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爱武：厨师开启民主新风

2024-04-24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陈爱武批评部长的厨师开民主新风人物档案陈爱武，1955年生。历史天幕陈爱武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个见诸报端、有名有姓的举报人；而他的批评对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报纸实名批评的、级别最高的现职官员。往事回放1980年，25岁的陈爱武在北京丰泽园饭庄做厨师。陈爱武找饭店党支部的几个委员商量。10月14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通报，坚决反对违反《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批评了商业部部长王磊吃喝不照付费用的错误。

陈爱武　批评部长的厨师开民主新风

人物档案

陈爱武，1955年生。1980年，在北京丰泽园饭庄做厨师的陈爱武检举当时的商业部部长王磊，“一顿饭菜几十元，在当时相当于一名普通干部一个月工资，但‘付的不过是一碗汤钱’”。《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此事，由此引发了一场群众性的反特权风暴。

历史天幕

陈爱武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个见诸报端、有名有姓的举报人；而他的批评对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报纸实名批评的、级别最高的现职官员。在刚刚经历十年浩劫，“潘晓”们正在讨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时候，陈爱武的一声大喊，给社会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在“腐败”这个词还不流行的年代，陈爱武被认为是“敢于同特权斗争的人”，后来，他被称为新中国“民间举报第一人”。

往事回放

1980年，25岁的陈爱武在北京丰泽园饭庄做厨师。他是个勤奋、能干的青年，担任饭店的团支部书记，因为工作出色，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

那是“文革”结束不久的年代，整个社会荡漾着一种略带迷茫而又清新、向上的空气。陈爱武和他的同龄人一样欣喜地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但是，在饭店里看到的情况却让他心里很不平静。

陈爱武工作的丰泽园饭庄，因中南海“丰泽园”而得名，是北京数得上的高级饭庄。它生意兴隆，常常座无虚席。

陈爱武发现，饭店里时不时地会有一些“特殊顾客”光顾。他们往往大吃大喝一顿，花掉几十元钱，顶得上当时一个普通职工一个月的工资，自己却往往只掏一两块钱。更有一位领导的夫人曾经在这里吃饭，饭店按实际价格收了几十元钱。不料，没过两天，有领导跑到饭店来，说饭店算错账了，要让他们把多收的钱送回去。饭店领导挡不住，只好把所收款项的三分之二退给了这位领导夫人，并表示了“歉意”。

“特殊顾客”让饭店很为难，但领导是得罪不起的，“潜规则”也是不能打破的，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所以，尽管饭店领导心里也不情愿，但还是对这些人“热情服务”。年轻的陈爱武看不惯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心里越来越别扭。

陈爱武还发现，有一个“特殊顾客”，“表现特别突出”。他就是当时的商业部部长王磊。王磊常常光顾丰泽园饭庄，自1977年以来，有据可查的就达16次。1980年在这里存有两次菜单，仅点菜一项就是124．92元，而他自己只付了19．52元。王部长脾气特别大，常常百般挑剔，动不动就要发火。饭店领导只得亲自下厨房，安排名厨师好生伺候着。

王磊的“表演”，让陈爱武感到很不正常。当时的《中国青年报》这样描述陈爱武的心理状态：

陈爱武心里更是不平静。他想，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中央领导应该带头，从中央领导做起。像王磊部长这样的领导同志还这样干，怎能有资格管下边？自己作为一个团支部书记，应当同这种不正之风作斗争。于是，他决意要向组织上反映。

陈爱武找饭店党支部的几个委员商量。几个委员躲还来不及呢，哪里愿意掺和这种事？陈爱武又到北京市服务局、北京市委“上访”，反映王磊的问题。他得到的回答是：市委大楼里谁不知道这位部长的“秘密”？就是没人捅破窗户纸罢了。

碰了好几个钉子，陈爱武仍没有放弃。他想到的最后办法是向中央反映问题。于是，1980年7月12日，他写了一封举报信，把它寄到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信寄出后，陈爱武心里很不踏实。一来，怕中央收不到信，或者是收到信后也没什么反馈；二来，自己是个“小人物”，揭发一个大官，万一上面怪罪下来，吃不了可得兜着走……

不过，一个月后，陈爱武的信有了回音。8月21日，中纪委责成北京市纪委派出工作组，到丰泽园饭庄调查王磊的问题。

10月14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通报，坚决反对违反《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批评了商业部部长王磊吃喝不照付费用的错误。通报中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党中央再三指示纠正不正之风，仍然有不少干部不顾党的影响，把自己放在特殊地位，恣意图谋私利，追求个人享受……希望各级党委和纪委，认真检查党员干部中违反《准则》的一切现象，根据‘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精神，严肃处理，坚决纠正党内的歪风邪气。”

实际上，中纪委通报的发出，意味着事情已经“内部解决”。但是，刚到《中国青年报》不久的年轻记者马北北获悉这一新闻线索后，立刻向报社汇报此事。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钟沛璋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决定对这一线索进行追踪采访。(www.chuimin.cn)

钟沛璋说：最多就是把我副总编辑的职务给撤了嘛！

《中国青年报》于1980年10月16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记北京丰泽园青年厨师陈爱武》，并配发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指出：“不管职务多高的干部，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而决不是人民的老爷。他们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一时之间，“小人物”公开揭批“大部长”的消息，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记下了当时的一幕：当天早上，一列从西安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旅客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陈爱武揭发王磊部长搞特殊化的报道时，“正在吃苹果的解放军战士，把正咬着的苹果放下，伸直了脖子细听，正收拾行装的干部停住了手，整个车厢立刻静下来”。报道刚一播完，“整个车厢里嗡地一下子议论开来。许多旅客连声叫好，有几个人高兴地鼓起掌来”。

这天早上，商业部部长王磊也听到了这则报道。他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如数补足少付的钱款。王磊当天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了检查，表示要深刻检讨，坚决改正，并请求上级给予党纪处分。王磊还把这个检查同时送给国务院领导同志。

此外，王磊特意写信给丰泽园饭庄和饭庄的主管部门。给主管部门的信里说：

对陈爱武同志这一行动，表示衷心感谢和高度钦佩。我确实多次到丰泽园饭庄吃过饭，今年以前的次数记不得了。今年有两次。

为改正不正之风，已去信丰泽园饭庄，请他们查清我所有吃饭少付的价款，通知我，我当补足。同时，请你们协助我查清，我在各饭店吃过饭少付的价款，通知我，我也补足。

在这之后的半个月时间里，《中国青年报》在第一版陆续刊发读者来信和各界反应数十篇。

一位家住浙江绍兴的青年来信说，他曾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准则：“多阅读，少思考，不暴露。”他看到陈爱武事迹的报道，开始认为这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还替陈爱武担忧：触犯了高级领导干部，还不知道会遭什么罪呢！他万万没想到，纠正错误的实际行动来得这么快，中纪委的通报和部长的自我检查打破了他的“准则”。他平生第一次投书报社，表示：“我现在确信，只有敢于向歪风邪气挑战，依靠党和人民，才能真正改变青年看破‘红尘’的思想状况。”

这些报道、评论和读者的讨论逐渐深入到对制度弊端的反思上。一篇报道标题就叫《制度不改革，歪风难刹住》。另有报道引用上海和平饭店团委书记的观点说：“为什么人人明知这个秘密，却就是不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这里有习惯势力的影响，但根本问题在于缺少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比如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能不能建立弹劾制度？在事实确凿的情况下，不管是谁的问题，报纸能不能直接加以揭露？”

不过，《中国青年报》还是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压力。有人问：“你们这样点名批评，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和来头？”更有一些高级领导干部通过种种方式表达了不满。

对此，10月18日，这家报纸在社论《党鼓舞我们去改革》里作出了回答：“的确是有背景，有来头的。这背景就是党中央再三发出的纠正不正之风的指示……来头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

11月3日，钟沛璋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开一代民主新风——评厨师批评部长》一文，文中再次强调：任何一个人民公仆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利用报纸来监督公仆，是建立正常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

1982年3月，王磊被免去商业部部长职务。

命运追踪

陈爱武是个“小人物”，“厨师揭发部长”事件之后，媒体对他的关注就不太多了。直到2004年5月，《中国青年报》再次对他做了采访。记者刘畅在报道中介绍：

1982年，陈爱武被保送上了大学。1986年毕业后，没有再回丰泽园饭庄。1988年，他赴日本研修一年，在大阪第一饭店学习烹饪。

1989年以后，陈爱武在中日友好交流中心任烹饪老师。经常给日本人讲授中国烹饪，陈爱武突出的感受是“有自豪感”，并因此“心里亮堂，活得有滋味”。如今已至中年的他，也曾经面临压力——年龄大了，该不该有个“一官半职”？后来，他一想，当官干什么呢？干什么不是为社会作贡献？

陈爱武经常背着书包，在单位附近的超市里仔细挑选着蔬菜，并常常问自己：“你说人家了，自己做得怎样呢？”说起多年前的事，他说自己“没后悔”，只是“年轻，没加考虑，有话就说”，关键是“我们这个党认真对待自己组织中，尤其是高级干部中出现的问题”。

陈爱武：厨师开启民主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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