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广九：傻子瓜子对中国的影响

2024-04-24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年广九“傻子瓜子”的起点与终点人物档案年广九，1937年出生于安徽怀远。其所创的“傻子瓜子”成为品牌。“傻子瓜子”也被看成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消息树和风向标。年广九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1983年和1984年，邓小平同志先后两次提到“傻子瓜子”。为了促销，年广九想出了“有奖销售”的点子，奖品价值累计高达10万元人民币。1991年5月，年广九被判处三年徒刑。从经营“傻子瓜子”以来，我们已向国家交

年广九　“傻子瓜子”的起点与终点

人物档案

年广九，1937年出生于安徽怀远。少年时家境贫苦，后来开始做小商贩。20世纪60年代曾被称为“投机倒把”的典型，后来渐渐积累了资金。在改革开放尚处于萌芽状态的20世纪70年代末，年广九以灵活的经营手段拓展市场，成为中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之一。其所创的“傻子瓜子”成为品牌。

如今，人们谈起年广九，往往称他为中国私营业主的活标本。

历史天幕

年广九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萌发初期的民营企业家。他从一个街头小贩开始，发展成为一位有一定规模的炒货企业的企业家，其间的历程，不可谓不艰辛。而最大的障碍是那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策。他要面对“投机倒把”、“新型资本家”的指责。

“傻子”的经历，典型地反映出了我国个体和民营经济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傻子瓜子”也被看成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消息树和风向标。它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有政治意义。“傻子瓜子”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反思中国当代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样本。

往事回放

年广九是安徽怀远人。小时候，家里穷得不得了。父母都有病。父亲有很严重的关节炎，一年到头老是犯病。一犯病，全身疼得要命。母亲腰疼，重体力活干不了。他没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从懂事的时候开始，全家的生活重担就落到他一个人身上。

9岁的时候，年广九和父母一起从农村逃出来，到芜湖给人当学徒，学做生意。他学过的生意很多。按照他的说法，有七个师傅培养过他。这可以看出来，当年，年广九的生活是变动不居的，他在每一个师傅那里都只能待很短的时间。就是在这段时间，年广九对于经商有了最初的领悟。

新中国成立后，年广九曾经到钢铁厂当过工人。那个时候，工人社会地位高，待遇也不错，年广九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可是没几年，企业减员，厂里一百多人，只留下五十人。其他人，领三个月的工资，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他就从钢铁厂出来了。

年广九又开始做生意，都是些小生意，什么赚钱做什么。当年做生意可不像现在这样简单。那时候，国营单位不给他这样的小商贩供货，他只能自己长途贩运。按当时的政策，这属于“投机倒把”。年广九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1963年和1966年，他两次被投入监狱。

看来长途贩运风险太大。1972年开始，年广九不再做别的生意，专门卖瓜子。

他卖瓜子，和别人不一样。有人来买几包瓜子，他就再送一把。人们说，这人是个傻子。买几包瓜子，几毛钱，他还要送，不折本吗？年广九心里自有小算盘。他觉得“傻子”这个名字挺好，傻乎乎的，傻有傻福。

时间一长，“傻子”的名字越来越响，他的本名反而没多少人喊了。人们喊“傻子”，就变成替他做宣传了。

当年，他卖瓜子的时候，偷偷摸摸的。一个小扁担担两个篓子，篓盖上铺一层报纸。城管来了，就要把他的东西没收掉。年广九后来回忆说，那时他经常被抓，几百次都有。

生活异常艰辛，但年广九很自信。他坚信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想出赚钱的办法。他也为自己超强的生存能力而骄傲。事实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条件下，年广九顽强地将小生意做了下来。到了1979年，他已经开始雇工，将自己的小作坊扩大成了一个工厂。

1980年，年广九把“傻子”的旗号打出来，“傻子”变成他的瓜子的牌子。

当时，国家规定，个体户雇工数量最多不能超过八个。八个以下，还是姓“社”的个体经济；八个以上，就是姓“资”的资本主义了。但年广九雇佣的工人数量最多的时候超过了100人。

1983年年底，安徽省工商部门对年广九的“雇工现象”展开调查，后来还向省委提交了一个调查报告。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有人提出年广九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是违法行为，应该限制其发展。后来，安徽省当时的省农经委主任，派专人到芜湖来调查，对年广九的雇工、生产经营等问题向中央做了汇报。

有人主张要“收拾年广九”。

坊间传言，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芜湖调研，路过年广九的瓜子摊时，当时的芜湖市委书记向胡耀邦汇报：这个就是年广九的摊位，他的工厂雇佣了几十个人，群众有反映。胡耀邦说：“不要动他，先看一看。”

最终，是邓小平的讲话把“收拾年广九”的意见压了下去。1983年和1984年，邓小平同志先后两次提到“傻子瓜子”。他认为，如果动了年广九，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他明确指出，中国政府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的谈话不仅仅保护了年广九一个人。当时全国的工商户如雨后春笋，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雇工问题由此迎刃而解。

也许是受了小平同志讲话精神的鼓舞，也许是年广九的心里还不够踏实，这时的年广九为自己找了一顶“红帽子”，和政府部门、国营单位合作，先后成立了两家公司，年广九出任总经理。

不过，“红帽子”并没有给年广九带来好运。首先是他的收入减少了。自己干的时候，挣多少钱都是自己的；和公家一起干的时候，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工资收入。人们都说他，“傻子真成傻子了”。

其次，公司的经营状况也不好。为了促销，年广九想出了“有奖销售”的点子，奖品价值累计高达10万元人民币。虽然这种做法也是仿效而来，但奖金如此之高仍很罕见。可不久，中央下发文件，明令禁止搞任何形式的有奖销售，公司一下子赔了个底儿朝天。

祸不单行，公司内部有人告状，说年广九贪污。根据举报，1989年9月，芜湖市人民检察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流氓罪起诉年广九。1991年5月，年广九被判处三年徒刑。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问题。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邓小平的再次点名改变了年广九的处境。1992年3月，年广九被释放。在新一年春节来临之际，他托人以他全家人的名义，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寄上他亲手炒制的瓜子。信是这样写的：(www.chuimin.cn)

敬爱的小平同志：

您好！

我们是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者，今年年初，您在南巡中讲到了我们“傻子瓜子”，我们感到好温暖、好激动。您是对全国人民讲的，但对我们更是极大鼓舞。光是今年下半年，我们“傻子瓜子”就新建了13家分厂，生产了700多万公斤瓜子。这都是由于您的支持和您的政策好！从经营“傻子瓜子”以来，我们已向国家交纳了200多万元的税，向社会提供了40多万元的捐赠。但我们还要兢兢业业地继续做“傻子”，为顾客提供更多味美可口、价钱公道的瓜子；我们还计划更大地扩大经营规模，把“傻子瓜子”打到国际市场上去，为国家多做贡献。

敬爱的小平同志，我们时时铭记着您的恩情，在这新春佳节快要到来的时候，特地寄上几斤瓜子给您尝尝。这是非常微薄的礼物，却代表了我们对您的深深的敬意，希望您能喜欢。

衷心祝愿您新春快乐！健康长寿！

傻子：年广九

小傻子：年金宝、年强

1992年12月30日

关于邓小平对这封信的反应，年广九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信寄出去不久，北京就打来了电话，说是收到了他们寄来的信和瓜子，他们将马上把它转交邓小平同志。而另外一种说法是“也不知道邓小平收到了没有”。不过，“中国傻子瓜子”网站上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邓小平正在吃瓜子。照片上有几个大字：邓小平与傻子瓜子。

年广九这一辈子最感激的人就是邓小平。他曾经说过：“没有邓小平，哪有现在的年广九？我的成败就靠邓小平！”小平同志90大寿的时候，他去了一趟小平的老家四川广安，怀着由衷的感激和崇敬之情参观了小平旧居。小平逝世的第二天，他在家中设起了悼念邓小平的灵堂，全家人都为邓小平戴孝，还向中共中央发了悼念电报。

他还明白，《邓小平文选》中有几个地方提到他，但不是为他一个人讲话。邓小平是拿他年广九的事说给大家听，是在为更多的私人企业家说话。

年广九的名字，渐渐地从芜湖出发，走出安徽，走向全国。浙江电视台曾专门制作过一部名为《“傻子”沉浮录》的专题片；上海的一个剧团以他的经历为蓝本，排演了话剧。年广九逐渐由一个商贩被抽象为私营企业破啼萌生的符号。他还一度担任过芜湖市政协委员。

从经营生意的角度来说，年广九是精明的。他天生就是个做生意的料。借助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傻子”二字已经上升到了政治经济学学术讨论的层面。“傻子瓜子”的品牌知名度也是其他任何一种瓜子产品都不可能比得上的。

不过，围绕年广九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于他的争论，也一度上升到第一代私营企业家素质的层面上。年广九有一个“三不怕”理论：第一不怕离婚，第二不怕坐牢，第三不怕官。抛开第三条不说，离婚和坐牢从年广九开始“发达”起就伴随着他。

年广九有一个著名的口号：男人要有事业，才能有好多老婆。他曾有过四次婚姻。每一次婚姻都和他的生意，和有形无形的财富产生了深刻的联系：第一任夫人因为生意要不要做得更大而与年广九产生分歧，导致二人离婚；第二任夫人曾经得到了“傻子瓜子”的商标专利授权，但也曾砸了年广九的办公室；第三任夫人更是牵涉到了年氏家族内部的诸多纠纷；第四任夫人，也就是现在的夫人，比年广九小30岁，现在在郑州单独经营瓜子生意。

他的关于“事业与老婆”的关系的“理论”成了人们鄙视“暴发户”的证据。他的私生活被一些人视为触犯了社会道德底线，而他也俨然成了中国第一代“素质低下”的私营企业家的代表。

年广九的麻烦事一直不断，除了经济纠纷、坐牢，他的家庭内部也不时出现一些问题。

1997年，年广九和两个儿子“拳头拧在一起”，成立了傻子集团。但没过多长时间，年广九因自己仅任空有荣誉、没有实权的董事局主席而心生不悦，找了个机会发难，砸了集团的牌子，并扬言要向两个儿子索赔“商标侵权”造成的损失。两个儿子则想出了另一个办法来“对付”父亲。他们注册了一大堆跟“傻子”有关但又不同的商标：“傻王”、“年氏”、“小傻子”、“傻媳妇”，涉及多个行业。

2006年年底，年广九的大儿子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和一名女子在他人的房子里死去，给了年广九重重一击。

2008年，他还在上小学的最小的儿子被绑架。警方与绑匪周旋32小时才终于使得孩子脱险。

英雄老矣。暮年的年广九虽然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现出了“壮心不已”，但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傻子瓜子”截至目前还是一种家族式的管理方式，离现代企业制度实在太远。仅仅依靠年广九的知识结构和眼界，“傻子瓜子”究竟还能够走多远不禁让人疑惑。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直到今天，“傻子”还更多地是一种政治标志而非一种商业品牌。政治影响力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转换成商业利益，但它毕竟是有限度的。现在，人们更多地是从街头的小店里看到“傻子瓜子”，却很难在大卖场、超市寻觅到它的踪迹。“傻子”这一品牌内涵的提升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属于年广九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他的终点，离他的起点并不是太远。也许，这就是年广九他们这代企业家的命运。

命运追踪

现在，年广九的第四任夫人陈慧芳远在河南郑州打理着“傻子瓜子”的分厂。陈慧芳很能干，在郑州已经开了几十家加盟店。年过七旬的年广九大部分时间在芜湖度过。上午，他在瓜子店里忙活；下午，他往往要召集一帮邻居打牌。

间或，年广九要接待全国各地赶来的记者的采访。他已经见惯了大世面。以前的时候，一家小报的记者都会让他战战兢兢，而现在，即便是最知名的媒体来采访他，他也能谈得滔滔不绝。他常常对记者说的一句话是：我就是中国第一商贩，这个名头是谁也夺不走的。

年广九对“第一”很陶醉，他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第一”后面标志着“小”的“商贩”二字。

年广九：傻子瓜子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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