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霖：向毛泽东告御状—他们影响中国

2024-04-24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李庆霖向毛泽东“告御状”人物档案李庆霖，1929年生于福建省莆田县。1972年12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四人帮”被粉碎后，李庆霖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闽北崇安县一个劳改农场。李庆霖“告御状”，虽然不可能根本解决当年的知青问题，更不可能终止知青运动，但它客观上促使中共中央高层全面调整知青政策，使得全国成千上万名知识青年的处境明显改善。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李庆霖想到了直接向北京的毛泽东“告御状”。

李庆霖　向毛泽东“告御状”

人物档案

李庆霖，1929年生于福建省莆田县。祖父曾做过乞丐，父亲患上精神疾病，全家人靠母亲打小工、当保姆维持生计。

1944年，李庆霖考入福建省立仙游师范学校。1948年毕业后，李庆霖成为莆田县的一名小学教师。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政府留用继续任教。

1972年12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从一个知青家长的角度，反映了下乡知青们生活上的困境，揭露了地方上一些不正之风，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与悲苦。四个多月后，毛泽东亲笔给他回信批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信中并附上了300元人民币。李庆霖的名字随即家喻户晓。

此后，李庆霖的人生也被改变。他先后担任县教育组副组长、福建省高招办副主任、国务院知青办成员、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四人帮”被粉碎后，李庆霖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闽北崇安县一个劳改农场。1988年减为10年有期徒刑，1994年3月提前出狱，回到莆田县他世代居住的老屋。2004年2月19日，因病去世。

历史天幕

1973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李庆霖写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给他的复信。文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议时，可分出一天时间，宣读学习毛主席的信，并就知青问题进行讨论。此后，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出一些统筹解决的具体办法。

李庆霖“告御状”，虽然不可能根本解决当年的知青问题，更不可能终止知青运动，但它客观上促使中共中央高层全面调整知青政策，使得全国成千上万名知识青年的处境明显改善。后来，有知青称李庆霖为“知青之父”。

往事回放

1973年之前，像李庆霖这样的人物，在中国的土地上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就像荒原上一棵普通的树，无论上天给他们安排什么样的命运，他们似乎都只能够逆来顺受，没有任何反抗的可能。

但是，李庆霖，在人生的第44个年头，以他特有的方式，一鸣惊人。他的行为，影响了两千万知青的命运，而他自己的命运也因而被彻底地改变了轨迹。

1929年，李庆霖出身于贫民之家。他的祖父曾经以讨饭为生，父亲则很小就被送出家门，跟着人家当学徒，出师后曾开了间铺子，但不久就倒闭了，只好也走上了乞讨的老路。父亲后来还患上了精神疾病，年纪轻轻就丧失了劳动能力。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母亲没有什么文化，只能四处打短工挣得微薄的收入。童年和少年时的李庆霖，尝尽了人间的苦难。

生活很苦，要强的母亲还是咬牙供李庆霖上学。李庆霖是个懂事的孩子，学习很用功。1944年，他考入了免费的福建省立仙游师范。师范学校毕业后，李庆霖被分配到莆田县黄石镇沙坂小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政府留用，继续担任小学教师。他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

新中国成立伊始，李庆霖的心情是很好的。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孩子，居然有了一份体面的社会职业，有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虽然微薄，但和自己的父辈、祖辈相比，应该知足了。

不过，任何人的生活都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李庆霖也一样。1969年，他的长子李良模响应国家关于知识青年下乡的号召，在莆田山区的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务农。刚刚下乡时，李良模的口粮、生活费都由国家供应，家里偶尔给他一些零花钱，生活基本没有问题。但是，当国家不再发放口粮和生活费，知青要和插队所在地的农民一起靠工分生活时，李良模便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口粮不够吃，一年里总要有半年多靠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生产队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别说买衣服了，看个小病、理个发都没有钱。

李庆霖为孩子着急，为一家人的生活着急。他也曾到儿子插队的公社、县和地区反映情况，但什么用处也没有，儿子的待遇如旧、处境依旧。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李庆霖想到了直接向北京的毛泽东“告御状”。

1972年12月20日，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将近两千字的信。信中，他详细地诉说了儿子的困境、一家人的窘境。最后，在信里说：

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www.chuimin.cn)

实际上，在给毛泽东写信之前，李庆霖已经给周恩来写过一封信，不过，没有得到回音。他断定是周恩来没有收到。怎样让毛泽东能看到自己的信呢？想来想去，李庆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报纸上报道毛主席接见外宾时，外交部的王海容大多数时候都在场。干脆把信寄到外交部，请王海容收到后转交给毛主席，毛主席一定能收到。

李庆霖猜对了。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南海读到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信。

据说，李庆霖的信深深打动了毛泽东。毛泽东颇为动情，还禁不住流下了泪水。他当即给李庆霖回信：

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安排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从自己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他还让汪东兴打听一下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毛泽东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

1973年5月6日，李庆霖收到了毛泽东写给他的信。他激动地读了一遍又一遍，禁不住泪流满面。直到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激动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

几天之后，李庆霖收到了毛泽东寄来的300元钱。他把这些钱存入银行，一直舍不得取出来用。他要把它永久地保存下来作为纪念。

李庆霖并不知道，就在毛泽东给他回信后不久，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来在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上，宣读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周恩来还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会后，国务院迅速组织了工作队，奔赴全国各地了解知青生活和工作状况。

此后，根据周恩来等人提议，决定把知青下乡只作为一项工作，不再搞运动。这就使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被动摇了根基。此外，国家还安排了一定数量的指标，从知青中选拔一些人，招工、招生、征兵和提干，使得知青们能有更多的出路。客观地说，李庆霖的信，为当年知青生存境况的改善是有好处的。他也因此成了知青和知青家长心目中神圣的人物。

在改变广大知青生存境况的同时，李庆霖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也被彻底改变。省里、市里一直关注着李庆霖。当地领导知道，毛泽东很希望李庆霖参加十大。十大很快就要开了，但李庆霖还不是党员，甚至连入党申请书都没有写。他们就找人做李庆霖的工作，让他赶快提出入党申请。可惜，李庆霖提出入党的时间太晚，替他运作入党的事太紧张，最终他的入党问题也没有在中共十大开幕前解决，李庆霖也就错失了参加党代会的良机。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很看重李庆霖，专门派人把李庆霖接到福州，当面表扬他，告诉他说组织上可以帮他解决一些困难。李庆霖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把插在他身上的“白旗”拔掉，二是恢复其妻子的公职。韩先楚当即表示同意。

李庆霖虽然没能参加十大，但各级领导还是不敢违背毛泽东的意志，安排他出席了四届人大，并选其为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在莆田，他从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成为学校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县知青办副主任，1974年还担任了福建省高招办副主任，负责工农兵学员招生工作。

不过，李庆霖没有料到的是，作为一个“小人物”，他向社会舞台的中心迈出了第一步之后，就似乎再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因为毛泽东给他回了一封信，他的身份似乎已和普通百姓不一样了。他成了莆田派性斗争中双方极力拉拢的人物。莆田的大街上，一度出现了很多大幅标语：“向李庆霖的革命精神学习”、“向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开炮”……谁都知道中国式标语的含义。李庆霖这面“旗帜”，谁能握在手里，谁就能占据派性斗争的制高点。

“四人帮”也在李庆霖身上大做文章。《红旗》杂志约李庆霖写了篇谈“反潮流”的文章，“四人帮”就把他与辽宁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并称“北张南李”，树他们为“反潮流”的典型。江青还亲自接见了李庆霖。

在1976年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庆霖更是到处表态，到处演讲，要把各级当局领导当作邓小平之流批判、打倒。他毕竟是一个偏远地区文化水平不高的小学老师，根本不具备进入政治领域的素质。他认为，毛泽东是革命的，一定要站在毛泽东这边。支持毛泽东，才能对得起毛泽东。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对别人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对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就不是他能考虑的内容了。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曾经红得发紫的李庆霖自然迎来了命运的惩罚。他被视为“四人帮”的小爬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初，他被正式逮捕，后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庆霖怎么也想不到，他那风光无限的日子，只维持了短短三年多时间。

命运追踪

1994年3月，李庆霖获准提前出狱，回到莆田县他世代居住的老屋。由于没有经济来源，他的生活非常困难，只能靠每月到县民政局领取一点生活费维持生计。

出狱后的李庆霖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他不希望有媒体来打扰他。摆弄摆弄花草，看看报纸，和邻居聊聊天是他日常生活中的最爱。不过，当年的老知青一直在关注李庆霖的命运，不时地有人给他寄钱来，也会有人赶到莆田来看他。

1973年毛泽东寄来的300元钱，李庆霖当时就把它存在银行里，一直没有取出来。

2004年2月19日，李庆霖因病去世。他的墓碑上，镌刻着毛泽东写给他的那封信。

李庆霖：向毛泽东告御状—他们影响中国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