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怀周：历史风口上的中国影响

2024-04-24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童怀周这个名字，出现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童怀周是这些诗文的抄写者、传诵者和编辑者。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就这样，“童怀周”正式诞生了。重要的是，童怀周这三个字，注定会进入新中国的史册。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指令，严密监视“童怀周”的行动。白晓朗的被捕，并没有耽搁童怀周们的工作。还有人建议，选出童怀周的几个领导人，扩大它的组织，把它推到全社会的范围，童怀周们开会予以否决了。

童怀周　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人物档案

童怀周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它是1977年前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16位同事的集体化名。

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纪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活动。人们写出了许多表达心声的诗文，贴在天安门广场上。

在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得到平反时，童怀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16位教师，把从天安门广场抄回来的诗文编辑整理，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印制成册，是为《天安门革命诗抄》。《天安门革命诗抄》面世之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197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天安门诗抄》一书。

历史天幕

“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就也更加靠近了。”这是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论断。

1976年到1977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恰如其分地印证了裴多菲的观点。在那特殊的年份，经过十年漫漫黑夜的中国人，在思考中积聚着春天的力量，最终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童怀周这个名字，出现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它所蕴含的意义，正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愤怒与渴望、告别与向往的心态的高度浓缩和象征。

往事回放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走过1976年的中国人，大多会记得这一首诗。它是当年清明节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无数诗歌中非常著名的一篇。然而，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这首诗和当时其他绝大多数诗都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人们在吟咏传唱之余，只记住了颇富意味的三个字：童怀周。

童怀周是这些诗文的抄写者、传诵者和编辑者。它不是一个人，而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教师群体，共有16人。

我们还要让时光回到1976年。亿万中国人已经在“文革”的漫漫长夜里度过了难挨的十年。十年血雨腥风，十年遍地灾难。中国社会积蓄了十年的反抗力量，已经到了爆发的时候。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四人帮”愈益迫不及待地加快了篡夺中国领导权的活动。压抑太久的中国社会民间的声音终于借助于纪念周恩来总理奔涌而出。

从1976年3月中旬开始，数百万人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了不计其数的诗歌、祭文和小字报。天安门广场中央镌刻着周恩来手书碑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了人们追悼、怀念的主要场地。短短几天里，纪念碑周围放满花圈，四面松墙上也都缀满了白花。广场成了“人的海洋，花圈的海洋，诗词的海洋，悲痛的海洋，愤怒的海洋”——天安门事件的亲历者这样描述当年的情景。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汪文风和他的同事们，积极参加了这一事件。汪文风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两场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在同时进行着。一场，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吊唁周恩来仪式；另一场，是大批首都居民在天安门广场自发地为周恩来举行的悼念仪式。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很显然，前一场是官方的活动，是“合法”的；后一场是民间的活动，是“非法”的。

汪文风和同事们到天安门广场，不仅仅是看，更是去抄写、搜集那里的诗文。清明节过后，天安门运动被镇压。很多参与写作、传抄诗文的人被捕。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抄录的作品上交了一部分副本，而将大部分原件或藏进了蜂窝煤炉的夹层，或用塑料纸包好埋进花盆，或用棉线缠着，作为线团存放起来……

秋天，“四人帮”被粉碎，压抑太久的人们出了一口气，但天安门事件并没有得到平反。“两个凡是”的提出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得中国的政治天空依然布满阴霾。

人们依然需要表达，需要宣泄。

汪文风和同事们不顾风险，开始整理他们收藏起来的天安门诗词。他们这个集体起名“佟怀周”，也就是大家一同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意思。有人提出来，“佟”字太生僻，可把它改为“童”字。就这样，“童怀周”正式诞生了。

“童怀周”的成员，除了汪文风之外，其余15人是：李先辉、白晓朗、黄林妹、胡连朴、刘兰英、蒋士珍、黄玉文、罗丹、杨昆明、张润今、石淑兴、赖梅华、刘志宽、赵寿安、朱清颐。

据白晓朗回忆，是李先辉给他们这个集体起的名字，白晓朗提出来把“佟”改为“童”。而汪文风在接受媒体“谁是童怀周的发起者”的提问时说：“这事有过争议。社会上公认是我。当年大家就是一门心思地想出诗抄，纪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谁会想到那么多功利的事情？可能……后来看到我的生活起了变化，人心就起了变化……”

谁是发起者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童怀周这三个字，注定会进入新中国的史册。(www.chuimin.cn)

一开始，他们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来做整理诗词并印制成册的工作。他们找了一位热心的师傅，刻蜡版油印。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就印出来了。油印小册子里共收集了115首诗。印数有限，很快就发送一空。

1977年1月8日那天，他们把小册子拆开，分别张贴于王府井、天安门广场等地方。还留下了地址、电话和署名，以征集更多的诗词作品。在当时，这无疑是非常冒险的行为。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指令，严密监视“童怀周”的行动。

按照当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规定，系和公共课教研室主任，有权批准印刷教材和阅读参考教材，汪文风就将诗抄作为“汉语阅读参考教材”签字发排。印刷厂的领导虽然支持他们这项工作，但又担心地说：“这明明是天安门诗词么！”他们只得找到支持他们的院领导加签了字。就这样，2月，铅印的诗抄出版了。该诗抄是对《天安门革命诗抄》的增订，并被更名为《革命诗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变成了此书的发行场所。

3月，童怀周成员之一白晓朗被捕。罪名是在天安门张贴批判“四人帮”、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大字报。

白晓朗的被捕，并没有耽搁童怀周们的工作。保存了天安门诗稿的人，按照童怀周留下的联系方式，纷纷将诗文亲自送来，用邮件寄来……每天，他们都要接待许多来访者。还有人建议，选出童怀周的几个领导人，扩大它的组织，把它推到全社会的范围，童怀周们开会予以否决了。

有一天晚上，汪文风背了一大袋诗抄，闯进了他原来工作过的公安部大院，来到办公厅负责同志陆石的家里。他说：“我给你送书来了。你要抓人，我就在这里。”陆石忙问：“什么书哟？”汪文风说是《天安门革命诗抄》。陆石一下子紧紧地抱住他，说：“我的好同志啊！”以后，每次出书、出画册，他们都要通过陆石同志，送给罗瑞卿同志一份。

童怀周们东奔西走，不懈抗争。他们的命运终于有了转机。白晓朗终于被放了出来。公安局还另将收集来的天安门事件“罪证”——900多首诗交给了他们。7月，《革命诗抄》第二集出版。

中央电视台专门为童怀周小组拍了《敢傲严寒绽春蕾》的电视片。不少外国通讯社也来这里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小人物”的举动，上层领导同志也知道了。宋庆龄副主席来信对他们表示支持；韩先楚将军派来的同志对他们开玩笑说，韩司令员说了，“如果你们因为编辑出版诗抄还受到什么威胁，他可以派两辆坦克车来摆在你们教研室的门口，对你们进行保卫”。

邓小平的女儿邓楠也来到学校看望大家。邓楠问：“有什么话对我爸爸说，我可以带回去。”临走时，邓楠还留下了她家的电话、住址，要求加强联系。一个有趣的细节是，邓楠从二楼下来时，汪文风请邓楠站一下，让大家看看，像不像她爸爸。她站住了，挺了挺胸。大家说：“真像！”

那段时间，“童怀周”小组先后编辑、出版了《天安门革命诗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及其续编，《天安门诗词三百首》，《伟大的四五运动》等书，海内外发行量达200万册以上。

他们的书，收了一点工本费，除购买纸张、印刷发行的支出外，还有一些剩余，都交给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财务部门。税务机关曾向他们提过收税的问题，得知实际情况之后，就表示可以不收税。童怀周小组的每个同志，得到了《辞海》一部，作为大家辛勤劳动的酬谢。

童怀周们还托关系，把天安门的诗抄送到人民日报社，请报社转交给中央领导。人民日报社支持他们的行动，立即转交，却招致了中央一位副主席的批评。这位副主席一再下令追查是不是人民日报印刷的，是人民日报哪个负责人批准印刷的。他特别指出：《革命诗抄》最后一首诗的后两句“总理奇冤今日白，清明旧案何时清”，说“这个最坏”。他还说：已经讲过不要再提了，为什么还要提？

在此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拿到了“非法出版”的《革命诗抄》，他们想正式出版，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怎样公开出版是要反复考虑的。1978年9月底，他们完成《天安门诗抄》的一切编辑、出版准备工作后，按照“文革”后期的做法，先印了少量的征求意见本分送有关领导人。然后，通过关系打听这些领导人的意见。这些领导人大都希望出版，但又无法公开表态支持。

此时，无论是民间还是高层，《天安门诗抄》都有大量读者。人们不仅读诗，更是强烈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8年8月，复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部分天安门诗文。

11月4日，《人民日报》率先报道了上海工人宗福先创作的反映天安门事件的话剧《于无声处》，标题是《歌颂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斗争的时代英雄——话剧〈于无声处〉轰动上海文艺界》。

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此后，《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了天安门诗选和天安门群众活动的照片。

政治气氛越来越松动了。

1978年年底，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夕，先后有几家地方出版社主动与童怀周联系，希望公开出版天安门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王仰晨知道后，找到他们说：“天安门诗词最好由国家级的出版社出版，这样影响大一些。”没过几天，出版社就派人来商定公开出版《天安门诗抄》的有关事宜。

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肯定了“四五”运动是一场群众革命运动。当月中旬，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正式出版了《天安门诗抄》一书。

值得回味的是，《天安门诗抄》出版前夕，人民文学出版社请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对该书题词，但又对题词这事没有把握。华国锋的题词送达出版社后，书已经印刷完毕，前言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已不能再改了，也无法以惯例加上一句“感谢华主席亲自题写书名”的话。没有办法，最终只好在书的扉页反面打上了“本书承华主席题签”几个字，连当时通用的“英明领袖”都没有。

童怀周们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的700元编辑费。他们将钱捐献给了中国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

命运追踪

加入童怀周小组，使得那些当事人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

李先辉后来担任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

变化最大的是汪文风。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为重建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后来才知道，这是根据陈云同志的一次提议。陈云说：“要从反对‘四人帮’的群众中选一个人到中央机关来工作。”中央组织部派了两个老同志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调查汪文风的情况后，决定让他到中纪委工作。进入中纪委后，汪文风担任审理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两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审讯组组长。这个“小人物”再一次和历史牵手，住在秦城监狱里和“四人帮”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如今，年近八旬的汪文风闲居家中，和任何一个普通老人一样，颐养天年。

童怀周：历史风口上的中国影响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