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盐碱地上的改革标本

2024-04-24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禹作敏盐碱地上长出的“改革标本”人物档案禹作敏，1930年出生于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1993年，禹作敏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74年，禹作敏走马上任，正式担起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重任。禹作敏带领全村社员，向盐碱地开战。禹作敏一方面坚决地以“大邱庄只有资本，没有主义”来回应，一方面也满腹牢骚。

禹作敏　盐碱地上长出的“改革标本”

人物档案

禹作敏，1930年出生于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1974年担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从1977年开始，禹作敏带领村民，创办了大量工业企业，缔造了一段中国农村改革的“神话”。1992年，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里，大邱庄多项经济指标稳居第一，成为中国“首富村”。禹作敏也随之名闻中外，被称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

1993年，禹作敏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99年10月，禹作敏在保外就医期间去世。

历史天幕

作为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禹作敏带领他的村民，把一个盐碱地上的贫困村变成了“中国第一庄”。其胆识、能力与勇气，值得关注中国农村发展过程的人们永远铭记。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于新农村改革实践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所承担的巨大政治风险以及取得的成功，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然而，大邱庄的成功让禹作敏的个人欲望极度膨胀。他想要把大邱庄建成一个属于他的“独立王国”。在这里，禹作敏是最高的主宰者，拥有绝对的权威，甚至可以决定别人的生死。这是现代社会所不能容许的。禹作敏从“天堂”到“地狱”坠落的过程，成了解析当代中国政治和经济纠葛的典型案例，也给农村的发展和改革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标本。

往事回放

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这是“文革”期间，著名诗人郭小川下放团泊洼劳动时写下的篇章。在郭小川笔下，团泊洼宁静美丽，令人向往。

然而，在那个年代，团泊洼附近的大邱庄，充斥的只是贫穷和饥饿。庄里的土地大都是盐碱地，“春季白茫茫（指盐碱），秋季水汪汪（指沥涝），春种秋不收，糠菜半年粮”是对它的写照。而“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顺口溜更是周围居民对它的评价。

一代“改革风云人物”禹作敏就出生在这个贫穷的村庄里。

1974年，禹作敏走马上任，正式担起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重任。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仍在全国开展着。禹作敏带领全村社员，向盐碱地开战。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干活时，袒胸露臂，汗流浃背；吃饭时，咬口饽饽，满嘴冰碴。就这样，几个寒暑下来，硬是把七千多亩高低不平的盐碱地改造成了横平竖直的条田地。改造后的地，旱能浇，涝能排。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亩产由原来的百八十斤猛增到四五百斤，大邱庄人终于摆脱了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贫困生活。

有饭可吃，有衣可穿，村庄的面貌也改变了，禹作敏并没有就此停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曾经备受追捧的所谓“大寨模式”与“大寨精神”被广泛地质疑与批判。而当年天津地区学习大寨最为狂热且深得江青赏识的模范村——宝坻县小靳庄在政治风波中所遭遇到的伤痛，更令禹作敏警醒。大寨艰苦奋斗也许真的改变了土地的面貌，小靳庄人的蹦蹦跳跳也许真的挺热闹，不过这一切，真的能够让大邱庄彻底摘掉穷帽子吗？

据说，当年，禹作敏孤身一人在团泊洼冥思苦想了三天。通过反复思考，他悟出了一条道理：要致富，就要打破“两个纲”，即经济上的以粮为纲，政治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第四天，他敲钟集合大邱庄群众，充满激情地发表了这样的演说：“这些年大家跟我受苦了。现在，我既不埋怨上，也不埋怨下，一切责任都由我承担！大伙要是还能信得过我，我就再干上三年。我承诺两点：第一，要让大邱庄变个样，让大家过上富裕的日子；第二，要让村里250多个光棍都娶上媳妇。如果大伙信不过我，那我现在就下台。”

禹作敏的话刚讲完，周围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掌声落下，大邱庄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当时，“文革”的阴霾尚未散尽，“中国往何处去”还像一个巨大的问号，高悬在几亿中国人的头顶上。此时，盐碱地上成长起来的禹作敏向他的村民们宣布了他的计划：办企业。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个大胆的想法。

大邱庄的第一个工厂是轧钢厂。当时没有资金，禹作敏动员全村人一起从团泊洼里打苇子卖钱建起了厂房。买机器设备，从银行贷了一部分款，禹作敏向邻村借了2万，动员社员捐了一部分，总算把钱给凑齐了。那时候物资紧缺，轧钢厂刚成立时，连一台龙门吊都搞不到。农民们扒着国有工厂的围墙，看吊车的样子，随后买各种配件，自己攒了一部。

轧钢厂上马的当年就赚了20多万元，第二年又赚了60多万。这让大邱庄的“土包子”们士气大增。禹作敏把赚来的钱又用到办新的企业上，就这样滚雪球般办起了一个又一个工厂。

禹作敏虽然只读过几年私塾，文化程度不高，但他管理企业却有独到之处。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他提出，每创1000万元利润，厂长可以提成10万元。在奖金的刺激下，各厂的领导和职工都憋足了劲玩命干。

禹作敏曾这样告诫他的搭档：“丑话咱说在前头，新搭起来的领导班子，一人一把号，都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一个都不要。”说这话时，禹作敏是为了统一思想，提高效率，但是，禹作敏落马后，它成了他“搞专制独裁”的“自供状”。这当然是后话了。

大邱庄发展得很快。禹作敏在庄内可谓顺风顺水，一呼百应，但外部环境让他感到了压力。(www.chuimin.cn)

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们总是喜欢争论“旗帜”、“方向”的问题，天津市个别领导认为，大邱庄搞钢材加工，是与国企争原料，发展方向有问题。更有人称大邱庄“挖社会主义墙角，抢国有企业饭碗，搞资本主义”。

禹作敏一方面坚决地以“大邱庄只有资本，没有主义”来回应，一方面也满腹牢骚。大邱庄要发展，要富起来，他做了他能够做的一切、他应该做的一切。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1984年9月，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来到了大邱庄。于光远正在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他对禹作敏表态说：大邱庄的发展“路子对”，只要市场需要、社会需要，乡镇企业照样可以搞钢材加工。禹作敏兴奋地说：“你给我壮了胆。”于光远的到来，成为大邱庄历史的转折点。此后，天津市委领导对大邱庄态度也开始改变，支持大邱庄大力发展企业。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邱庄的钢铁企业开始迅速裂变、扩张，最终成了一个企业集团。

到了1989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禹作敏的文章《十年改革十年巨变》。这一年4月，大邱庄宣告成为中国第一个亿元村。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成为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美国的《纽约时报》也关注了它，报道说：“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村庄发展了，村民也从中得到了利益。禹作敏在大邱庄实施了包揽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包括房子、车子、子女入学以至医疗等14项。喝水不要钱，用电不要钱，什么都是发的。

当然，获得这些好处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你什么都得听禹书记的”。在这个乌托邦般的村庄中，人们在享受着令外村人羡慕的福利的同时，也失去了部分的自由。大邱庄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国王”禹作敏的话就是圣旨，谁也不能违抗。

作家蒋子龙先生讲过大邱庄的一件事。那时禹作敏还处于上升阶段。村里一辆拉硫酸的车盖子松了，一个急刹车，硫酸泼出来，烫伤8个人，最严重的是一男一女，准备结婚的，女孩子几乎被毁容。结果禹作敏给开车的警察800块钱，给烫伤的女孩300块钱。那个女孩哭诉无门，法院也不受理，那时也没有律师提供法律援助。那对青年见不着禹作敏本人，听说蒋子龙去过大邱庄，就到作家协会找到蒋子龙请求帮助。蒋子龙听了非常愤怒，给禹作敏打电话，直言批评他简直就是土地主、恶霸的作风。蒋子龙说：这个事处理不好我跟你没完，咱们俩打官司，我保证在《人民日报》捅出这件事。我有两个渠道，第一，我有写内参的权力，可以用内参参你；第二，可以写文章，把事情公布出来。禹作敏有点害怕，问蒋子龙那对年轻人的联系方式。等蒋子龙再托人找那家人，那家人反倒没意见了。禹作敏早派人去把那两个年轻人的嘴堵死了。

蒋子龙还讲道，禹作敏给村民土特产，不是每人发一份，而是让村民举手。谁想要东西谁就举手；举手了就给，不举手就没份。蒋子龙说：“我觉得他变坏了，他是在羞辱人。有的人是穷，但是你不能认为他穷就低贱……”

1992年是禹作敏辉煌的顶点。然而，就在声望达到顶峰的时候，禹作敏还是暴露出了农民的真面目。这位发达起来的“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似乎忽然有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

实际上，“成功”之后的禹作敏确实陷入了茫然之中。全国巡讲、报告以及接待无穷无尽的参观团，让禹作敏陷入焦虑与无奈。他不知道怎么讲解大邱庄、讲自己在大邱庄的贡献、这些贡献和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大潮流有什么关系，更不知道规避自己语言和行为所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也没有人告诉他到底该怎么做。多种迹象表明，禹作敏在言行上的狂妄不羁，已开罪到政治人物若干。他自恃为“中国农民的代表”，而且与某些中央领导交情不浅，便渐渐地忘乎所以。他对一群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有一次，六位部长级别的官员到大邱庄开会，禹作敏连楼都不下。当会议结束，官员们准备离去时，他对门外的喧哗置若罔闻。当记者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别之意时，他一甩手说：“不理他们。”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十四大的党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孙山。6月20日，中共大邱庄委员会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公开信》，申明：“从今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

上帝让谁灭亡，首先让他疯狂。禹作敏不知道，他已经渐渐地从功臣走向了反面，从峰巅开始走向深渊。

引发禹作敏倒台的是一个人命事件。1992年12月，大邱庄一个公司经理病故，查账时发现可能有贪污行为，于是派人审查该公司业务员危福和。结果，危福和被非法拘禁，并被暴力殴打致死。得悉事情真相的禹作敏决定“保护”肇事者。检察部门派人到大邱庄取证，取证的工作人员被非法拘留十几个小时，其间还没有任何饮食。检察院对疑犯发出拘传令时，执行任务的公安干警又被设卡拒于庄外。

事态由此恶化。政府方面动用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村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各个路口，在统一指挥下，调动汽车、拖拉机、马车，设置重重障碍，组成“五道防线”对抗公安部门。

禹作敏还说：“垮我禹作敏，大邱庄都得垮！”同时，他以退为进，向外界宣布暂时辞职。如此紧张的局势维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才勉强同意武警进庄搜查。之后，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大邱庄派驻工作组，收缴该村的所有武器装备。

禹作敏被捕的过程充满了戏剧性。1993年4月15日，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给静海县县委书记崔士光发去明传电报：“高德占（新任天津市委书记）同志于今日下午2时30分在一所一号（即迎宾馆一号）邀禹作敏同志谈话，请通知禹作敏同志，并请你一同参加。”据称，接到静海县委送达的通知后，禹作敏思忖再三，于忐忑、怀疑中无奈前往。他带上了自己最为信赖的贴身保镖和几位村民。但是，这一去，禹作敏束手就擒。

1993年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5项罪名，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其子、大邱庄的二号人物禹绍政被同时判刑入狱10年。

禹作敏被捕并判刑，一度被解读为改革派受阻的政治事件，但是，天津有关人士当年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就说：“禹作敏被拘捕，再次表明中国政治和法制的进步与成熟。”在今天看来，禹作敏的命运和政治关系不大。它只是一个狂妄又做了为当代法治社会不容的蠢事的“庄主”必然要面临的一种结局。

命运追踪

1999年年初，患有多种疾病的禹作敏被转至天津天河医院甲三病房。此时的他，面容憔悴，困顿之态溢于言表，与“大邱庄庄主”时代相比，判若两人。10月3日，已经保外就医的禹作敏在孤独中去世，时年69岁。

禹作敏去世之后，天津市委、天津市政法委集体研究决定，驳回禹作敏家属提出的关于迎接尸体回大邱庄的请求。10月5日，禹作敏尸体在天津火化。一代农村的“改革标本”，从此灰飞烟灭。

禹作敏：盐碱地上的改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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