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向总理说实话引发乡村变革人物档案李昌平,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监利县一个小渔村。对于李昌平来说,2000年3月他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和当年9月他挂冠而去,南下打工,便是他人生中最为关键的两步。李昌平先后在监利县的四个乡镇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1997年6月,李昌平任党委书记的柘木乡有一位村民因不满乡政府提前征收税款而以死抗争。......
2024-04-24
黄帅 小学生引发的时代疼痛
人物档案
黄帅,1961年生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当时上小学五年级的黄帅“反对师道尊严”的来信。一时间,黄帅成了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被“四人帮”捧为“反潮流英雄”。
历史天幕
黄帅之所以成为风云人物,同“文革”的需要密切相关。
1973年,“文革”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这时的江青集团,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那封600字左右的信成为江青等人的突破口。看了黄帅的信之后,江青的亲信谢静宜这样批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她立即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3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人民日报》12月28日又在头版全文转载。
很快,一场全国范围的“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在全国展开。
往事回放
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
今天,我班的×××同学犯了错误,当老师问他情况时,他带理不理,不象承认错误的样子。我看他那样,无意识的笑了一笑。老师把我叫起来,批评我不该笑。这点我虚心接受,一定改正。但是老师说:“有同学反映你和×××……,你内心非常爱听×××骂”。这句话我不能接受。我敢发誓:除了他骂我,我跟他顶嘴以外,我再也没有和他瞎逗过。今天的日记如果错了,请批评指正。
十月十三日
今天,××在课上向老师提了意见,老师说是我起的头,说我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同学应该正确接受老师批评,老师应该冷静考虑同学的意见。
以上这几段文字,如果我们把写作的日期去掉,也许没有人能够看得出来,这些幼稚的文字和一般的小学生作文有什么不同。也许人们还会暗暗赞扬这个小学生独特的个性和独到的观察问题的能力。但是,就是这样的几段文字,不仅在1973年的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也直接影响了当事人的命运。
写这几段文字的小学生,名叫黄帅。1973年的时候,她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读五年级。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齐鸿儒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课讲得很好。他要求全班学生都要写日记,并定时上交。齐老师说,日记一定要写真情实感。心里怎么想,就要怎么写。黄帅本来就是个活泼单纯的小姑娘。老师这样要求,她当然听老师的话了。
9月7日这天,一个同学上课时乱说乱动。齐老师很生气,就把他叫到教室前面来,批评了他一顿。齐老师还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
黄帅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同学的做法确实不对,但她认为老师的做法也不对。这一天,她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毕竟是刚出校门不久的小伙子,齐老师看到黄帅交上的日记,非常生气,批评她说:“你这叫提意见吗?纯粹就是想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黄帅感到委屈极了。老师不是提倡“我手写我心”吗?现在自己写出了真实想法,却得到了这样的结果,这是不公平的。再说,老师的做法确实不对呀!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黄帅觉得,自己受到了越来越多“特殊待遇”。老师还号召同学们“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线”。班上还出了板报批评黄帅,老师还对板报组“表示感谢”。小学生黄帅,觉得压力很大。原本一个爱笑的小姑娘,现在白天吃不好饭,晚上睡不好觉,常常在噩梦中一次次哭醒。
长期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爸爸心疼女儿,就带着黄帅来到了海淀区教育局。他希望教育局能够出面调解一下,或者给女儿调个班。
教育局的同志对黄帅表示同情。他们也觉得,一个小学生不过是给老师提了几点小小的意见,就受到了这么不公平的待遇,也实在太过分了。一个同志说:“这种现象叫师道尊严。”还掏出笔来,写下了“师道尊严”四个字。(www.chuimin.cn)
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黄帅同老师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善,调班的事情也没有结果。此时,黄帅忽然间想到了从《北京少年》杂志上看到的一篇报道。报道里讲,一个小学生在自身力量无法解决师生矛盾的情况下,给《北京少年》杂志写了封信,诉说了自己的苦恼与无奈。杂志社收到他的来信后十分重视,立即派一名记者到他的学校,找他和那位老师分别交谈,使他们的矛盾及时得到了解决。从那以后,师生还成了朋友。黄帅家人那时常常看《北京日报》。她就想到了给报纸写信。她希望报社能够派人来帮着解决自己的问题。
1973年10月21日,黄帅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600字左右的信。信末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黄帅原来并不知道什么叫“师道尊严”,她是在教育局反映问题时,第一次听到接待他们的那个同志使用这个词。也许正是“师道尊严”这四个字打动了《北京日报》编辑、记者敏感的政治神经。
《北京日报》把这封信登在了内部刊物上,恰恰被两个跟着江青“搞革命”的人——迟群和谢静宜看到。他们把黄帅看成“反潮流”的小英雄,不但树为典型大加吹捧,还一次又一次地接见,对这个根本不明事理的孩子讲:我们代表国务院,代表八亿人民支持你。
“大人物”钦点后,《北京日报》公开发表黄帅日记,编辑还特地加了编者按。编者按对黄帅的来信评价极高,称“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文中还说:“有了许许多多像黄帅这样的积极分子,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就大有希望。”
12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予以转载。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了这篇重要报道。全国各地的报纸也都纷纷转载。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12岁的小学生黄帅,一不留神就成了风云人物。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她成了一个被充分利用的宣传典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还让黄帅到处演讲,在教育战线上大做文章。中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许多地方也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黄帅就读的中关村一小立即变成了全国教育革命的典型。学校经常以各种名义,在各大报刊发表文章,介绍经验。黄帅还同校长一起,应邀出席庆祝国庆的国宴。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王亚卓事件”。
王,即王文尧;亚,即恩亚立;卓,即邢卓。这三位青年都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1974年初,三位知青在一起聊天。谈到当时社会上一些学校桌椅被砸烂、老师被批斗、学生纷纷“停课闹革命”的情况,三个人愤愤不平。他们决定,给当时的“反潮流英雄”黄帅写信辩论一番,规劝一下黄帅,让她悬崖勒马。
没过多久,黄帅回信了。在这封亲笔信里,黄帅说:“我年纪小,不成熟,很多问题不明白,想和你们继续讨论。”他们觉得她态度不错,还想给她继续写信。然而,几天之后,广播里传出了《黄帅致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你的话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多么相似!……”
“王亚卓”们的厄运来了。工作组要求三人对自己的“反动观点”作深刻检查,他们被发配到离团部三百多里地的地方劳动改造。“王亚卓”们哪里知道,广播里所谓《黄帅致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根本不是黄帅自己写的。实际上,他们的信寄到黄帅手里后没两天就到了迟群手上。迟群批示:“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江青、王洪文、张春桥也分别做了批示或圈阅。“黄帅的信”就这样成了一把刺向他们的刀子。
如此“风光无限”,黄帅的感受怎么样呢?后来,她说,整个青少年时期对她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痛,“自己痛,时代痛,别人也痛”。而且,她对那位因此受到批判的老师十分内疚。“我偷偷地哭过,可只能是在没有人的地方,我这个‘英雄’可真难当啊。”黄帅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对不起老师,托同学捎口信给老师,说对不起他。然而,12岁的孩子黄帅,已经没有任何力量从巨大的社会潮流的裹挟中独善其身了。
王灵书先生的文章披露了黄帅以后的生活状况。“文革”终于过去了,1976年,黄帅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但是,欢庆胜利的气氛还没有完全散去,人们就对她投来了异样的目光。有人叫她“四人帮”的“小爪牙”。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谣言四起。黄帅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遭欺负。正常的学习、生活、身心发育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黄帅的父亲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不让回家……后来,她爸爸又被逮捕,投入监狱,同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妈妈精神不支,加上严重贫血,黄帅经常看到妈妈昏倒在地。很长一段时间,16岁的黄帅成了家庭的支撑,带着9岁的妹妹和病重的妈妈生活。
1979年1月,黄帅以优异的成绩,领到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颁发的高中毕业证书。同年,她报考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当时担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曾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9月5日,黄帅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
但父亲的问题仍压在黄帅的心头。黄帅的父亲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假如没有“黄帅事件”,黄帅的父亲本可以像中国科学院的其他专家一样从容搞科研,过正常人的生活。而今父亲的处境是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改造。黄帅总觉得对不住双亲,特别是父亲。
黄帅经过深思熟虑,决心为平反父亲的案子奔走呼号。1981年1月1日,黄帅大胆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封信。没过多久,耀邦同志就对黄帅的信作了批示,请中纪委负责查办。1981年3月,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亲自找黄帅和她父亲谈话,并派出调查组对“小学生事件”的始末作了调查。同年,黄帅父亲得到平反。
1984年9月,黄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两年后,她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留学大军。1993年3月,黄帅获得东京大学硕士学位,之后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1996年冬,她生了一个儿子,像许多日本女性一样,做了两年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1998年12月,黄帅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工作,回到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
命运追踪
黄帅目前过着平静的日子。她非常爱自己的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就是在这里,她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现在,对于她来说,最重要的是亲情。工作之余,她精心照料自己的孩子,每周都会看望自己的父亲。
齐鸿儒老师,就是当年第一个被黄帅批的那个小学老师,早就退休了。这么多年来,有关黄帅的事情,他一概拒绝开口。
“王亚卓”中的王文尧1977年以优异成绩进入内蒙古大学中文系读书,后分配到北京工作。恩亚立后来也调回北京。邢卓现在成了作家,在河北保定生活。
有关他们影响中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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