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斌：改革中国的红色亿元村掌门人

王宏斌　红色亿元村掌门人的“问题”与“主义”

人物档案

王宏斌，原名王洪彬，1951年生于河南临颍南街村，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三年级。1977年开始担任南街村干部。此后三十多年，王宏斌带领南街村村民，把这里变成了闻名全国的“红色亿元村”。

现任南街村党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兼任中共临颍县委副书记、河南漯河市人大副主任。

历史天幕

王宏斌和他领导的村庄坚持以村为基础，实行集体经营，这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向完全相反。

多年来，王宏斌以一个成功者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他在南街村倡导的“以基于毛泽东思想的集体主义为理念，以建设共产主义小社会为目标”的“主义”更是被当地官方津津乐道。他们认为是王宏斌所坚持的“主义”，解决了村子的“问题”。

然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王宏斌所谓的“主义”，最多可以算得上他在南街村倡导的一种“企业文化”。他用这种“主义”包装了南街村，并凭此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源。这种政治资源经过精心运作后，造就了“红色亿元村”的当代神话。

也许，事实究竟怎样，还要等到未来才能给出答案。

往事回放

1951年，王宏斌出生于河南中部平原的南街村。他的父亲在县城里的供销社上班，母亲在家务农。王宏斌出生时，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女儿。现在有了儿子，父亲自然格外高兴。后来，王宏斌又有了弟弟和妹妹。

虽然家里孩子多，但由于父亲在县城工作，王宏斌家的生活也算说得过去。本来，在那个年代，所有家庭的生活水准都差不太多。王家所在的南街村隶属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因位于县城的南部而得名。在这片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南街村的两千多个村民。村子太穷，周围的村镇都叫它“难街村”。

王宏斌小时候，父亲就觉得他很倔。不让他做的事，他偏要做。说也好，打也好，都没有用，似乎他认定的事情他就得干。

小学还没有毕业，王宏斌赶上毛泽东提倡青年人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学不用再上了，他回到家里，成了一个“公社小社员”。因为他年龄小，身体单薄，生产队照顾他，安排他看庄稼。他一双手闲不住，没事儿的时候就学着用庄稼秆编垫子给奶奶坐。村里人看了都夸奖他手巧，也找他编草垫。最后，队上几乎每家都有他编的草垫。

王宏斌少年时候这一段经历，对他以后的人生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脱离了学校的他不仅学会了和土地打交道，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和土地上的人打交道。他和村民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也奠定了他在乡村社会里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基础。

不过，王宏斌的父亲高兴不起来。作为一个已经逃离了土地的人，他不希望儿子还在那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打坷垃”维持生计。他认为儿子应该有更好的出路。经过一番努力，他从县里为王宏斌争取来了一个招工指标。于是，王宏斌暂时离开了土地，到临颍县生产资料公司上班。

在县城上班当然要轻松得多，可王宏斌觉得没劲儿。自己文化水平低，别说平常写个报告总结之类的事了，他连打算盘都不会，连给人家开发票时都经常遇到不会写的字。他觉得，在县城上班远远赶不上在村里和大家一块儿干活开心，心里总是想着能回去。

据说，1974年的一天，时任南街村的支部书记王黑带着几个人，开着仅有的两部小拖拉机到城里把王宏斌接了回来。那个时候，坐着拖拉机就和现在的高级轿车差不多。它象征着村民对王宏斌的最高礼遇。

王宏斌回来了，受到了乡亲们的欢迎，然而，回到家里，却看到了父亲伤心的表情。父亲对他的期望落空了，说他没出息，甚至很长时间都不想和这个儿子说一句话。

村里安排王宏斌当生产队长。当时，农村实行记工分，生产队长的主要职责是领着大家干活，挣工分。年轻的王宏斌刚一上任，就显出了他过人的一面。他自己天天出工很及时，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有一次，王宏斌的母亲和妹妹上工晚了，王宏斌当众宣布扣她们的工分。从此，大家更是对他刮目相看。队里的人很团结，年底一评比，粮食亩产居全县前列。王宏斌受到了表扬，领导带着他到各村介绍经验。

不过，王宏斌发现，无论南街村的庄稼长得好一点还是差一点，领导表扬还是不表扬，村民的生活都没有大的改变。当他听说新乡七里营刘庄的史来贺让村民家有粮吃、手有钱花时，就开着拖拉机，和村里的干部一起到刘庄取经。参观完刘庄以后，王宏斌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工业，农民富不起来。

从刘庄回来，王宏斌他们用东拼西凑的三万元钱办起了一座日产二十吨的面粉厂，这是南街村的第一家企业。

不久，王宏斌发现县机砖厂生意红火，人们都排着队去拉砖，想多要还得县领导批条子才好使。他想，办砖厂肯定赚钱。可办厂至少要三十万，就是把全村人的家底都算上，也凑不到这个数，更何况还有人不愿意。怎么办呢？王宏斌想了个办法。他先在党员会上吹风：这么多年，一直是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一次，咱们关起门来，给大家搞点福利，村里打算办个砖场，每个党员可以优惠购买三万块砖。出了门，大家谁也别说。没几天，就有人找支部反映情况：党员占大便宜了，盖一座房子也就三万块砖，这便宜能光让党员占？过了几天，村里的大喇叭喊开了：经村委会决定，按优惠价向村民预售机砖。每户限三万块，军烈家属、教师家属优先，仅限三天，欲购从速……就这样，村里很快筹集到三十多万现金。

直到今天，还有许多媒体对王宏斌的集资方式提出质疑，认为王宏斌是靠耍手段成功的，“不足道也”。不过，按照中原农民的逻辑，成功就是最好的。至于所采用的手段，那是为目的服务的。王宏斌并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妥。

南街村的机砖厂很快运转起来，生意比王宏斌想象的还好，连附近的县都到南街村拉砖。这样一来，村里每天是尘土飞扬，有村民开始抱怨。事又凑巧，由于操作不当，机砖厂的工人出了事故。村民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王宏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度过这场危机，他开始与村班子商量给村民办福利的事情。经过商量，先免掉水电费。算下来一年要集体贴两万元。而砖厂刚办起来，每年赢利也就三四万。王宏斌认为，村子的发展，要靠全体村民的支持。村民不支持，村干部什么也办不了。很快，王宏斌宣布了这个决定，在关键时刻，争取了村民的支持。

王宏斌在南街村领着大伙儿干的时候，中国社会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公社逐渐解体，全国各地都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1年，南街村的土地和集体资产也一样分包到各家各户。

那一段时光，是王宏斌人生中的低谷。地分了，厂子下包了，王宏斌这个村支书只剩了个虚名，说什么没人听，他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

不过，南街村的土地承包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南街村靠近县城，村民做小买卖的很多，无暇搞农业生产，农田撂荒；原来的面粉厂、机砖厂承包给了个人，他们欠着村里的承包款不交，村集体没有收入来源，村公共事业没人管，村民渐渐开始愤怒起来。(www.chuimin.cn)

面对这种情况，1985年，就在全国最后一批人民公社解体时，南街村却“逆历史潮流”，反其道而行之，把承包出去的企业收归集体，把那些撂荒的土地由集体统一耕种。

村委会虽然把企业和土地收回，但是，经过那段时间的分田到户，村民们对集体已经没有了以前的热情。“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管理困难了。而且，受改革开放的影响，流行歌曲等各种“腐朽文化”开始侵入南街村，“让人精神萎靡不振”。

此时此刻，王宏斌觉得，应该找到一种“思想武器”来教育村民。一开始并没有思路，但后来“就好像找什么东西一样，自觉不自觉地就形成了。比如，‘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些口号群众最熟悉，喊起来也朗朗上口；领导说出来，也觉得很正式，显示一定的高度”。这是当年的一位村干部的解释。

王宏斌的说法则是：那个时候，邓小平理论还没形成，两个文明一起抓的精神也还没传达到南街村。新的精神支柱找不到，就去找老的，于是找到孔子那里。但是，孔孟之道里有不少东西是不符合现实的，也有不少封建迷信甚至是错误。于是他又把毛泽东思想端了出来，这得到了认同，因为大家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深，又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

生于新中国，刚刚从“文革”中度过了自己青年时代，也没有太多文化的王宏斌，除了乡村社会的人情世故之外，实在缺少系统的管理知识。实际上，这些也正是王宏斌后来管理南街村所用的最重要手段。

在王宏斌的领导下，1984年，南街村开展了“三大运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和大唱革命歌曲。同时，政治教育与经济利益也挂上了钩。政治不过关，获得的福利就会减少。

1990年至1992年是中国迷茫的三年，“举什么旗、走什么道路”，“姓资还是姓社”成为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最严峻的选择。而南街村在这个时候至少在表面上给出了坚定的回答——走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

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14亿。它的发展速度甚至远远超过了深圳。

也正是这一年，在特定历史大背景下，南街村首次登场，成为官方宣传的典型。当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南街村的所谓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明确的表述。此后，当地媒体都按照这一口径大力宣传南街村。

1992年，南街村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村庄发展规划，并对“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做了更为完整和系统的表述。曾于1988年升格为党总支的南街村党支部，再次升格为党委，王宏斌依旧任书记。

1994年，南街村成为热点新闻。当年3月8日，《中国青年报》以《昨天的梦，今天的梦》一文报道该村，轰动海内外。这时候，南街村已经实行了“低工资、高福利”。村民的住房，生活所需的米、面、肉、蛋、油、气，孩子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每年一次组织村民到各地旅游的费用全由村集体负责。王宏斌还宣布要逐渐实现生活日用品、服装、一日三餐的统一供应。他的口号是“让村民富得一分钱的存款都没有”，再一次提出要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

从此，南街村开始具有全国性知名度。正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套制度被不断强化，王宏斌也开始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者和探索者自居。他是为数不多的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香港《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的村党委书记。

不过，王宏斌在南街村并非没有遇到过危机。

1994年，在王宏斌的主持下，南街村上马搞永动机项目。其实，稍具物理知识的人都知道，永动机违反能量守恒定律，是永远不可能制造出来的。上马的时候，所有领导都反对，只有王宏斌一个人坚持。结果，没过两年，南街村就声称“被骗了”，还为此赔进了两千余万。王宏斌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做了检讨，获得了村民们的原谅。据说，很多南街村老人因为王宏斌的检讨而感动得流泪：“班长为我们日夜操劳，还要受这等委屈。”

后来，王宏斌这样解释：我们进行这一段探索是失败的，南街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这对其他人或者为后人吸取点教训有好处，使今后更多的人不会再走这个弯路。不过，除了检讨之外，王宏斌并没有承担其他责任。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向王宏斌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被责令搬出村民楼后，耿宏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原来的福利供给也被取消。不服气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策，退出集体，个人承包一块土地。

2002年，南街村集团总经理耿富杰成为向南街村模式挑战的第二人。在做了数年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他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此后，被认为当时最具经营头脑、南街村集团为数不多的赢利企业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也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

几位村民的离去，引起了外界对南街村模式的质疑。如在未经法定程序克扣属于村民财产性质的福利，就曾引发法律界人士的关注。

南街村依然如故。“查收支，收缴一切不正当收入，与星级挂钩”，“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怎么办？退出赃物，停发福利一到五年，职工开除”，这些规定仍是“村规民约”的内容。

王宏斌真正的危机来自2008年2月26日《南方都市报》的一篇万言调查性报道《南街真相》。这篇报道成为南街村再引争议的导火索。

这篇迟来的报道，报道的是四年前发生的事——南街村改制了。一直宣称反对私有制的南街村一干领导，把集体财产从法律上转到“村里三大班子”的个人名下。海外媒体称：王宏斌变身红色资本家。南街村集团的五家公司的法人代表都变成了几个村领导。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这意味着一场“化公为私”。

报道还称，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发现了至少2000万元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金忠的“二奶”来到现场，对他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对此，南街村的解释是“外圆内方”：“只是为了符合市场规则，上市筹集资金。签这个协议是为了上市。签这个协议的同时，所有持股班子成员又签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就是班子成员所持有的股份属于集体股，不是属于个人股；个人不投资，集体投资；个人不分红，集体分红。这是文字的东西，也是有法律效力的……”

经历过一场场风波之后，王宏斌的经营能力和南街村的管理模式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针对这一切，王宏斌说，争议是正常的，争议越大，对南街发展越有利，我们不掏广告费就做了大广告。“最大的支持来自群众，只要群众支持我，社会上各级各界就会支持我。”

命运追踪

今天的王宏斌，依然和他的村民们一起生活在南街村，守护着属于他们的“红色家园”。他每天早晨起床很早。他的村民遇到他，会道一声“班长好”，他则以微笑和点头向对方致意。没事的时候，他会背起双手，在南街村里转一圈。针对外界的“恶意攻击”，王宏斌说，媒体的炒作对南街村的影响不大，各项工作运转还很正常，南街村各企业还在继续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