍摄的。监利县风景优美，水产品丰富。《洪湖水，浪打浪》里有几句著名的歌词描绘这里的风景：“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帆稻谷香。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但是，诗情和浪漫只有在艺术作品中才能够出现。对于李昌平来说，从一出生开始，他就感受到了生活的严酷。

他9岁的时候，长江大堤洪湖段燕子窝决口，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父母带着姐姐、哥哥和弟弟外出逃荒，把李昌平留给了奶奶照看。奶奶带着17个孩子，在一个500平方米见方的小孤墩上生生坚持了漫长的三个月时间。孤墩四周被水环抱，无数的老鼠、蛇、蚂蚁和蚊子包围了它。有的孩子染上了重病，有的孩子就此夭折。孤墩上没有哭泣和喊叫，只有一个老太太和她带领的孩子们望着无尽的洪水在内心泛起无穷的恐惧和战栗。

父母都是农民。家里共有五个孩子，负担很重，种田和打鱼没有多少收入，经济实在太拮据。15岁的时候，李昌平考上了湖北省重点中学监利县棋盘中学。

父亲划着小船送他上学。但他实在对家里放心不下。父亲离开学校了，他又追上他，要跟父亲回家，种田、捕鱼，供哥哥弟弟上学。父亲命令他跪在地上，给了他一记耳光，一脚把他踹倒在地，愤怒地丢下一句话：“我李家几十代鱼花子，不缺你这个打鱼的！”

父亲划船走了。李昌平跪在地上失声痛哭。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以后改变自己的命运，回报自己的父母和脚下的这一方水土……

大学时代，李昌平是学生干部。毕业后，他本来有更好的选择，但还是回到家乡湖北省监利县，当了一名乡干部。

李昌平先后在监利县的四个乡镇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他发现，与中国的历朝历代进行纵向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农村已经有了明显进步，但是，如果拿城市和农村、干部和农民、官方数字和实际情况相比的话，情况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就拿监利县来说，八成左右的农民种田要亏本，甚至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县里开会时却反复宣称：监利农业已经发展到了新阶段。财政供养的人口很多，而且像气球一样还在不停地膨胀。当地的一个领导干部概括干部的工作作风：早上，你约我，我约你（安排一天活动）；中午，你请我，我请你（公款吃喝）；下午，你赢我，我赢你（打牌）；晚上，你搂我，我搂你（跳舞）……而农村和农民，仍在大量税费的重压之下苦苦挣扎。

现实触目惊心，李昌平感到非常沉重。

1997年6月，李昌平任党委书记的柘木乡有一位村民因不满乡政府提前征收税款而以死抗争。正在武汉学习的李昌平代人受过，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赋闲两年之后，1999年12月，李昌平被任命为棋盘乡党委书记。两年的平民生活，使他更了解和理解了农民，也更能从农民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的“三农”问题。

2000年正月初四，李昌平去上班，也想看看棋盘的农民是怎么过年的。他开车从县城出发，往棋盘乡去。一路上，他看到农民们冒着凛冽的寒风，三三两两，背着行李，结伴出去打工。不管是拖拉机、客车还是货车，只要是往南方向的，一律试着拦下来搭乘。就像装货物一样，直挤到车上没有一点空隙了，才驱车离开。

李昌平和他们聊天。一个农民告诉他，种了一年田，除去上交政府的，家里没剩下多少了。种粮食实在不划算，不如撂下土地，出去打工还能混几个钱。另一个青年农民干脆说：你们当官的心太黑了，我们不出去，没有活路。

这些话，锥子似的扎着李昌平的心。他是农民的儿子，太知道“农民”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他生长在这一片土地，太清楚这一片土地上的酸楚与苦难。更加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手下的村干部在路上拦截这些农民外出，要他们交了钱再走。村干部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走了，谁来种地？上级下达的交粮交款任务找谁要去？

晚上，李昌平一个人躺在乡政府的宿舍里，久久不能入睡。他想给县领导写封信，反映真实情况，但又迟疑了。1993年，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当时县里的经济规划思路提出不同意见。文章引起了许多干部的共鸣，却得罪了领导。县委的主要领导将他视为另类。他虽多次登门做“深刻检讨”，却得不到原谅。再说，他所了解的情况，县领导乃至市领导也都是知道的。给他们写信有什么用？

他思前想后，辗转反侧，最终，作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选择：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总

理朱镕基。当他提起笔，在稿纸上写下了“总理”两个字的时候，眼泪打湿了他的眼眶。

总理：

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www.chuimin.cn)

……

李昌平在信里反映了当地农村的几大问题：盲流如“洪水”，土地撂荒严重；负担如“泰山”，还要年年增加；乡村债台如“珠峰”，基层政府难以运转；财政供养的干部多如“蝗虫”，农民受不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农民视为交费的枷锁；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难以落到实处；基层干部对上级撒谎成风。

李昌平还说：“我在农村工作已有17年，先后担任过四个乡镇的书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过。我不知道全国的情况，至少我说的情况在湖北省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在农民太苦了！农村的工作太难了！农业潜在危机太大了！”

信写完了，李昌平还没有想好。他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把这封信发出去。他很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假如这封信真的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关注，对于他来说，是福是祸是很难说的。

他考虑了一下，自己有没有“说实话”的资格——有没有贪污腐败？有没有安排亲戚吃财政饭？他有底线。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危险的。若自己有什么问题，一个大棒砸下来，他将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有家庭，有父母妻女。他必须为他们负责。

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他李昌平是清白的。既然在经济上是清白的，那么在政治上讲几句实话，他相信自己不会坐牢。只要不坐牢，他什么都不怕。

而促使李昌平最终义无反顾地把信发出去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县委在工作会议上下达了2000年的财政指标，他所在的棋盘乡农民人均负担又要增加200元；第二件事是李昌平在大会上红着脸把“工作经验”吹了一通牛皮之后受到了表扬，但在小会讨论揭露问题却被县委书记指责为“不讲正气”。

2000年3月8日，李昌平把打印好的信交给妻子，想听听她的意见。妻子看完信流了泪。她没有阻止丈夫，反而主动帮他把信发了出去。

李昌平的呼吁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视。3月中旬，朱镕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各级政府重视“三农”问题的严峻性，并派出农业部的同志组成调查组到棋盘乡考察。

湖北省委、省政府也作出决定，派出了省市县三级政府机构人员组成的调查组。监利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以化解乡村债务、裁减人员、紧缩开支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省市县工作组在监利县待了一个月之后就离开了。改革“收到了成效”，取得了指导湖北全省的“监利经验”。然而这只是纸面的经验。实际上，改革谈何容易！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可谁都知道农民负担重，谁都不愿落实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减轻农民的负担，干部的利益和特权怎么办？一般乡镇的千万元以上的欠债怎么办？

改革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裁减人员。可主持这项工作的正是有权力安排自己的亲戚朋友“吃皇粮”的人。让他们来裁减他们安排的人员，他们能去下手吗？

李昌平陷入了人生中最孤独的岁月。监利电视台没有了他的镜头，《监利报》用“棋盘乡领导人”代替了他的名字。在县里开会，他不得不单独坐一个位置。散会后，他不得不最后一个离场。碰到官场的朋友，他不得不视而不见。他接触到的省市县几十个领导干部中，省长蒋祝平是唯一一位在公开场合赞扬他说真话有勇气的领导。

李昌平四面楚歌，陷入了万分尴尬的境地。

2000年9月1日，监利县委组织部负责人约李昌平谈话，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意见：监利县很不稳定，李昌平是不稳定的中心；以后再有意见，尽量在党内说，不要让媒体介入；如果李昌平觉得在监利县工作不方便，可以把他调到别处，另行安排工作。

听说自己成了监利县的不稳定因素，李昌平很激动，但他马上就沉默了。他知道自己无论怎么抗争也是无济于事的。他想到了离开，并且去意已决。

9月16日，李昌平从乡政府出发，直奔县城。一路上，他一边开车，一边流泪。他把汽车停在长江边上，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大放悲声。他想让泪水洗去他的痛苦、孤独和深深的悲凉。晚上，他把一纸辞职书交到了县委领导手上。

就这样，从3月8日到9月16日，李昌平经历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这个事件以他远走他乡而结束。

选择辞职，对于李昌平来说，是胜利还是失败？

媒体上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有人说，李昌平是个逃兵，他选择了躲避，使得监利县的改革很快出现了倒退。李昌平辜负了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也辜负了自己。也有人说，李昌平是明智的，改革的对象太复杂，牵涉的利益集团过于强大，单靠国家领导人对一封信的批示就想解决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

而李昌平认为，改革总是要付出代价的。牺牲一个小小的乡党委书记而能够让国家领导人了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实际情况，这种代价是一种愉快的代价。

被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批示之后，李昌平信中所反映的情况成为国家制定有关“三农”问题政策时的重要参考依据。李昌平也多次接到国家有关部委的咨询电话和信函。此后，“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引起了广泛关注。

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近三千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中央还连续几年发布了多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2006年，中共中央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命运追踪

辞去了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开始了他的漂泊生涯。

他曾做过珠海蓝田公司的总经理。蓝田公司主业在荆州（监利县属荆州市），荆州市政府给了蓝田公司一些特殊政策。荆州市的领导发现李昌平在蓝田公司工作，很不满意。李昌平不得不再一次辞职。

2001年9月，李昌平来北京找出版社出版他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时遇到了中国改革杂志社的社长温铁军。得知了李昌平的情况，温铁军就让他到杂志社工作。

不过，2003年9月，他选择了再一次离开。一方面，他觉得做媒体非常不轻松，常常要经受一些心理上的煎熬；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的长处在于和农民打交道、做实际工作。他有一种脱离了大地的失重感，心里空空落落，没有底气。所以，他萌发了到一线工作的想法。

目前，李昌平是公益组织香港乐施会的中国区顾问。另一个身份是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昌平说，自己很渺小，很平常，希望过一种不受约束的生活。“只要有人叫我李昌平教授，我会立刻告诉他，你们错了，我不是教授。是不是教授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我只是李昌平。体制内的人能够得到的东西，我得不到，得不到就得不到。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

李昌平：实话引发乡村变革，他们影响中国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