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一无所有中宣泄中国式迷茫和他们影响中国

2024-04-24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崔健从一无所有中宣泄“中国式迷茫”人物档案崔健，1961年8月出生于一个朝鲜族家庭。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和平年纪念音乐会上，崔健演唱了他的成名作——《一无所有》。它们不仅在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奠定了崔健“中国摇滚音乐之父”的地位。历史天幕崔健不是一个一般的流行音乐歌手。无论是《一无所有》、《红旗下的蛋》，还是《一块红布》，崔健触及的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式迷茫”。

崔健　从一无所有中宣泄“中国式迷茫”

人物档案

崔健，1961年8月出生于一个朝鲜族家庭。父亲是个专业的小号演奏者，母亲是朝鲜族舞蹈团的成员。从小时候开始，崔健便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1981年，崔健成为北京爱和管弦乐团的专业小号演奏员。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受西方摇滚音乐影响，崔健开始创作和演唱摇滚歌曲。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和平年纪念音乐会上，崔健演唱了他的成名作——《一无所有》。这标志着一位默默无闻的歌手从此开始影响一个时代，更标志着中国摇滚音乐的诞生。

此后，崔健先后发行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红旗下的蛋》、《无能的力量》等专辑。它们不仅在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奠定了崔健“中国摇滚音乐之父”的地位。

历史天幕

崔健不是一个一般的流行音乐歌手。他是在用音乐宣泄一个时代的痛苦、失落和怀旧。

无论是《一无所有》、《红旗下的蛋》，还是《一块红布》，崔健触及的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式迷茫”。

旧的批判对象已经消失，新的生存环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虚假的幸福。一部分人正沉溺在这种幸福感中，一部分人在憧憬更加遥远和不确定的幸福，而崔健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生存和生命的困境。

《瞭望东方周刊》评价1986年的崔健时说：

“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用沙哑的嗓音喊出了一代人的心声：对自由的渴望、对传统的叛逆、对激情的追求。因为，他让大家骤然发现自己真的两手空空。

“刚刚从狂乱中醒来的国人，来不及下海，还在讨论‘夜生活是不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来不及培养自己的个性，没有自己的声音。崔健，用他的一无所有点燃了、用他的鼓点惊醒了情绪满当当快要爆发出来的一代人。”

往事回放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

1986年5月9日，25岁的崔健站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舞台上，用他那沙哑的嗓音吼出了这首《一无所有》。此时，他穿着一件从朋友那里弄来的马褂，背着一把破吉他，把两个裤腿卷得一高一低的。音乐声落下的时候，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中国的摇滚乐，在这一刻，诞生了；中国的“摇滚乐之父”——崔健，在这一刻横空出世。

谁也预料不到，会是这个人，在这个时刻，用这种压抑、紧张又富于爆发力的嗓音，把一个时代的迷茫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

虽然说父母都从事艺术，崔健从小就浸泡在艺术的环境里，可崔健从来都不是那种“音乐儿童”。父母对他也有一些艺术上的期望，可崔健小时候，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让他接受正规的音乐训练。所以，崔健的童年和少年相当轻松，并没有经历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给予孩子们的那种压力。

不过，崔健还是不可阻挡地对音乐产生了兴趣。到14岁的时候，他就把能够摸到手的乐器试了个遍：手风琴、单簧管……最终，他还是觉得吹小号最顺手。父亲也说，你这个年龄，已经可以开始学习乐器了。

崔健开始跟父亲学习吹小号。也许他天生就是个音乐人，一开始学习小号，他就感受到了音乐的美好。他觉得音乐和自己的心跳完全契合，甚至能够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那时候的崔健很瘦小，和他相比，那小号显得特别大。崔健拿不动，只能把它放在桌子上吹。他一练就是一个小时；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接着练。(www.chuimin.cn)

从这时候开始，练习小号就成了崔健少年时代的一项重要任务了。小号给崔健带来了好运，也给他后来的音乐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20岁的时候，崔健加盟北京爱和管弦乐团，担任专职小号手；而小号的声音在后来崔健的作品中，总是作为一个特殊的音乐元素出现。

不过，崔健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天性喜欢自由，乐团这地方不适合自己。他不愿意总是板着面孔作出一种严肃的姿态在舞台上中规中矩地表演。他希望能够寻找到让自己个性自由挥洒的舞台，能够让自己的内心自由飞翔的声音。

那时候，摇滚乐已经开始在北京的留学生中和一些酒吧里出现，北京也渐渐出现了一些青年人自发组织的摇滚乐队。借助自己在专业艺术团体工作的便利，崔健是中国最早一批接触摇滚乐的青年之一。他开始学作曲，开始试着给一些歌曲作配器，从而发展到自己把作品全部完成。渐渐地，崔健觉得自己也可以唱。他试着登台表演，虽然说那时候他的嗓音并不是太好，唱两三首歌嗓子就“劈”了，可他觉得观众还是认可的，因而慢慢地有了信心。

1985年年底，崔健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带着自己创作的《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参加了当年的流行歌曲比赛，但是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不过，这次比赛给他带来了运气。流行歌曲比赛中的评委王昆记住了崔健这个名字。

1986年的纪念国际和平年“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王昆是电视总编。当崔健被别人介绍过来时，已经对崔健有过印象的王昆看了一眼崔健他们拿着的《一无所有》的歌词，觉得挺不错的，就决定让崔健上台演出。

就是这一次演出，让默默无闻的崔健成了一代人的文化偶像。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从此红遍全国，时间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一无所有》宣泄的是一种“中国式迷茫”。它就像一把钥匙，一下子便开启了那个年代的文化之门。

《一无所有》诞生的年代，距离“文革”结束已经近十年了。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国社会对“个性”的强调已有不少年头，主流媒体在高调宣传“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而人们却依然按照生活的惯性来思考问题。人们依然喜欢以“我们”而不是“我”来表达一种行动的意向。崔健以他沙哑的嗓音“赤裸裸”地“问个不休”，恰如电闪雷鸣，击中了一个时代的柔软之处。他“问个不休”，可是没有答案；他“一无所有”，却充满了愤怒的力量……

有趣的是，《一无所有》后来被无数关注摇滚的人士解读为一首“政治歌曲”，认为崔健表达的是一种“政治的”迷茫和愤怒，但是崔健一直坚定地说，《一无所有》就是一首爱情歌曲。无论别人赋予它什么样的理解，它就是写爱情的。“作品写出来放到市场上，每个人拿到这个产品之后他自己怎么想，那真的不是我的事儿了。”

《一无所有》让崔健一举成名。在接下来的全国巡回演出中，更多的人了解了他，接受了他。1989年2月，他出版了第一张原创摇滚音乐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个专辑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同时在大陆、香港、台湾出版发行，随后在台湾荣获双白金唱片奖，在香港获白金唱片奖。

不过，崔健也因为其歌曲的象征意味而成了敏感人物。因为政治和文化原因，《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只在大陆叫这个名字；而在海外，它的名字都改成了《一无所有》；台湾地区出版的专辑里，还删掉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首歌。

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举奠定了崔健作为中国摇滚音乐开山鼻祖的地位，也成了中国摇滚音乐的催化剂。在崔健的影响之下，更多渴望个性与自由的青年人投身到了摇滚音乐之中，尝试着以崭新的姿态宣泄年轻的“叛逆与愤怒”。崔健、王迪、孙国庆、田震合称“四大摇滚”；黑豹乐队出版的唱片创造了中国摇滚乐的销量奇迹；之后的郑钧、窦唯、张楚……更是为摇滚乐在中国大地上的流行和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崔健并没有停下来。他干脆辞去了公职，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开始了在摇滚音乐世界里的精神漫游。接下来，他发行了《解决》、《红旗下的蛋》。它们延续了崔健一贯的愤怒和迷茫，而且更加锐利，像是一把把刀子，直直地刺向听众的内心：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我，就请你吻我的嘴。我有这双脚我有这双腿，我有这千山和万水。我要你所有的所有，但不要恨和悔。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假行僧》）

红彤彤的心它放着光辉，照得我这双手红得发黑。手中的吉他就像一把刀子，它要割下我的脸皮只剩下张嘴。不管你是谁，我的宝贝，我要用我的血换你的泪……你光溜溜的身子放着光辉，照得你那祖宗三代露出羞愧。你张开了胸怀你还伸出了手，你说你要的就是我的尖锐。你在流泪我的宝贝，不知是脆弱还是坚强的美。这时我的心就像一把刀子，它要穿过你的嘴去吻你的肺。（《像一把刀子》）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我的手也被你攥住；你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要你做主。我感觉你不是铁，却像铁一样强和烈；我感觉你身上有血，因为你的手是热乎乎……（《一块红布》）

这时的崔健，不仅是一位歌手，更被认为是一个思想者和启蒙者。他以一个反抗者的姿态出现而被主流社会接受。他以一种通俗的音乐方式完成了那些歌坛的“精英人物”所不可能完成的事。他写的歌词成了后来的人们研究“八十年代文化现象”的经典文本，并被收入到大学课本之中。

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崔健和他所倡导的摇滚精神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走向式微。特别是1998年，崔健发行的《无能的力量》，反响相当小。时代已经不是那个时代，社会不是那个社会，青年也不是那时的青年了。妥协与退守，让以反抗为旗帜的摇滚乐死无葬身之地。愤怒的崔健、迷茫的崔健，在物质主义的潮流映衬之下已经显得不合时宜。20世纪80年代的轰鸣，已经成为残存的余响；如日中天的摇滚乐，渐渐地只留下了一抹余晖。

命运追踪

不过，崔健的姿态一直没有改变。

他始终认为，一个真正的摇滚音乐家是反叛的。真正的个性不在商业上的表现，而在批判精神上。摇滚乐的文化姿态如果从反抗变成了顺从，那就不能再叫做摇滚乐了。

人们称崔健为“中国摇滚乐之父”、“偶像”，但是崔健认为，这种称谓是媒体的炒作方式，接受这样的称号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他觉得，无论从产量、质量，还是社会意义、存在价值上讲，中国的摇滚乐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它只是让人们注意到了自身的一种存在。至于做“偶像”，崔健说：“摇滚是需要朋友的音乐形式，做偶像需要保持距离，而有些距离的保持完全是出于商业运作的需要。我不喜欢做这样的偶像，让我们一起来砸碎这个偶像。”

崔健：一无所有中宣泄中国式迷茫和他们影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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