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影响力人物

2024-04-24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遇罗克陨星划过夜空人物档案遇罗克，1942年出身于一个资本家家庭。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后被冠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罪名。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历史天幕遇罗克被判处极刑，是因为思想而获罪。这对遇罗克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样的安排成就了遇罗克，最终，也毁灭了遇罗克。年轻的遇罗克很快就被卷入了旋涡。

遇罗克　陨星划过夜空

人物档案

遇罗克，1942年出身于一个资本家家庭。他两度报考大学都被拒之门外。1966年7月，遇罗克写作《出身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血统论观。文章在当时的《中学文革报》上刊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后被冠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罪名。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历史天幕

遇罗克被判处极刑，是因为思想而获罪。

当时的社会上，人们的阶级出身被划分成等级。“红五类”、“黑五类”截然对立，黑白分明。更有流行一时的打油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代表了出身论的典型思想。

它直接导致了一系列悲剧，也影响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遇罗克只是其中的一个。

往事回放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

十万人众把看台、赛场塞得满满的。“打倒”的声音在起伏着，“红宝书”在空中飞舞着。在这亢奋、狂躁的氛围里，19名犯人被推到主席台下的跑道上。口号声慢慢地停下来，场内安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理委员会”组织的宣判大会开始。一个27岁的青年被这样判决：

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

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络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警察把被宣判者向前推两步，拉住套在脖子上的绳索，强迫他抬起头来，然后再把他的头狠狠地压下去。

最后的宣判词是这样的：“该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报请最高法院批准，验明正身，现在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终结了。遇罗克，留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永远定格在他27岁的时候。

遇罗克出身于一个资本家的家庭。父亲遇崇基，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开过工厂。1957年，在水电部任工程师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他的母亲王秋琳本是北京市工商联委员，也在此时成了右派。

家庭出身问题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遇罗克的身上。他的生活受到了巨大影响。

1960年，遇罗克高中毕业。高考结束之后，核对答案，他考得不错。他觉得自己上大学不成问题。

然而他却落榜了。

遇罗克觉得自己不应该落榜，就写了一封申诉信。几天后，他得到了北京市教育部门的答复，说他没有考上大学是因为“不合标准”。至于不合什么“标准”，并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但实际上，北京教育部门的一个报告中，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主要因其政治条件不够录取标准。”

这对遇罗克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他看来，自己的天性中有着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他多么希望能走进大学校门，实现自己求真求善的渴望。现在，这个愿望落空了，内心的失望可想而知。

他不甘心，又第二次参加高考。他觉得比第一次考得还要好，心想这回上大学总该没有问题了。然而，他仍然没有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经过痛苦的思考，遇罗克清醒了。他渐渐明白，像他这样出身的人，想要求得和所谓“出身好”的人一样的待遇，是不可能的。他已经不可能按照自己的设计来实现人生追求了。

好在遇罗克生性比较乐观，高考落榜并没有让他沉沦。他决心在实践中踏出一条自己的路。第一次高考失利之后，他就报名到郊区人民公社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61年春节前夕，遇罗克接到了批准他到大兴县红星公社农场去落户的通知，当天他就办好了去农村的手续。

遇罗克的身体比较瘦弱，但干活处处不比别人差。农场的领导一度要照顾他，他没有答应。在他看来，一个人的意志需要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磨炼。即便是在农场落户期间参加了第二次高考，他也并没有耽误劳动。

遇罗克希望能够在创作上有所成就。凭着对农场生活的热爱，他的创作热情被激发出来。劳动之余，他开始写作，并先后在《北京晚报》、《大众电影》上发表了作品。1964年，他写的《焦裕禄演戏》梅花大鼓词，还由北京曲艺团演出。当时《北京文艺》杂志的一位编辑从一堆自然来稿中发现了遇罗克，觉得他很有潜力，就想培养他当“业余作者”，后来因为遇罗克的“出身不好”，被迫放弃。

随着更多的作品一篇篇被退稿，遇罗克的梦想也破灭了。虽然遇罗克依然在写作，但是命运已经在冥冥之中对他作出了安排：他不可能在当时的社会上沿着向上的台阶攀登，他只能够固守边缘，做一个独立的民间思想者了。

这样的安排成就了遇罗克，最终，也毁灭了遇罗克。(www.chuimin.cn)

1964年，遇罗克从农场回到城里，做了两年代课老师，才由劳动部门分配到北京人民机器厂当徒工。这时，“文革”已经全面发动。年轻的遇罗克很快就被卷入了旋涡。

1965年11月，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直接发出了“文革”到来的信号，也编织了一个大冤案。遇罗克读了姚文元的文章，觉得纯粹是颠倒黑白。他挺身而出，写出了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多字的文章《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在文章中，遇罗克写道：“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1966年2月13日，这篇长文被压缩并以《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为标题，发表在《文汇报》上。不过，遇罗克看出了编辑的用心。他在日记中写着：“整个版面安排对我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

遇罗克还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并把稿子投到《红旗》杂志。《红旗》杂志很快把稿件退了回来。灾难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因为言别人所不敢言，遇罗克被多次揪斗，最后被命令参加工厂里的“学习班”。在参加“学习”的过程中，遇罗克开始撰写他被传诵一时的代表作《出身论》。

在这篇一万多字的长文里，遇罗克勇敢地将锋芒指向影响着当时整个中国的“血统论”。他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他还沉痛地指出：“左”倾路线影响的时期，出身不好的青年“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五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专政的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现在看来，遇罗克的观点可谓常识。但在当时，它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出身论》完稿后，遇罗克把它寄给了党中央，但没有回音。遇罗克从微薄的收入中挤出一部分钱买了蜡纸和白报纸，借来钢板，把《出身论》工工整整地刻写出来，并亲自油印了一百多份，在北京街头张贴。不久，遇罗克弟弟遇罗文等人办的《中学文革报》在创刊号上全文刊载了《出身论》。三万份小报被一抢而空。加印之后，很快又卖完了。这个小报一共出了七期，一半以上的文章是遇罗克撰写的。

《出身论》引起了轰动，却也引起了当时的“中央文革”大员的愤怒。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1968年1月初，遇罗克被捕。在进行了八十多次的审讯之后，他被冠以“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

遇罗克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宿命。他进监狱后对难友说：“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人的共鸣。”他深知为真理而献身的代价，但其中并不包括自己的尊严。他说：“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审讯当局向遇罗克宣布他将被处决的消息，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转达给家人时，他挖苦地说“我想要一支牙膏”，把主审气得脸色发青。在临刑前夜，遇罗克跟死囚牢里的难友们“举办”了一次特殊的“晚会”，各自在单人牢房里，唱起了自己喜爱的歌，有合唱也有独唱，唱了整整一夜，互道珍重，说了许多勉励的话。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27岁。

命运追踪

祝晓风、张浩宇的文章《遇罗克冤案是如何披露出来的》讲述了遇罗克案平反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和《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肇始的。

那是1978年冬天一个寒冷的夜晚，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来到了苏双碧家中。王秋琳的到来，是因为苏双碧几天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文革”后第一篇为吴晗平反的文章。

一进门，王秋琳就直截了当地问苏双碧：“你在文章里说，凡是和《海瑞罢官》的案子有关的人都要平反。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那么，老百姓你们管不管？我的儿子是老百姓，也跟这个案子有关，是被枪杀的。他的事情你管不管？”

苏双碧回答她：“如果真是个错案，按照党‘有错必纠’的政策，当然应该平反。”这一句话，点燃了王秋琳心中的希望，苏双碧清楚地看到了她眼中闪出的亮光。

王秋琳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早已准备好的信，是写给苏双碧，同时转呈《光明日报》的。信很短，只有三四百字，大体上讲了这样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遇罗克在姚文元发表评判吴晗的文章以后，写了一篇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的文章。第二，遇罗克的《出身论》是批判反动“血统论”的。第三，遇罗克于1970年3月5日被枪毙，要求给予平反。

第二天一早，苏双碧向《光明日报》的领导汇报了这件事。当时的《光明日报》领导对此事十分重视，马上派苏双碧调查此事。后来，苏双碧又找同事张义德、赵绍平一起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来查阅档案。

了解了真实情况以后，苏双碧等人开始为遇罗克的平反工作做准备。他们一方面把已掌握的有关材料提供给北京市公安局，作为重审的证据；另一方面，苏双碧开始从这些材料着手为报纸撰写平反文章。此时，《光明日报》的领导觉得为这样的冤案平反，光靠写理论文章恐怕力度不够，于是报社又派出张天来、王晨两名记者开始采访写大通讯。

这期间，有关人员转来了一张胡耀邦写来的条子。条子的内容大致是：现在社会上正在搞张志新的问题，这种案子现在比较多，据说《光明日报》也在弄，有一个典型，建议这篇文章先不要上。胡耀邦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考虑。为此，苏双碧手中的稿子停了下来。而张天来已写了大通讯的第一稿。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1980年，由于公安局已经做出平反的结论，北京出版社的《新时期》杂志找到了苏双碧，要求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报道。于是，苏双碧完成了那篇停下许久的文章。6月，《新时期》第4期登出了他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7月15日，《北京日报》再次刊发了此文。

1980年7月21日、22日，王晨、张天来的长达两万字的文章《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更细致地介绍了遇罗克生前的事迹，以及他在狱中的斗争。他们将这位“思想解放的先驱”比作“划破夜幕的陨星”。

遇罗克：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影响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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