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联产承包受挫，张浩读者来信减少

2024-04-24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张浩读者来信几乎中断农村联产承包人物档案张浩，1934年生于河南省伊川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甘肃省档案局工作。当时，中国农村“联产承包”的改革正处于探索阶段。这封信的发表在全国激起了轩然大波，几乎中断了农村改革的进程。这个沸沸扬扬的事件后来被人们称为“张浩来信事件”。张浩认为，老家农村实行的“包产到组”有违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张浩的信一开始发表在当时国家农业委员会的内部刊物上。

张浩　读者来信几乎中断农村联产承包

人物档案

张浩，1934年生于河南省伊川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甘肃省档案局工作。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为标题，在显著位置发表了他的来信。当时，中国农村“联产承包”的改革正处于探索阶段。这封信的发表在全国激起了轩然大波，几乎中断了农村改革的进程。后来，由于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志的强硬抵制和邓小平的表态支持，风波才平息下来。

历史天幕

1977年11月，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志主持制定了安徽省《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文件一发布，就受到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欢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农村形势迅速好转。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对此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不久，四川省仿效安徽省颁布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措施。

安徽、四川两省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火把，然而，在中央高层，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依然有激烈的争论，焦点仍然是姓“资”、姓“社”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张浩来信”震撼全国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往事回放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一封读者来信，标题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对于这封信，当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做了转播。人们形容，它是“春天里的一股寒流”，是给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热气腾腾的农村与农民“兜头泼了一桶冷水”。

来信署名张浩。这个沸沸扬扬的事件后来被人们称为“张浩来信事件”。

张浩当时是甘肃省档案局的干部。他在回洛阳伊川老家时，发现村里正在搞包产到户，分田分牲口。他还听说，很多地方、很多村子都在这样搞。张浩是个关心时事的青年。他联想到上年刚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农村问题明确地提出了“三个可以”和“两个不许”。

三个可以是：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

两个不许是：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张浩认为，老家农村实行的“包产到组”有违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他措辞激烈地写了一封信，讲了他看到的情况后，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如果从便利管理，加强责任心着眼，划分作业组是可以的，在很多地方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作业组只是一种劳动组织形式，像上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组，已不是作业组，而有点像一级核算单位了。现在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充分稳定，不能随便变更。在条件不成熟时，轻易地搞大队核算，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会挫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另一方面，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那些干部、群众的怀疑和担心是有道理的，顶着不分是对的，应该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信的态度非常明白，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关于农村问题的指导思想，坚决维护原有的农村经济体制。

张浩的信一开始发表在当时国家农业委员会的内部刊物上。至于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而且还是头版头条的位置，他始料未及。他只是个关心时事的“小人物”，并不懂政治，更不知道北京的高层中，就农村经济改革问题曾进行过并进行着怎样的交锋。他只是想依照中央文件，对比现实，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信一经发出，后面的事情就完全由不得他了。

《人民日报》在发表张浩来信的同时，还加了一个“编者按”。“编者按”认为，张浩的意见是正确的，还特别指出：

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张浩来信”大有背景，《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也不是普通的编者按，它是中央农村政策的最新体现。所以，它在全国农村引起强烈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在“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被指着鼻子说，赶快纠正还来得及，不然就会犯大错误。

安徽来安县县委书记也受到了很大压力。在县委常委会上，只有书记一人坚持实行责任制不动，其余县领导均表示应该及时“退回去”。为此，县委书记最终落了个“单干书记”的称号。

安徽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曾专程到肥西县委，对该县实行包产到户表示不满，称如果这样下去，“军队绝对不答应”。迫于压力，肥西县委只好停止实行包产到户。(www.chuimin.cn)

河南的洛阳、卢氏等地也迅速作出决定，一律停止搞联产责任制。当时的山西省委机关报甚至已经组织好文章，准备公开批评安徽实行的“包产到户”政策。

人们的猜想是准确的。“张浩来信”的背景确实不一般。它反映的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同志的观点。张浩来信是王任重批转给《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是根据他的指示发表的。

国家农委是国家农业委员会的简称，成立于1979年2月，是国家农业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成立后的次月，也就是1979年3月1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有七省三县的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包产到组”受到了质疑，“包产到户”更是受到了坚决反对。反对的意见认为，“包产到组”破坏了人民公社的基本体制，“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

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针锋相对。他说，无论“包产到组”还是“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所有制的一种形式。

王任重不同意周曰礼的发言，甚至怀疑他的观点不能代表安徽省委。国家农委的一位负责人就打电话向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核实。万里表示，周曰礼的发言完全可以代表省委的意见。他还说：“现在已经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不管什么责任制形式，一律稳定下来，不要再争论了，等秋后再说。不然要延误农时，影响生产。”

国家农委这位负责同志向王任重作了汇报。王任重获悉之后，将曾经在国家农委内部刊物上发表的张浩来信批转给《人民日报》，要党报出来说话。

据当时人民日报社农村工作部主任李克林回忆，张浩来信是“上面”直接送到总编室，由总编室值夜班的同志处理的。按惯例，这样的稿子应该是先交农村工作部处理，农村工作部同意后才能发到总编室。当班的副总编没同农村工作部沟通就把稿子发了，还把王任重同志的指示信改成编者按发表。

这就是“张浩来信事件”的背景。

此时此刻，已经再也听不到张浩的声音了。张浩来信，像是一颗被引爆的炸弹，掀起滚滚尘烟之后，就再也见不到炸弹的踪影了。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紧急做出安排，以反击“张浩来信”造成的强烈冲击。安徽省委办公厅向省内各地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

3月16日，万里立刻下乡调研、视察。他先后来到了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反复讲：“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人民日报》能给你饭吃？”“报纸像公共汽车，他可以打票乘车，你也可以打票乘车；他写稿登了，你也可以写稿。”

为了形成正确的舆论氛围，万里还指示安徽农委给《人民日报》写信，反驳张浩。

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安徽农委辛生、卢家丰的《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信。信中批评张浩来信和编者按在农村制造了混乱，还指出，“包产到组”和“包工到组”相较于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它既不改变所有制性质，也不改变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又不违背党的政策原则。这些办法能不能促进生产，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应该相信群众的鉴别力。

《人民日报》在所加的编者按里说，张浩那封信“其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有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讨论”。

不过，张浩来信的影响，一直持续了三年左右才逐渐终结。

1980年年初，万里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国务院任副总理。但是，他分管的国家农委的《农村工作通讯》上接连发表《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对“包产到户”猛烈抨击。

安徽省继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在一次会议上说：“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争时，曾批判伯恩斯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只顾眼前利益，主张运动就是一切，主义是微不足道的，为了一个戈比而斗争。‘包产到户’虽然能增产，但不是我们的方向，对老百姓来说情有可原；对我们县以上干部来说，头脑要清醒，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犯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错误。”

其他省份对“包产到户”的批评还不时地传来。

直到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同志在多种场合反复表态，甚至直接做一些负责同志的工作，批评的声音才慢慢消失。

1981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在1982年1月1日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全党，正式明确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性质，“张浩来信事件”的影响才告终结。

命运追踪

“张浩来信事件”已经过去了30多年。今天看来，当年的争论、是非曲直，已经非常清楚。然而，人们总是容易忘记事件背后的小人物。

2009年4月，笔者打电话接通张浩的老家，伊川县鸦岭乡政府办公室负责宣传的邓主任却说，他从来不知道当代中国曾有一个“张浩来信事件”，也不知道他们乡的黑羊村曾经有过那个张浩。

张浩的命运颇令人回味。当年，他写信的时候，还只是甘肃省档案局的一名普通干部。现在他已经退休。退休前，他是甘肃省地方志办公室的领导，官居副厅级。张浩在和笔者通话的时候，一提起往事，依然非常激动。不过，他什么也不愿意多说。他说，当年，他是研究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之后才写那封信的。他对这一举动不愿置评。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历史来评价这一切吧。

农村联产承包受挫，张浩读者来信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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