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

2024-04-24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覃祥官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人物档案覃祥官，1933年9月出生于鄂西长阳县榔坪镇乐园乡的一个土家族家庭。国内外媒体称他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此后不久，远在鄂西山乡的土家族“赤脚医生”覃祥官开创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开了毛泽东的这一心结。往事回放覃祥官之所以开创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开始完全是个人原因所致。

覃祥官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

人物档案

覃祥官，1933年9月出生于鄂西长阳县榔坪镇乐园乡的一个土家族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只读过三年私塾。20世纪60年代，面对当地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赤脚医生覃祥官首创了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和《人民日报》的报道，该制度在全国农村普遍推广，惠及亿万农民。覃祥官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几度出国访问，后来被提拔为湖北省卫生厅副厅长。国内外媒体称他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

历史天幕

据史料记载，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得知中国绝大多数卫生技术人员、医疗经费都集中在城市的时候，毛泽东震怒了。他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他提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此后不久，远在鄂西山乡的土家族“赤脚医生”覃祥官开创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开了毛泽东的这一心结。用后来的中国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话说就是：在农民尚未解决温饱的条件下，能解决看病吃药的难题，这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是伟大的创举。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在一份考察报告中称：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

虽然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农村合作医疗走入了低谷，但肇始于长阳山村的这场运动，对中国乃至世界卫生事业的贡献仍是不可估量的。

往事回放

覃祥官之所以开创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开始完全是个人原因所致。

青少年时代，在覃祥官的记忆里，充满了贫穷和伤痛。穷山恶水中生活的家庭，一年四季不停地劳动，却连肚子都填不饱。生了病更是束手无策。村子的周围都是大山，想要去一个稍稍好一点的诊所治病，往往要跑几十里地。病重一点的人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有时候人走在路上，担架上的病人就不行了。

1955年，覃祥官22岁，正是生龙活虎的年龄。他在为大队修建饲养场时，一根木头重重地砸到后背上，导致他的内脏受了重伤。本就一贫如洗的家里只好卖了能卖的所有东西为他治疗，但还没有痊愈。

人都说“久病成医”，覃祥官却是“久病想学医”。村里缺医少药，自己的身体很久都不能恢复健康，覃祥官渐渐萌发了学医的念头。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大夫，为自己、为家人，也为父老乡亲们解除疾病带来的痛苦。

从1961年开始，只读过三年私塾的覃祥官满怀雄心，开始学医。他遍寻当地的乡村名医，拜师学艺，渐渐地掌握了基本的医疗知识。

1964年，公社党委把覃祥官派送到县中医进修班学习。一开始，进修班的老师觉得覃祥官文化底子太差，怕他的学习跟不上，一度想把他退回去。经过公社党委书记的再三争取，覃祥官才留了下来。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极为认真刻苦，用最笨的办法一点一点啃下了一部部医学教科书。一年之后，覃祥官梦想成真，拿到了结业证书，并成为乐园公社卫生所的医生。

从此，覃祥官不分白天黑夜，脚穿草鞋，肩背药箱，踏遍了土家山寨的沟沟坎坎，为全公社六个大队的老百姓看病。行医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农民无钱治病的痛苦。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农民收入低，许多病人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往往是“小病拖大，大病拖垮”，一人有病，全家遭殃。

覃祥官永远忘不了1966年春天的一场天灾。当时，百日咳、麻疹、肺炎等疾病在山村大流行，全公社有一千多人染病，有一个生产队一天就死了四个患儿，更有一个农妇因为病痛难忍，竟然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目睹此情此景，覃祥官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煎熬。他是一个医生，但是又没有能力阻止疾病的大范围流行，也没有能力亲手为所有的病人解除病痛。他的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一个问题：用什么样的办法，让这些生病的乡亲都能及时看病治疗呢？

经历过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覃祥官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法：农民看病吃药能不能也用合作化的方式呢？

“合作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基层开展的社会运动，它的基本原则是“自愿互利，等价交换，民主管理”。截止到1966年，农村先后成立了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合作化运动一度有效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

覃祥官想到：能不能按照合作化运动的基本思路，搞一个医疗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共同应对天灾人祸？

此时的覃祥官并不知道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对于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泽东为人们指出了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前进方向，但是并没有道明具体的实施办法。如何设计出一个可操作的方案，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无数国人都在进行认真的思考。(www.chuimin.cn)

覃祥官有关“医疗合作社”的想法一向公社党委和卫生所同事提出来，马上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在长阳县卫生局领导的支持下，1966年8月10日，新中国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成立。“合作医疗”，这一推动和改变农村卫生面貌的新名词诞生了。

他们还专门起草了《杜家村大队合作办医疗实施草案》。方案规定：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村里再替每人交五角钱。这些钱都作为合作医疗基金使用。除了一些有顽固病症的需要长年吃药以外，社员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吃药不掏钱。

这么少的钱怎能够用呢？覃祥官想了更多的办法。卫生室开支最多的部分是药品和人员工资，覃祥官以“三土”（土医、土药、土方）、“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来解决问题。

长阳山里到处是药材，村卫生室和村民小组再种一些药材，自己加工制作成药膏、药丸，药品的事就解决了。人的问题是个大问题，覃祥官向领导主动提出，辞去在公社卫生室的职务，来到杜家村，“亦医亦农”——不要工资，靠大队计工分来生活。

杜家村大队的合作医疗办法运行一段时间之后，效果不错，真正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体现了“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的好处，深受大家拥护。

1967年6月26日，公社举行了一次“献药大会”。那一天，从四面八方来的社员，背着背篓，把他们采的、种的药材献给“合作医疗”。献药大会共收到了几万斤的药材，有的还是社员家藏多年的珍稀药材。

杜家村实行合作医疗的事情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社员们从合作医疗中受了惠，纷纷称赞这种办法。长阳县卫生局也积极支持。1967年，乐园公社六个大队都实行了合作医疗。大队有卫生室，生产小队有土药房，家庭有小药箱。合作医疗如火如荼，中药草药遍地开花。当时有一首山歌唱道：“合作医疗鲜花香，队队办起土药房，自采自种兴药园，防病治病有药方，贫下中农喜洋洋。”

1968年10月，长阳县卫生局干部倪兵万和同事一起，在杜家村得悉覃祥官放弃“铁饭碗”，主动来到大队卫生室创办合作医疗的事迹后，非常感动。回到县城后，倪兵万写出了一篇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文章。直觉告诉他，自己的这篇调查报告将会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

调查报告完成后，倪兵万将它分送到县革委会等领导机关，又把稿子寄到了《人民日报》、《湖北日报》等新闻媒体。倪兵万还专门给毛泽东也寄了一份调查报告。1968年11月，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阅后亲笔批示，称赞合作医疗“是医疗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困难”，“值得在全国推广”。

12月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等媒体纷纷报道了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称乐园公社“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成功地解决了贫下中农看病吃药确保健康的问题”。媒体还特别表扬覃祥官是一位“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乐园公社的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全国95%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合作医疗。偏远的杜家村还吸引了全国成千上万人前来取经。长阳县、乐园公社为此还专门设立了接待站。

随着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的普及推广，覃祥官由一个普通的“赤脚医生”变得家喻户晓。1969年10月1日，覃祥官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起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20周年观礼，此后，又三次被毛泽东接见。这几乎是那个年代一个普通中国人所能够想象的最高荣誉了，也成了覃祥官一生中的骄傲。

1976年，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在大会上，覃祥官向各国代表作了题为《中国农村的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农村的合作制度及其实施状况。他的报告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产生了浓厚兴趣，纷纷赞扬中国的合作医疗制度好，中国的“赤脚医生”了不起。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特别邀请他到菲律宾的一个山村指导工作，并且也在那里办起了合作医疗。

从菲律宾回来不久，覃祥官接到了湖北省委的任职通知。省委任命他为湖北省卫生厅副厅长、厅党委委员。带着简单的行李，覃祥官独自一人搭车前往武汉，来到省卫生厅，成了一名吃农村口粮、拿村里工分的副厅级干部。而他的妻子仍是山村的农民。

可是，没过多久，覃祥官就感到，当个高级干部，天天坐办公室的生活他适应不了。他不习惯天天开会、看文件、听汇报。这些事情，比起他在乡下穿着草鞋背起药箱走村串户出诊别扭多了。周末的时候，他实在闲不住，就跑到大街上摆摊给过往行人免费看病。

覃祥官觉得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在他的心目中，长阳山乡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他离不开那里，就像大树离不开脚下的泥土。半年之后，他以“回家看看”为由，离开了省城武汉，并且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虽然他仍然在名义上有着副厅长的头衔，后来又被选为县委常委、宜昌地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但他从此之后根本没有再关心过政治。回到家乡的覃祥官重操旧业，一边在乐园公社卫生院工作，一边参加村里的农业生产。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地纷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而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合作医疗组织面临着尴尬的境地。人民公社解体之后，不少地方的赤脚医生为乡村医生取代，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很快名存实亡。

那几年，覃祥官的心情非常苦闷。他看到，自己付出巨大心血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被作为落后的东西而“打倒”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也渐渐开始“市场化”了。尽管农村经济在不断发展，但是农民又回到了看不起病的年代。“一人大病，白干十年”的状况在农村普遍存在，不少农民因病致贫。1993年，覃祥官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休后享受副县级领导干部待遇，每月有两千多元的工资。尽管衣食无忧，但他很长时间都高兴不起来。

2002年，中央政府做出决定，强调要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长阳县以其“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发祥地”的特殊地位被列为试点县，覃祥官的生活也渐渐阳光起来。

命运追踪

退休后的覃祥官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可他依然忘不了昔日的事业。他坚持回到乐园乡杜家村，与感情深厚的老伴共同生活。虽然年纪越来越大，他还是不愿闲下来。邻居有点小病，他总是热心地帮着出个药方。

2008年10月23日，覃祥官因突发心脏病在家中去世，享年75岁。他的墓碑两侧有两副对联。一副是集毛泽东诗句联“中华儿女多奇志，人间正道是沧桑”；另一副“山花不语如听讲，溪水无情自荐哀”是覃祥官生前给自己所拟的挽联。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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