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俊昌：中国大包干带头人的影响力

2024-04-24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严俊昌大包干带头人的清醒与困惑人物档案严俊昌，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人，1942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他们的这一行为震惊高层，严俊昌也在无意之中成为“大包干带头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当年小岗村的队长严俊昌从而也得以进入当代中国的大历史之中。严俊昌对大家讲，要好好干，自己救自己。严俊昌紧张极了。严俊昌想不到的是，小岗村的事，已经汇报到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同志那里。严俊昌一一作答。

严俊昌　大包干带头人的清醒与困惑

人物档案

严俊昌，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人，1942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逃过荒，要过饭。1978年年底，出于求生的本能，严俊昌带领17家农户冒着“杀头”的危险，在一纸分田到户的“大包干”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迈出了中国农村联产承包的实质性步伐。他们的这一行为震惊高层，严俊昌也在无意之中成为“大包干带头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

历史天幕

1978年，正是中国社会各种思想激烈交锋的一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姓“社”、姓“资”的讨论正在展开。

这年12月通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上还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的字样。

然而，人们已经对原有的经营模式失去了信心。“包产到户”的做法已经以“瞒上不瞒下”的方式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展开。

小岗村其实并非第一个进行“包产到户”的村子。然而，由于其出现正当其时，并且在以后的中国媒体上以“联产承包第一村”的姿态频频曝光，使得它成为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标志。当年小岗村的队长严俊昌从而也得以进入当代中国的大历史之中。

往事回放

1978年之前的生活，对于严俊昌来说是不堪回首的。

1955年，小岗村人欢天喜地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后来又成立了高级社，吃上了大食堂。本来以为是“进入了天堂”，可新鲜劲儿还没过去，就开始饿肚子了。到1960年，一个小小的村子，竟然死绝了六户，饿死了六七十口人。

无奈之中，小岗村只能把大食堂解散了，但生活仍然没有好转。村里实在是太穷了。一个棒劳力，累死累活一天干下来，只能挣几分钱。这种情况下，还得“斗私批修”。喂头猪、养两只老母鸡、栽两棵果树，都算是资本主义。

严俊昌当时还是副队长，可年终一算账，没有钱。只能吃国家的返销粮。一家将近十口人，只能够挤在一座摇摇欲坠的草房子里。整日饥肠辘辘的社员们，还得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县里派来的工作组要组织社员赛诗。农民不会赛诗，工作组就帮着编。可是，人们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哪有心思比赛背诗呢？

严俊昌是个直性子。他找到工作组提意见：我们赛诗，能把肚子赛饱吗？赛诗要是能赛出粮食来，赛死也值了，总比饿死强。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工作组要给他这个刺头儿“刮刺拔毛”，帮他编了一首诗：头上长毛，脚上长刺，集体生产搞不好，带着群众瞎胡捣。一怒之下，严俊昌带着老婆和孩子，走上了逃荒讨饭之路。后来，连生产队副队长也不干了。

愤怒归愤怒，生活还得继续。逃荒要饭是个遭罪事儿，风里来，雨里去，还要看人脸色，遭人白眼。严俊昌好歹也当过村干部，听着那些不中听的话，心伤透了。后来，他和家人又回到村里，一边苦捱着日月，一边盼着生活的转机。

1977年，小岗村所在的梨园公社恢复成了梨园乡，严俊昌重新当上了村干部。这一次，他当的是队长。他开始考虑，他到底该怎么办，小岗人该怎样做才能救下全村老少的命。严俊昌去找村里的几位老人商量。

几位老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1962年。当时，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给农户分了一些地。结果，分到户的地上，庄稼长势都不错。可惜的是，快成熟的时候，地又被集体收回了，很多庄稼没有收到手。几位老人议论着，从以前的情况来看，地只要分开，人们就会好好干，就会增产。

本来也只是没有把握的闲聊，但是严俊昌动心了。他觉得，分田到户，也许是能够救他们的唯一办法。老人们很担心，提醒他：俊昌啊，你是个草木之人，分地这件事，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没有闯开，你能干成吗？在当年那风声鹤唳的政治环境中，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大事。集体和单干、合作与分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牵涉到“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问题。但是，严俊昌他们没有别的选择。除了他之外，村干部还有严宏昌、严立华。几个人一合计，横下一条心：干干试试。

当代中国历史上悲壮的一幕出现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小岗村的18家农户聚集在村会计严立华家。他们在一本小学生的作业本上撕下了薄薄的一张纸，起草了一份关于土地与生命的“生死契约”：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生死契约”上的字歪歪扭扭，而且还有错别字。下面是十几个鲜红的手印。严俊昌和他的乡亲们，就这样在无意之中创造了历史。严俊昌对大家讲，要好好干，自己救自己。过去靠要饭，现在靠苦干。过去全家出动要饭，以后只能让小孩去要，劳力不能去。挺过这一关，一切都好办了。

他们约定，分地的事，只能本村知道，一律不能给外人说。然而，他们瞒得了上级，却很难不让外村知道。都是庄稼人，谁还不知道集体和单干有什么不同？

慢慢地，乡里知道了。乡里的书记很紧张，要严俊昌把地再并起来。严俊昌说，我们分田是为了活命。把地再并起来，我怎么管他们吃饭？不可能再并啊，我死也不能并。(www.chuimin.cn)

乡里把情况报告给了县里，县委书记陈庭元来了。陈庭元来小岗村四处看了一番，叹口气说，地既然已经分了，你们就继续干吧。干到秋天，干得好，我向党汇报。干不好，立即收回来。

但地委也还是很快就知道了。地委书记王郁昭也来到了小岗村。严俊昌紧张极了。他不知道这么个大官给小岗村带来的是福还是祸。然而王郁昭最终的表态是：你们先干着。谁要是找你谈话，你就说是我王郁昭让他们这样干的。严俊昌长嘘了一口气。看来，至少在眼下是没有危险了。命运，对小岗村这些人，终于难得地露出了笑容。

人勤地不懒，老天也给面子，这一年风调雨顺。小岗村收获的粮食比上年多了四倍还要多。收获的喜悦，荡漾在这个古老村庄的上空。

严俊昌想不到的是，小岗村的事，已经汇报到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同志那里。万里也来到了小岗村。万里挨家挨户地看，和村民谈话，还专门来到了他的家。万里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多大岁数了，现在这个生产队长好不好当。严俊昌一一作答。他说，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现在这个队长，不用吹哨，不用打钟，只管干好自家的事就行了。万里很高兴。他说，县委、地委都希望你干好，我也批准你干。

万里临走时，严俊昌问他，能不能给个红头文件，这样的话心里踏实。万里说，没有红头文件。要是有人来找麻烦，就跟他讲：不这样干，你给我想个更好的办法。只要你的办法比我的强，社员生活能过得好，我就听你的。

万里还给严俊昌留下了三句话：“第一，切切不能说假话。第二，搞好养殖业，老婆孩子辛苦一年，幸福过个年。第三，户户要存一年的粮，遇到天灾，要有粮食。”

严俊昌人生中最艰难，也最传奇的故事到此也就终结了。他并不清楚，当时，关于土地能不能承包到户的问题在中国大地上，从基层到高层还在进行着思想上的交锋。这样的交锋，一直持续到1982年才基本结束。

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上红手印的“生死契约”后来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文件，被认为是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收藏在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里。

时光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回忆起当年“大包干”的日子，严俊昌总是充满了激情。那是个苦难和光荣的岁月。他和他的村民们一起扛过了艰难，硬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创造了小岗村的历史，也创造了中国农民的奇迹。他坚定地认为，当年，饿着肚子的他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应该解决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问题。虽然风险很大，他也能够认定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农民需要生存的基本常识。

然而，与当年的清醒相比，小岗村解决了生存和温饱问题之后，严俊昌更多地感到了困惑。土地承包几年后，村民手里渐渐有了点钱。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五花八门的摊派收费就开始了：种烟叶、种棉花要交钱，种果树要交钱，养头猪要交钱。说是要交钱之后给农民浇地，可水没抽多少，钱也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哪个村民交不上钱，就到他家扒粮食。

作为村干部，严俊昌那几年每年的津贴有一千多块，也是从农民的各种税费中得来的。他心里不是滋味。他不想盘剥大家，可他必须带头去罚款，去扒人家的粮食。这是他的工作职责。他觉得太对不起大家。严俊昌找来一位教师，给万里写了一封信，把小岗村的情况、他的烦恼和困惑一一写清楚，托人带到了北京。

不知道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过了一段时间，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来到了小岗村。严俊昌记得，当时县里的领导不想让温家宝到小岗村，就借口说是因为抽水，把土路给淹掉了，但实际上并没那回事。温家宝坚持要来，严俊昌才得以在镇上见到了他。

县里事先告诫严俊昌，要按照统一口径说话。严俊昌不同意，县里就不安排他发表意见了。但是，快散会时，温家宝点名让严俊昌说话。严俊昌就说了当时乱罚款、乱摊派的事。

温家宝当时就表态，农民这么朴实，怎么种地种得这么辛苦呢？严俊昌说的如果是事实，就一定要改正。结果，1987年那一年，小岗村的各种摊派就取消了。第二年，其他乱收的费用也都不收了。

上级还出钱，帮小岗村修了围墙，拓宽了道路，给村委会盖了20间办公用房。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来视察前，县里还给当年那18个带头人每家装上了电话。

面对新的形势，严俊昌认为，小岗村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不能搞形象工程，不能光指望着地里那点稻子、小麦，那是发不了财的。应该考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工业、副业。他们成立了小岗村农工商总公司，准备把力量往农业之外再使一使。

这时候，县委下了文件，突然要调严俊昌去镇里当农委副主任。在严俊昌看来，小岗村名声在外，容易招来大动静，自己话讲得太多，给领导添了麻烦，领导才这样安排的。他内心不愿意去，可上级下了文，他不得不去。

这是1995年。从此之后，严俊昌再也没有在小岗村担任职务。农委副主任是个闲差，他也就是在其他的村蹲蹲点，收点税费。当年的淮西好汉，渐渐地迎来了自己的迟暮之年。他的四儿子严德友在他去镇里那一年担任了村里的支部副书记，后来成为了书记。不过，从2004年开始，小岗村的支书一直由安徽省委派来的干部担任。小岗村结束了“岗人治岗”的历史。

不过，暮年的严俊昌依然关注着小岗村的一切。抚今忆昔，严俊昌更多的是困惑。他认为，大包干只是当年迫不得已的做法，并不是想搞私有。是官僚主义刮浮夸风把大家搞得没有饭吃，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搞起了“承包”。但想要大发展，还是应该走集体化之路。用他的话说就是：“原来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的地留下的老弱病残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人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腿脚，迈不开步子啊！”他还向媒体表示过，现在的小岗村，穷的穷，富的富，“要早知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

命运追踪

严俊昌目前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每个月有七八百块钱的退休金。如果他到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当讲解员，一天还能有20块钱的收入。他的大儿子已经当了爷爷。他成了一个大家庭的“最高首长”。

除了他安详的家庭生活之外，严俊昌时不时地要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也在继续关注小岗村的事。2006年，他还鼓励儿子严德友带头参与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把租来的地用来种葡萄。

严俊昌：中国大包干带头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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