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福音书：萧芸书写他们影响中国

2024-04-24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萧芸书写“知青福音书”人物档案萧芸，1949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1982年10月，萧芸以“湖南省部分老知青”的名义，斗胆执笔上书，请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改为工龄。据统计，上山下乡运动共涉及知青1800万人左右。后来，这封改变了知青命运的信被人们称为“知青福音书”。冒着风险执笔写出这封信的女知青名叫萧芸，时年33岁。她反复考虑，几易其稿，终于写好了这封后来被人们称为“知青福音书”的信。

萧芸　书写“知青福音书”

人物档案

萧芸，1949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1965年7月来到湘潭县姜畲镇插队。1979年返城后，从事幼儿教育工作。1982年10月，萧芸以“湖南省部分老知青”的名义，斗胆执笔上书，请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改为工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这封信作了重要批示。1988年9月，知青农龄普查工作在全国展开。此后，下乡知青的农龄全部变成了工龄。

历史天幕

197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知青问题。虽然此次会议仍然提出要坚持知识青年下乡政策，但知青运动无疑已成强弩之末。大批知青开始以各种方式返城。

1980年，中央书记处审时度势，果断决定：从当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一律作为待业青年，根据实际需要统筹安排。从此，轰轰烈烈了近30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据统计，上山下乡运动共涉及知青1800万人左右。这批人回城后，虽然大部分都有一份工作，但在工资级别、住房分配、福利待遇方面都得从头开始。特别是那些下乡插队十多年的知青，有的在农村成了家，如今拖儿带女，身无长技，干的工种是最差的，拿的工资是最低的。他们的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往事回放

1982年10月，一位女知青斗胆上书，请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改为工龄。这封信辗转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的案头。正在思考彻底解决知青问题的胡耀邦马上对此作出了亲笔批示。根据他的批示，1985年，国家下发了《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明确了下乡知青插队期间可与参加工作后的工龄合并计算。一项涉及1800万左右知青命运的政策终于得到了落实。后来，这封改变了知青命运的信被人们称为“知青福音书”。

冒着风险执笔写出这封信的女知青名叫萧芸，时年33岁。

萧芸，1949年9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父亲是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的高材生，后来在常德农校任校长。母亲是一位教师。

1957年，萧芸的父亲被打成“右派”，不久被送去劳教。1965年7月，萧芸从湖南省湘潭县第四中学初中毕业，年仅15岁的她报名上山下乡，与89名知青来到湖南湘潭县姜畲镇，组建了湘潭姜畲知青茶场。

1968年12月31日，知青茶场解散，萧芸去了一个别人都不愿去的偏僻山村——湘潭县姜畲乡老虎岩生产队落户。落户伊始，她受到了一些人的骚扰，心里很是烦恼。后来，她认识了一个叫李开彦的人。他是大队支书的弟弟，比自己大两岁，南昌航校毕业后分配在株洲三二〇厂。支书家里想为李开彦找个对象，他们相中了萧芸。萧芸对他的条件还比较满意，同时她也想找个能够保护自己的人。见了几面之后，他们到公社领了结婚证，举行了婚礼。1977年，萧芸在农村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成了一位母亲。原打算就在农村这么度过一辈子，但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将这一平静打破了。

1979年7月中旬，已在乡中学当民办教师的萧芸碰到了大队管收发的人。那人说大队部有她的一封信。在此之前，她已多次向有关部门写信请求解决她的回城问题，但都石沉大海。这回，萧芸同样没抱什么希望。然而，她拆开信一看，信却是湘潭县公安局寄来的，里面附着一张表，同意萧芸和女儿将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等得心都快碎了的萧芸，在这突至的惊喜面前落下了眼泪。

结束了14年半的知青生活，萧芸被某大型军工企业幼儿园招工当了一名保育员。她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努力地工作。和插队生活相比，城市生活毕竟不用再和泥巴、蚂蟥打交道。她感到很幸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显露出了它的另一面。对于她来说，虽然身在大企业，但只是一名小小的幼儿园职工。许多具体的问题困扰着她。其他返城知青境况也大同小异。大部分人虽然有了一份工作，但在工资级别、住房分配、福利待遇上都得从头开始。特别是那些下乡插队时间长、年龄大，甚至和萧芸一样在农村成了家的知青，身无长技，却要拖儿带女，养家糊口。他们的工种差，工资低，生活非常困难。军人转业，军龄可以算工龄；合同工变正式工，合同工期间的工龄也可以连续计算，为什么知青插队的时间就不能算工龄？知青在农村劳动的成果就这样轻易地被一笔勾销？难道他们那一段献出了人生最美好年华的“蹉跎岁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湮没？

萧芸所在的幼儿园，是全厂职工汇集的地方。常常有人找萧芸来谈论这个问题。厂外也有一些朋友，聚在一起就议论纷纷。萧芸喜欢写文章，善于写各种计划总结，附带写各式各样的报告，被同事们戏谑为“小（萧）报告”。有知青对她说：“萧芸，你有见识，文笔也好，你代表我们写一封信，要求把我们下乡的农龄改为工龄。写好信后，我们都签上名。”

考虑再三，萧芸同意了。1982年10月6日晚上，等孩子睡觉了，萧芸就在自家厨房那张用肥皂箱钉成的桌子上开始写信。她反复考虑，几易其稿，终于写好了这封后来被人们称为“知青福音书”的信。这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各位领导：

我们都是（一九）六四—（一九）六八年下乡、（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十五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热泪回到“娘家”。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为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作为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的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几千万知青在农村，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穿用），身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掮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油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是有积极作用的，若不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这些看不见的，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煞。(www.chuimin.cn)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青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不会理解，也不能忍受。上山下乡在当时来说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点，知青回城也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应当这么说！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遗憾的是有的人总是把知青回城看成一种“恩准”（这种人的另一种观点是下乡“活该”）因而知青的“苦衷”无人过问。弹指间，皱纹、白发都爬到了我们的眼角、头上，堂前父母老，膝下儿女大。说来惭愧，我们的工资数（元）比年龄数（岁）还要少。若遇不测，还要欠债度日，甚至一如过去，老着脸皮回家伸手向亲友要钱。如今提倡向前看，国家前途是令人鼓舞的。但我们个人前途是不可卜的，现在大家都在传说：八五年以后，国家工资制度将要改革，我们这些“无学历、少工龄、缺乏技术专长的”老知青辈将会作何安排？国家是否能理解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人的忧虑？（也是成千上万的人）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的，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话：“不使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福音。

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　萧芸执笔

1982年10月7日

信的落款原本是“湖南省湘潭株洲部分老知青”，但万万没想到，当萧芸拿出写好的信请大家签名时，旁边的知青朋友却像是统一好了口径：让他们先签吧，他们签完我再签。问了十几个人，一个名字也没签上。萧芸一下子傻了眼。当时“文革”遗风尚存，人们担心因此而惹祸上身，她也能够理解。但萧芸想，信既已写好，有好些句子大家都能熟背下来，如果有人去报告，她照样推脱不了“罪责”。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

萧芸决定干脆就由自己冒一回险，她把信的落款改为“湖南省部分老知青”，加上执笔人一项：“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萧芸”。

这时，幼儿园的何秋爱老师主动找到萧芸说：“我签字吧。”萧芸说：“你爱人是残疾人，还有两个孩子，万一有问题怎么办？我反正只有一个孩子，不怕坐牢。”何老师说：“先不说那么严重吧，我帮你把报告递出去，我堂姐和姐夫都在新闻出版单位，他们都是党组成员，可能有办法传递上去。”

何秋爱找幼儿园借了十块钱，买了车票和礼物，去了一趟长沙，把报告交给了她的堂姐何大姐和姐夫潘运告。

这份报告，通过何大姐递交到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党委会，在党委会上宣读的时候，有两位女委员还抹了眼泪。这封报告加盖了出版社党委会的大红印章之后，就成了一个民情附件，被递送到湖南省委。分管知青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刘正看完信后批示：此信件反映情况属实，请中央批示。当时，正好湖南省委有一批急件派专人坐飞机到北京呈送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于是，这封信又加盖了中共湖南省委的大红印章，顺利转到了总书记的办公桌上。不久，知青农龄转工龄，成为胡耀邦总书记落实政策“六年两千件”中的一件。

这封信发出的同时，萧芸还特地把信抄写了两份，一份挂号给了《中国青年报》的总编，一份挂号给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写好这封信后，萧芸又做了三件事：一是请三天假回了一趟老家，帮父母打了3000斤煤饼；二是把自己的毛衣毛裤拆了，又添了几斤毛线，给女儿织了几件毛衣；三是找丈夫坦言，如果出事了，让他马上提出离婚，以免受到株连。萧芸已经为这封信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1983年元旦刚过，湖南省委办公厅打来电话，请厂里转告萧芸，胡耀邦总书记对她的信作出了批示，国务院有关部门正着手调查解决知青的工龄问题。听到这里，萧芸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

1985年，国家劳动人事部下发了《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凡在“文革”期间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在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后，其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从下乡插队之日算起。

此举不仅改写了全国知青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全国近两千万知青在广阔天地摸爬滚打的青春岁月由此得到了一种肯定。自此，知青们在晋级、评职称、分房等方面，都享受到了农龄变工龄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好处。

命运追踪

改变知青命运的“福音书”，给萧芸带来的直接“福音”是她因此被调入国家大型一级企业——中国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机关党委办公室任新闻干事。

1996年初，萧芸主动下海，与人合伙成立了文化公司。1999年辞职。这时候，她那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同年3月，已近50岁的萧芸舍弃全部所有，只身漂流到安徽，在《合肥晚报》当了一名编辑。再婚几年后，萧芸和她做警察的丈夫都放弃了公职，转行从事民间教育工作。

知青福音书：萧芸书写他们影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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