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帅小学生引发的时代疼痛人物档案黄帅,1961年生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历史天幕黄帅之所以成为风云人物,同“文革”的需要密切相关。写这几段文字的小学生,名叫黄帅。小学生黄帅,觉得压力很大。教育局的同志对黄帅表示同情。编者按对黄帅的来信评价极高,称“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
2024-04-24
张扬 手抄本感动一个时代
人物档案
张扬,1944年出生于河南长葛,在湖南长沙长大。1970年年初,因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发泄对时局的不满而被捕入狱三年。1975年,他因写作长篇小说《归来》而再次入狱,被内定为死罪。1979年,张扬的冤案得以平反。当年,《归来》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全国。
张扬案平反后,该书以《第二次握手》为书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之后一版再版,陆续发行了430万册,成为中国当代小说中发行量最大的作品之一。小说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话剧,在全国公开放映、演出,影响了一代人。
历史天幕
“文革”时期是新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当时流行的是“三突出”原则、“从路线出发”、“歌颂工农兵”,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学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这就造成了文学艺术创作万马齐喑的局面。
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以知识分子的爱情生活为写作题材,毫无疑问地要被划到“黑线”中去。
往事回放
30年来,提到张扬,人们就不能不提起“手抄本”。而提起“手抄本”,人们就不能不提起《第二次握手》。张扬、手抄本、《第二次握手》,这几个词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它们甚至可以直接映射出一个时代的文化图景。
《第二次握手》是张扬在1963年就开始动手写作的。当时,他19岁。
那年年初,张扬和母亲一起去北京看他的舅舅。舅舅周昌龄,当时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张扬对这位科学家舅舅非常好奇。临去北京之前,母亲和姨妈向他介绍起这位他素未谋面的亲人。谈话中,姨妈不经意间说起了一件往事。
1954年,有一天舅舅下班回来,到书房脱皮鞋换拖鞋。舅妈做好了饭,推开房门叫他,却见他一只脚换好了拖鞋,另一只脚还穿着皮鞋,身体好像凝固了似的,脸望着窗外。舅妈赶快打开通往小院的客厅门,蓦然看见门外站着一位很美的女客人,看样子不像是国内的。客人问舅舅是否住在这里。舅妈说是在这里住,并邀请她进来。但她不进屋来,只是说“我还有别的事,以后再说吧”,便向外走。舅妈跟在后边送她。女客人又停下来,沉默了几秒钟,好像在想着什么,然后问舅妈:“请问,您是他的夫人么?”舅妈说:“是呀。”那位女客人轻叹一声:“你多幸福。”说完,转身离去。舅妈回来,问刚才那位女客人是谁。舅舅说:“她就是某某呀!”舅妈恍然大悟,原来是她,你为什么不请她进来?
大人的叙述可能是无心的,但是这个故事却像一个石子,在张扬的心中激起了一圈一圈涟漪。那年他19岁,已经懂得一些世事。在北京的日子里,他对舅舅有了更深的了解。他还在舅舅家里认识了一些科学家,听说了一些科学家,如吴有训、钱学森等从海外回到祖国从事科研的故事。他深受感动。回到长沙,便根据这些故事,很快就动手写成了一篇一万余字的小说,名曰《浪花》。
这便是《第二次握手》的雏形。其实,这是一个消极悲观的故事,意在表达人生中的爱情都像浪花般一闪就消失了,永远不能重复出现。
小说写完后,张扬拿给自己的老师朋友们看,很多人都被打动了。这使张扬有了信心:看来这篇小说有可取的地方。他就又在1964年写出了第二稿,篇名叫做《香山叶正红》。
1965年9月,高中毕业的张扬开始了他在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南岳大队插队落户的生活。在“广阔天地”里,他几乎一贫如洗。连笔记本和稿纸也买不起的他,怀着对文学的热情,在四壁空空的土屋里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着小说……
张扬对小说的修改,直到1970年初,因为被捕入狱才不得不停下来。
张扬第一次入狱,是写信惹的祸。当时,浏阳一中有位叫罗孟寅的学生,是那里“鲁迅公社”的头头,是一个很富于独立思考精神的人。罗孟寅和张扬相互欣赏,时不时地通信讨论问题。罗孟寅在一封写给张扬的信中说:希望在祖国的大地上有真正的猛士举起斧头把那些“林立的偶像”砍倒,或者像鲁迅先生那样铁面无情地揭开那蒙泰尼里(指伏尼契小说《牛虻》中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红衣主教)的虚伪面纱。信中还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
“林立的偶像”指“文革”中的个人崇拜潮,所谓“林立的”,也可以理解为“林彪搞起来的”;“非神学的圣经”,则影射当时弥漫在全中国的“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的荒唐行为;而那个蒙泰尼里式的人物则指“副统帅”林彪。
张扬同意罗的观点。但他在通信中提醒罗孟寅,这些信件会带来大麻烦,最好全部处理掉,一件也不要保存。罗不听,家里竟然积攒了一千多封信。
罗孟寅终于被捕并被抄家,家里搜出成捆的“黑信”,其中有张扬的几封。罗孟寅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扬也被通缉。在朋友的掩护下,张扬过上了一段东躲西藏的生活。
即便是这样,在逃亡的日子里,张扬也没有中断写作。他在路灯下、在车站候车室里、在朋友家,不断地修改着书稿。最后,小说的题目定为《归来》。
1970年初,张扬被公安部门抓获。书稿《归来》因预先藏在一位朋友家而得以保全。此后,他被关押了将近三年时间,罪名是“反革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
1971年9月13日,林彪外逃身亡,“攻击林副统帅”的罪名不能成立。对张扬的看管才松了下来。1972年12月29日,张扬被释放,重新回到了他插队的地方。
重获自由的张扬发现,到处都有人在谈一部叫《第二次握手》的小说。一打听,所谓《第二次握手》,正是他自己写的小说《归来》。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更奇怪于这部小说是怎么流传出去的。
原来,被捕之前,张扬将小说手稿存放在友人陈某家里,并嘱咐弟弟取走并销毁。但是,弟弟并没有把它销毁掉。小说就从弟弟手里流传开了。三年之后张扬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几乎大半个中国都有了它的手抄本。(www.chuimin.cn)
这部名不见经传的手抄本小说,在那个非常的年月,“一不留神”红透了半边天。
《第二次握手》的书名是北京的一位青年工人给取的。他看到这部小说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封面,也没有书名。他就根据小说内容,取了这个书名。《第二次握手》也因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部由读者取名的小说。但是,写出这部红透中国的小说的张扬,非但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反而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磨难。
1974年10月,首都一家报纸在其出版的《内部参考》中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情况。姚文元看了之后产生了兴趣,就派人找了一部《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来看。看完之后,姚文元打电话给报社说:我翻了一下,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
报社方面立即将以上“指示”向北京市公安局作了口头传达。该处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着手清查。
“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太厉害了。北京市公安局很快查出了小说的背景。然后,向湖南省公安厅发出了公函:“……遵照姚文元同志的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已查清,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插队知青张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请考虑处理。”
1975年1月,两辆警车将张扬押送到了长沙市东北边的鹿洞里监狱。
鹿洞里监狱曾经关过杨开慧,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湖南省公安厅直属的看守所,羁押的多是中央驻湖南单位和湖南省直单位的犯人。上一次他被关在浏阳,这次却被省公安厅关押,张扬预感自己凶多吉少。
办案人员为了落实“中央领导”的“指示”,费尽了心机。他们先是炮制了一份张扬插队地方的“广大贫下中农一致要求”判处张扬死刑的《控诉书》。然后,他们又邀请湖南某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几十名教师和“工农兵学员”,以“帮助、鉴定”的名义,对张扬展开了全面的批斗与围攻。最后,他们给张扬罗织了四大“罪状”: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还硬要写?”他们还对小说中的主人公“分别定性”: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是“叛徒”;男主人公苏冠兰教授是“特务”;突出歌颂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张扬坚信自己无罪。他认定自己的小说是歌颂真善美的。为了反抗对自己的迫害,他多次进行绝食斗争,最后的一次绝食长达14天。他还故意磨烂屁股,趁机向管理人员要来紫药水,把紫药水当墨水来用,写材料申诉。
张扬之所以逢凶化吉,全是因为办他案子的法官李海初。李海初是张扬的忠实读者。看完小说,他受到了感动。在他看来,《归来》是一本好书,根本不像起诉书说的那样反动。他觉得,如果经自己的手判作者死刑,他会一辈子睡不好觉的。也幸亏当时法制不健全,一件案子多长时间办完也没有硬性规定。李海初就把案子压下来,故意拖延着。这一拖,就拖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
1978年,一封来自湖北宜昌的读者来信引起了《中国青年报》文艺部女编辑顾志成的关注。信里这样写道:
编辑同志:
几年前我从某种渠道得到一部名为《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小说。当时,因为正在收缴这本书,我是怀着一种犯罪的心情一口气读完的。我被书中那些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真实的、健康的思想感情深深地吸引住了。它压根儿不是什么“反动小说”,而是一本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实在难得的好书……
像这样的来信,编辑部还收到了好几封。顾志成找来一部《第二次握手》,一口气读完后认定,这的确是一部好小说。职业的敏感使得顾志成作出决定,要为《第二次握手》和它的作者“说话”。
1978年年底,顾志成和另一位女编辑来到湖南,将《第二次握手》和张扬的情况调查得清清楚楚。
1979年1月7日,《中国青年报》以《〈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予平反释放出狱》为题,报道了张扬及其作品的情况,呼吁平反张扬冤案。《中国青年报》的呼声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重视。胡耀邦指示,报社可以先电话通知长沙,尽快结案放人。
1月18日,张扬终于得以出狱。多年的牢狱之灾使得张扬的身体状况到了崩溃的边缘。来湖南看他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决定把张扬送到北京去治病。北京结核病医院的医生惊叹:如果再在监狱里呆一个月,就绝对没有治了。当时,张扬左右两侧肺叶三分之二积液,心脏被推往右侧,胸片左侧大半是白色……
张扬感到自由的宝贵。他毅然在病床边支起了一个小书桌修改小说。他要让自己,也让全国的读者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看到自己的小说出版。短短50天,他完成了小说的修改工作。
出版社和张扬商量:全国大多数地区都把这部小说叫做《第二次握手》,你是不是也能尊重大家的感情,就用这个书名?张扬同意了。
1979年7月22日,25万字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与此同时,全国13家出版社租型重印,4种少数民族文字本同时开机印制。
7月25日,《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报道:《正义得到伸张,冤案得到平反,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
1981年3月,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第二次握手》,在全国上映。
命运追踪
张扬认为,当年,“《中国青年报》的这种影响,不是能以数学公式的方式计算的。在精神焦渴的时代,它的作用是一个宣言书”。更有评论认为,《第二次握手》从“地下”到“地上”,绝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命运的改变,更意味着人们的思想从禁锢中被解放出来。
张扬出狱之后,到湖南省文联当专业作家。30多年来,他发表的500多万字的作品中,大多数是针砭时弊的文字。目前,张扬担任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他定居在给他的命运带来大悲大喜的浏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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