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

2024-04-24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王海一“刁”十几年人物档案王海，1973年出生于山东青岛。1998年得以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座谈，克林顿称王海为“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往事回放1995年之前，青岛小伙子王海怎么也想不到，“刁民”这个称号会成为他的“标签”，就像他鼻梁上那副墨镜一样，十几年都摘不掉。王海认为，法律没有规定“知假买假”不属于赔偿范围。

王海　一“刁”十几年

人物档案

王海，1973年出生于山东青岛。1989年初中毕业后，到父亲经营的工厂里工作。1992年开始独立经商。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了12副假冒索尼耳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保法》），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被指责为“刁民”。

1995年8月4日，《中国消费者报》对王海买假索赔之事进行了报道。一场关于“知假买假算不算消费者”，“王海是新型消费者还是‘刁民’”的讨论轰动全国。

1995年，成为中国第一位“消费者打假奖”的获得者。1996年被媒体评为新闻人物。1998年得以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座谈，克林顿称王海为“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

现在北京经营一家商务顾问公司。

历史天幕

1993年10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全票通过了《消保法》。

1995年，王海依据该法，购假索赔，并促成了一批专职打假索赔者的诞生。

“王海们”从一开始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但他们的行为，还是迅速唤醒了消费者依法维权的意识，进而扩展到社会的其他层面，促成国人开始养成在法制轨道内开展利益博弈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被讽刺为“不是刁民，但也不是道德楷模”的“王海们”，为建立健康的公民社会起到了推动作用。

往事回放

1995年之前，青岛小伙子王海怎么也想不到，“刁民”这个称号会成为他的“标签”，就像他鼻梁上那副墨镜一样，十几年都摘不掉。他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而他从不认为自己这一介平民应该用“刁”字来形容。

1973年，王海出生于山东青岛。他的祖父是个做点心生意的小商人，凭着勤劳和精明，在青岛港把生意做得一度相当火爆。王海的父亲原来是个民办中学教师，因为不善于巴结和迎奉上司，始终不能转正。迫于生活的压力，父亲辞去教师的职务，自己开了一家小工厂。

父亲为人老实，过于信任他人，工厂经营得并不好。尤其是工厂设在北京的办事处，贪污盛行，跑冒滴漏严重，往往一算账就是赔本。父亲很需要有人能够替他分担一些担子。作为长子的王海也非常希望能够帮父亲一把。就这样，1989年，刚刚初中毕业的王海忍痛离开学校，来到父亲工厂设在北京的办事处，接管了财务和业务工作。

虽然王海年龄不大，但他做事认真，又爱琢磨，很快就把一摊子事都熟悉了。当年，办事处就扭亏为盈。

王海不无得意。父亲似乎也从他身上看到了希望。1993年，他们投了三十多万元巨款，在河北开了一家饭馆。谁知道，饭馆开张不久，当地政府就开始在门前修路。这工程搞成了“胡子工程”，一年多才完工。结果，三十多万块钱血本无归。

王海非常沮丧。虽然说做生意本来就有赔有赚，但他赔掉的，毕竟是真金白银，一家人非常心疼。这一来，他清醒多了。他觉得，自己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知识贫乏、经验不足。他决心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寻找机会从头再来。

1995年2月，王海又一次来到北京。这次，他的任务是陪表弟。表弟喜欢音乐，想报考中央音乐学院。

表弟天天忙着上辅导班，早出晚归的。王海却没有什么事。逛商场、进书店成了他打发时间的最好方法。在一家小书店里，王海看到了一本《消保法》。一开始，他只是随便翻翻，翻着翻着看到了当时还鲜为人知的第49条款：消费者在买到假货后可以要求双倍赔偿。

王海一直在自学法律，他知道，我国民法多年来的赔偿原则一直是损一赔一，而《消保法》却规定损一赔二，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他对《消保法》由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3月的一天，王海在电视上看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巡视员何山先生在讲《消保法》。何先生说，第49条就是要消费者从中得到实惠，主动同假货做斗争。王海脑子中灵光一闪：自己能不能试验一次？如果买的是假货，得到了双倍赔偿很好；得不到赔偿，至少也可以退货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就是破费几块公交车钱吗？

这个刺激的念头一旦产生，怎么也挥之不去。

几天之后，王海来到北京隆福大厦。他看到商场里有一种标价170元钱的索尼耳机很不对劲儿，怎么也不像真的。他有点犹豫。他不知道到底应该不应该买，也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磨蹭了半天，他终于下定决心买了两副。

买完之后，王海就开始找地方做鉴定。他先后找了消协、技术监督局、索尼公司，但是没有人给他开买的是假货的证明。他算了一下账，为这两副耳机跑来跑去的，经济上实在太不划算。一咬牙，他拉上表弟，又买了十副这种假耳机。

这一次，王海找的是工商局。王海明确提出，按照《消保法》，售假货的商家应该给予两倍的赔偿。可是，足足等了一个多月，工商局的人才告诉他：工商局属于行政执法机关，索赔属于民事纠纷，工商局无权干涉，只能进行调解。隆福大厦的意见是，只退赔先买的两副耳机，后十副属于“知假买假”，只退不赔。另外，再多给200元补偿金。王海认为，法律没有规定“知假买假”不属于赔偿范围。他当即拒绝了隆福大厦的处理意见。后来，他就回青岛了。

王海心里一直窝着火。回到青岛后，他一边帮着父母做生意，一边琢磨着自己为什么会失败，怎么样才能够索赔成功。

他给《中国消费者报》写了一封信，讲述自己在北京发生的故事。这封信后来被《中国消费者报》刊登了，发在第一版，还以《刁民？聪明的消费者？》为题，组织对此事进行讨论。(www.chuimin.cn)

当年9月，北京出台了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明确规定了商家应该双倍赔偿的几种情况。王海又从中看到了希望。他再次来到北京，重新走上了买假索赔之路。

也许是《中国消费者报》上的讨论让商家警醒了，也许是北京出台的新办法确实起到了作用，这一次，王海的索赔虽然也不能说十分顺利，但仍然可以说，取得了成功。50天里，他从中得到了近8000元的赔偿。虽然这个数字并不是他打假所得的纯利润，但王海已经从中看到了“商机”。

当年的中国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不时地发生着大大小小的故事和事故。这些故事和事故，直到今天还在不停地演绎着。法律专业自考生王海敏感地意识到，也许，打假能够成为一种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事业。不过，当时他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可以怎么做，将来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他还需要有更高的平台，更多的经验，更广的人脉。

1995年11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召开了“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会上，头戴棒球帽、愣头愣脑的王海出现在众多政府官员、商场老总、记者面前。当着他的面，大家在讨论“王海是打假英雄还是‘刁民’”、“是新型消费者还是钻法律空子”。

国内的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上百家媒体报道了这件事。《纽约时报》等多家国外著名媒体的记者，也争先恐后采访他。他不厌其烦地诉说着买假索赔这同一件事，频频曝光在镁光灯下。

媒体把王海称为“职业打假第一人”，并把买假索赔的现象称为“王海现象”。针对“王海现象”，媒体、专家与大众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这一争论时至今日也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

王海从不掩饰自己打假要赚钱的观点。他不是雷锋，也不想做道德楷模。他觉得自己只想在不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获取个人利益，而这种牟利手段在客观上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有人说，王海体现了一种公民意识。他以自己的勇敢行为为保护消费者权益起到了示范作用。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认为，以一种职业打假人的身份出现，王海凭此可以使这一事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则说，王海出于自己的私心，通过纠正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得到利益，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但购假索赔是以怨报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更多的商家则认为，王海是个不折不扣的“刁民”，他的理由是立不住脚的。所谓“消费者”，指的是“为了日常生活消费”的人。而王海的购买目的是索赔，他不能算作消费者，不能得到赔偿，他的行为也不应受到法律保护。

无论如何，王海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专业打假的道路。从22岁至今，他人生中金子般的年华都花在了这项事业上面。

不过，他买假索赔依然不顺利。有商家在他刚准备行动的时候就发出了“狼来啦”、“刁民来了”、“防火防盗防王海”的“红色警戒”。有的地方甚至由政府部门出面，召集商家开会研究对策。他不时会收到让他“马上去八宝山”的留言。有人要出20万元买他的头。他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接受崔永元采访的时候不得不戴上假发套，粘上唱戏用的胡子，一照镜子，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1996年，他算了一下账，一年中，买假货花了十一万元，获赔偿五万多元，还有八宗官司缠身，五万多元没着落。他也是个普通人，要生存，要吃饭。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王海发现，单靠一个人赤手空拳地去“搏斗”，力量还是太微弱了。他就像孤独的堂吉诃德，手持长矛面对风车发起挑战。耗尽了精力和体力，他甚至不能够降低风车旋转的速度，更遑论让疯狂的风车停下来。

他想成立一个公司，借助群体的力量，开展一种“组织化打假”的方式，让这项事业能够走得更远。成立公司需要资金，但他没有那么多钱。此时，远在四川的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刘永行从媒体上得知王海的情况，到北京时，专门和王海见了一面。刘永行非常支持王海，愿意以个人名义赞助他十万元，并希望他能将单打独斗的打假行为最终引向社会行为。

1996年年底，王海的公司成立了。从此，他东跑西颠，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他的工作由以前的买假索赔扩展到为消费者维权的更广领域：为客户提供知识产权方面的调查和顾问，为消费者及生产厂家提供维权指导，向社会公布各种商业欺诈行为等。

这其中，有的业务完全是公益活动，不收费。这也许是茅于轼的话对王海起了作用。茅于轼告诫王海：只顾利益，光瞄准钱，就容易走偏。你对自己有一个更高的要求，事业才更能得到社会的支持。否则你就有可能陷于更复杂不清的局面。

它标志着王海和“王海们”的转型。这些年来，王海和他的追随者，已经逐渐地从为个体维权过渡到为公司维权，把个人的维权经验应用到为社会服务。他们想要让自己的社会形象从暧昧转向清晰。他们付出了努力乃至代价。

不过，让王海感到无奈的是，十几年时光飞逝。十几年里，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中，“猫”往往处在一种弱小的地位；“老鼠”比猫更强势，成长得更加“茁壮”。

就比如说，王海曾经揭露了福建莆田性病游医“占氏家族”诈骗患者钱财的黑幕。卫生部为此专文下令取缔各地游医。此举可使全国消费者避免年二十亿元的金钱损失。但在与“占氏家族”的对抗中，王海感到了自己的无力。对抗伊始，对方座驾为奔驰；后来，有人竟又摇身一变，成了外籍人士，有人还办起了民营医院。王海自己呢？他曾经披露一个数字：“身价百万”。在当下的社会里，“身价百万”无疑是只小猫，与那些大老鼠相比，算得了什么！

王海还认为，十几年来，假冒产品越打越多，维权环境并无改观。有人出钱买他们命的恐吓就不用说了。他们更无奈的是法院的判决：打假者不是消费者，买假索赔不受法律保护。

“王海们”能怎么办呢？他们游走在社会需求、市场需要和司法实践的边缘，战战兢兢，步履维艰。

王海还很年轻，“王海们”也都还很年轻，他们的路还很长。

中国消费者的维权之路也还很漫长。

命运追踪

与当年惊世骇俗的举动相比，王海现在的生活已经归于平常。

他打理着自己的公司，他的业务明确地分为赢利和公益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此外，他也不时地出去演讲，参加一些学术活动。他早已不如当年那样轰动，不过，他还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够成立中国第一个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非营利的反欺诈组织。

王海：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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