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晓：一场讨论改变命运

2024-04-24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潘晓被一场大讨论改变的命运人物档案1980年5月，一封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文章署名“潘晓”。这封信引发了一场持续半年的“人生观大讨论”。潘晓，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它是“潘祎”加“黄晓菊”的简称。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全民性大讨论，后来，它又被称为“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参与“潘晓讨论”的6万多封来信，全被当成废纸，化为纸浆。

潘晓　被一场大讨论改变的命运

人物档案

1980年5月，一封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文章署名“潘晓”。

这封信引发了一场持续半年的“人生观大讨论”。

潘晓，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它是“潘祎”加“黄晓菊”的简称。

潘祎，江苏宜兴人，1959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进入北京经济学院学习。1980年正上大二。曾自杀过，蹲过监狱。

黄晓菊，女，1957年生。参加大讨论时为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工人，后来相继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再后来“下海”，现在仍做服装生意。

历史天幕

1980年是一个微妙的年份。

当时，“文革”的阴影还远远没有消散，刚刚从那个混乱年代里走出来的一代青年，面临着严重的人生迷茫。曾经高扬的理想，与现实社会相比，令人生疑。而当年那些曾经高不可攀的偶像们，此时已经跌落尘埃。中国社会毕竟还有不少阴暗面。而不太开放的社会对于一代青年又构成了束缚和压抑。

“人生观大讨论”恰逢其时。

往事回放

一切都要从1980年初开始说起。

1980年4月，针对一代青年人所面对的种种人生困惑，中国青年杂志社组织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讨论活动。受命做这个工作的两位编辑，一位叫马丽珍，另一位叫马笑冬。

好多天来，这二人往来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座谈会。她们敏感地感觉到当时的青年人对人生的困惑。当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解决了中国的政治理论问题，但是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仍无处不在。主流媒体上宣传的是大公无私和忘我的精神，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处处为自己着想。她们觉得，人生观讨论，是一件很有意义也非常有必要的事情。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她觉得，黄晓菊的思想和经历，在同龄青年中非常典型，就向她约稿，让她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

与此同时，北京经济学院向马丽珍推荐了一个叫潘祎的青年。学校老师介绍，潘祎轻生厌世，曾经自杀过。他的一些言行在青年里具有普遍性。马丽珍和潘祎聊了几次，就让他把自己的人生观转变过程写出来。

黄晓菊和潘祎的文章，被编辑部合成了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文章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署名潘晓。

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文章道出了当时年轻人普遍的苦闷心情，毫不掩饰自己的消极情绪。

文章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潘晓”在文章中还这样述说自己的困惑：“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后，引起了一代青年人的共鸣。《中国青年》杂志持续发表讨论文章，总共8期，一直到当年的第12期，共收到读者来信6万多封，有数千万人参与了这场有关社会伦理与人生观的大讨论。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全民性大讨论，后来，它又被称为“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

当年6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在《读者来信摘编》上批示，让《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6月18日下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来到了杂志社。胡乔木针对潘晓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作出评价：“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

1980年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一封是“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写的《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另一封则是“北京石月”写的《邻居眼里的潘晓》。信里分别提到：“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胡耀邦对此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该批示。

1983年12月，在距人生观大讨论结束近三年之后，华中工学院党委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对此，胡耀邦说：“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1984年1月，《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在“编者按”里，编辑部向社会公开检讨：“……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参与“潘晓讨论”的6万多封来信，全被当成废纸，化为纸浆。直到2000年，《中国青年》纪念“潘晓讨论”20周年，才算是自己给自己平了一个反。

就这样，潘晓，这个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都找不到生活的位置而又苦苦探寻人生意义的勇敢者和困惑者，在1980年，在那个时代，成了那场讨论的标志性人物。

黄晓菊、潘祎，这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从此被一个共同的名字——“潘晓”联系到了一起。他们一生的命运也由此而改变。

黄晓菊在她自己所工作的单位里，本来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她当时在一个简陋的街道小厂，和一群残疾人一起工作。她的工作是缠线球。她的活儿总是干得很快。干完了，就跑到同事身边聊天。她问：“如果让你选择，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你，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

领导说：“你就不会再多干一点？”

她反问：“那厂里制定的定额是干什么的？”(www.chuimin.cn)

那个时代，她就读了一些西方的哲学著作，了解了尼采、萨特的观点。她还不能够完全明白那些内容，但那些书，却激发了她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所以，在工厂的时候，她还时不时像自言自语地问工友：“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呀？难道一辈子就这么织毛线吗？”她的话没有得到共鸣。大家关心的是谁的工资能够提一级，谁家的婆媳关系好不好这些事。

更有一件“6元奖金”事件，让她成为了厂里不受欢迎的人。一天，马上就要下班了，天却下起了倾盆大雨。车间领导让大家早点回家。厂里的一个领导却把那些早走人员的名单悄悄地记了下来，在月底扣了他们的奖金。没有人敢吱声。大家都默认了。只有黄晓菊向领导提出了质疑。她还把问题反映到了北京市纺织局工会。6元的奖金是补发了，但她也在厂里成了被讽刺挖苦的对象。领导对她“另眼看待”，同事们也笑话她爱出头，是“傻帽儿、二百五”。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黄晓菊参与了《中国青年》杂志组织的讨论活动。当年23岁的她并不在意自己的想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她只是需要沟通，需要倾诉。但她怎么也想不到，她那有些忧郁、有点低沉的声音，竟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共鸣。

“潘晓”来信在《中国青年》发表之后，无数读者纷纷来信，想要一睹“潘晓”的真容。在征得本人和单位领导的同意之后，杂志社安排黄晓菊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1980年8月20日，《新闻联播》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新闻。黄晓菊的表态成了名言，一时为人们所传诵：“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

“潘晓”具体化成了黄晓菊。她成了新闻人物，成了“偶像”。不少青年到工厂找她，要和她探讨人生问题、理想问题、哲学问题。本来她就是厂里的“问题人物”，这一下，厂里对她的议论就更多了。

厂里的工作是很难再干下去了。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帮助下，黄晓菊调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工作。一开始，她觉得挺好。毕竟，以前她是在街道工厂。而现在，这里是搞青年工作的。这里的工作同她自己所关注的东西挺合拍的。但她很快就失望了。她并没有出版社的正式编制，她的工作是跟一些退休的老人和一些没有工作的孩子到图书亭里卖书、运书。更重要的是，她那种“不入主流”、“有点怪”的思想即便在这里也找不到交流的对象。

这时，黄晓菊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招聘广告，就参加了考试。结果，她被录用了。

黄晓菊想，社科院是一个“有更大学问的人”工作的地方，在这里，自己也应该慢慢地“有更大学问”。但是，在这里，黄晓菊依然是黄晓菊。她那我行我素的个性让她又一次遭受了挫折。

“有更大学问的人”觉得，黄晓菊太自我，“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终于，在体制改革的时候，黄晓菊被解聘了。

这个时候，她的婚姻生活也亮起了红灯。她离婚了，三十出头，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似乎将她逼到了悬崖的边缘。

1988年，黄晓菊毅然将儿子送了全托，只身去海南闯荡。在海南，她进入一家报社工作。她本以为报社是让她做记者，所以内心充满了期待。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人家只是想利用她的名气制造点轰动效应，让她做的工作是拉广告。尝够了被扫地出门的尴尬之后，心高气傲的黄晓菊一气之下辞职去了深圳。

在深圳，黄晓菊当过家庭保姆，客串过电台主持人，遍尝了生活的艰辛。她的想法渐渐不一样了。她觉得自己过去空谈理想，骄矜而浮躁。生活到了目前的地步，是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了。

1993年，黄晓菊重新回到了北京。第二年，她挂靠在一家公司名下，在西单灵境胡同租了一个摊位，开始了个人创业的第一步。这些年来，她经受了一次次的挫折和失败，终于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目前，黄晓菊凭借自己的实力，在北京多家商场有了自己的专柜。

潘祎的命运比黄晓菊更为坎坷。

潘祎的父母都在青海支边。他被寄养在亲戚家。他觉得自己是寄人篱下，性格也因而变得非常孤僻。

1978年，潘祎考入北京经济学院后，就把户口迁到学校，彻底离开了亲戚家。

那个时候，上大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天之骄子”的称呼让所有的大学生都油然而生出一种光荣和自豪。但是，在学校呆了一段时间之后，潘祎发现，大学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当时的学校里，满是从部队、工厂、机关里面出来的学生。他们把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不良风气也带到学校里来了。学生之间相互攀比，学生干部之间彼此议论，生活条件好的排挤那些家境不好的。这一切，都让潘祎感到郁闷，甚至到了心灰意冷的地步。

1979年5月31日，在学校组织的“红五月歌咏比赛”正进行得热闹时，潘祎在操场上喝下了500毫升浓缩的来苏水，企图自杀。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停止了呼吸。经过全力抢救，才终于捡回了一条命。

潘祎自杀的事成了学校的一个非常事件，他本人也因而成了“问题学生”。

当中国青年杂志社的马丽珍找到潘祎，让他参与人生观大讨论的时候，潘祎当即表态：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讨论？

“潘晓”横空出世之后，学校带着潘祎到安定医院作检查。在简单的交谈之后，医生给潘祎开出了“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书。

依据这份诊断书，学校让他休学。后来，潘祎的父母在违背儿子意愿的情况下，和学校签署了一份协议，同意潘祎退学。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潘祎和父母断绝关系，从此之后，开始了他在社会上的流浪生活。

顶着一顶“精神分裂症”的帽子，又没有在大学完成学业，没有学历证书，潘祎生活的艰难，非常人可以想象。

他把档案放在街道办事处。办事处说：你还不能算是待业青年。你是社会闲杂人员。这样的待遇，和一个劳改释放犯的待遇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想要指望办事处来找工作，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他又回到了从小寄居的亲戚家。亲戚说：你的档案可以放在我这里，但是你人不能住在我这里。

他没有地方住。开始时，他住在北京火车站的候车室。有一次发烧，他曾连续三天滴水未进，更没有食物充饥，只是在椅子上昏昏沉沉地睡觉。后来，警察来候车室查票，他被清除出去，被责令以后不要再来。他住过立交桥的桥洞，一夜一夜蜷缩着身体等待着天明。为了有点东西吃，他曾经坐到饭馆里，等别人吃完东西离开后，吃一点别人的剩饭剩菜。最后，还是中国青年杂志社的马丽珍帮着他找了一份搬运工的工作。他可以住在仓库里。

1983年上半年，潘祎和一名司机一起到广安门车站提货。司机在装完货后又偷拿了一块货场上的焊锡。10月，这件事暴露了，潘祎被逮捕。第二年，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1987年4月10日，潘祎终于迈出监狱，重新在这个让他困惑的世界上开始新的人生。

命运追踪

目前的黄晓菊事业做得很好。她的目标是和已经长大的儿子一起，将自己的服装生意做得更大，然后，开一个酒吧，等她老了的时候，就天天在酒吧里和朋友聊天。

潘祎从监狱出来后的十年间，曾经打过零工，搞过图书编务，做过广告公司的经理，当过自由撰稿人，但时间都不长。现在，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潘晓：一场讨论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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