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中国激情木偶在文革中的影响

2024-04-24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蒯大富“文革”中最著名的“激情木偶”人物档案蒯大富，1945年出生于江苏省，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文革”爆发后不久，蒯大富因“炮轰”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压制“文革”而被打成右派学生。蒯大富以绝食抗议，但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文革”结束之后，蒯大富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从1968年5月开始，在蒯大富领导下，清华大学发生了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蒯大富当场提出抗议，表示仍然要和工作组斗争到底。

蒯大富　“文革”中最著名的“激情木偶”

人物档案

蒯大富，1945年出生于江苏省，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文革”爆发后不久，蒯大富因“炮轰”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压制“文革”而被打成右派学生。蒯大富以绝食抗议，但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中央文革”派员到清华大学撤销工作组后，给蒯大富平了反。蒯大富随即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造反兵团（简称“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与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一起号称为红卫兵“五大领袖”。“文革”结束之后，蒯大富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1987年10月出狱，后在深圳经商。

历史天幕

事实上，“红卫兵运动”主要是以一群狂热的大、中学生为主体，以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为旗帜，以所谓“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不过，他们所谓的目标，从来都是混乱和含糊不清的。他们虽然在运动中风光一时，甚至扮演了“文革”马前卒的角色，但其实，他们只是被畸形的政治宣传所操纵的“激情木偶”，挥舞肢体，却不知道往什么地方用力；张开嘴巴，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发出了什么声音。

蒯大富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1967年1月6日，他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智擒王光美”。从1968年5月开始，在蒯大富领导下，清华大学发生了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他自以为“创造了历史”，但是历史早就把他和运动的发起者钉在了耻辱柱上。

往事回放

如果不是成长在那样特殊的社会氛围之中，蒯大富的人生轨迹将完全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

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他的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都是20世纪40年代入党的革命者。蒯大富出生的时候，正逢抗日战争结束、日本向中国政府投降的日子。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拥有美好的生活，就按照自己的期待，给新生的儿子取了一个吉利的名字——大富。

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蒯大富可谓“根正苗红”。在那个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这对蒯大富的进步和成长起到了非常有利的作用。

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之后，蒯大富的父亲担任了生产大队的大队长，他的母亲则担任了妇女队长。夫妻都是党员、“农民的带头人”，自然可以拥有一般村民所不能拥有的资源。

这样的家庭，在蒯大富小时候，肯定能够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父母总是叮嘱蒯大富，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蒯大富牢记着父母的话，入学后，一向刻苦、认真，成绩优秀。

不过，蒯大富可不是一个书呆子。也许是受父母耳濡目染的结果，还在初中读书时，蒯大富就表现出了出众的组织协调能力。他经常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渐渐地成了学生中的骨干分子。

蒯大富很早就离开家庭，到学校过住校生活。这使得他小小年纪就养成了遇事有主见，自理能力强的特点。在以后的“战斗”中，他的倔强、不服输和这一段生活不无关系。

1963年，高中毕业的蒯大富参加了高考。他的志愿是自己心目中向往已久的圣地——清华大学。招生结束了，邮递员给蒯大富送来了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他被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录取了。

到清华大学读书，对蒯大富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喜事，甚至对他所在的滨海县也是一件大事。蒯大富决心珍惜这普通人永远也难以得到的机会。他很用功。可以说，初入清华，蒯大富是一个非常刻苦的学生。他的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他还喜欢读各种类型的课外书籍，虽然是个理科生，但他最喜欢读的是政治、历史方面的著作。也许，就是这些书籍影响了蒯大富，促使他最终投身到政治的激流险滩中。

1966年，蒯大富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他的大学生活已经过半。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蒯大富很可能会以一个优等生的身份结束学业，在国家的分配下，去一家工厂或者某个科研院所，开始他科学工作者的生活。但是，就在此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全国，打乱了他那平静的大学生活。

1966年5月25日，北大教师聂元梓等人签名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北京各高等院校狂热的学生纷纷起来“造学校领导人的反”。

此时，毛泽东远在南方巡视。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派工作组到一些高校，试图将运动纳入党领导下的正常轨道，并把运动的领导权抓在中央的手上。

清华大学是学生闹得比较厉害的单位，派出的工作组成员是经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精心挑选的。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是工作组成员。

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后，接管了清华大学党委，停止了校长兼高教部长蒋南翔的工作，还将一些人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

蒯大富有不同看法。他觉得，工作组和原来的校党委一样，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须赶走工作组。他周围也有一批人拥护他，坚决跟他走。他觉得自己有资本去和工作组斗争到底，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他更是于1966年6月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要求夺权。

工作组经过仔细研究后，决定对带头驱赶工作组的少数学生头目进行批评教育。蒯大富很快就被叫到工作组办公室谈话。蒯大富能言善辩，竟然与工作组负责人吵了起来。一时间，双方僵持不下。这次谈话以极不愉快的方式结束了。

蒯大富和工作组的对立公开化了。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蒯大富用绝食的方法以示抗争。他还曾跑到清华火车站，用卧轨自杀的方式表示抗议。

不过，工作组并没有退让。在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参与下，蒯大富所在班级的团支部召开全体会议，对蒯大富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倔强的蒯大富丝毫不示弱，反而在会上要求大家站在他这一边。会议开到这里就再也开不下去了，只好采用组织表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结果，蒯大富的团籍被开除。(www.chuimin.cn)

被开除团籍，意味着今后自己在政治上永无出头之日了。蒯大富当场提出抗议，表示仍然要和工作组斗争到底。他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他甚至提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

见蒯大富顽抗到底，工作组也不手软，决定单独关押蒯大富一段时间。从蒯大富被关押到被放出来，一共是18天。

谁也不会想到，形势突然发生变化，蒯大富的好运来了。

原来，此前一直在南方巡视的毛泽东，这时回到了北京。毛泽东听取了“中央文革”关于前一段工作的汇报之后，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很不满意。他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太冷清，有人要镇压学生。毛泽东坚决反对这样的做法。他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挡运动”。

在几天之后召开的“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

蒯大富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他非常兴奋。在他看来，见到了毛泽东，就意味着他不再是反革命了。蒯大富觉得出人头地的机会来临了，他要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就更加积极地投入到造反活动中去。他以手握“尚方宝剑”的姿态，组织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和他一起行动。队伍从一开始的几十人，发展到几千人。蒯大富给这个组织起了一个叫“井冈山战斗队”的名字，不久，又改称“井冈山造反兵团”。一时之间，蒯大富在北京的红卫兵中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成为红卫兵运动所谓“五大领袖”之一。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给他布置了任务。蒯大富心领神会，返回清华之后，组织了数千人的大规模行动，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顷刻之间，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倒刘”狂潮。

蒯大富还直接导演了所谓“智擒王光美”的闹剧。那是1967年1月6日傍晚，王光美接到电话，对方称她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结果并没有发现刘平平，而是看到了作为人质被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王光美被扣留下来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对于此事，蒯大富曾得意地宣称：“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

1967年4月10日，在蒯大富主持下，清华造反派召开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他们强迫王光美穿上象征资产阶级的衣服和鞋子，戴上乒乓球串成的项链，极尽羞辱之能事。除了王光美，他们还把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300人押来陪斗，创造了“文革”批斗会的第一规模。

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时，蒯大富登上了天安门——这是他人生中的最高峰。

时间进入1968年。此时，刘少奇已被“打倒”，毛泽东第一次向“革命小将”们泼了冷水：对红卫兵小将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热昏了头的蒯大富却仍然想要把风头出尽，对于“最高指示”，他并没有认真地体味它的真正含义。

此时，清华大学另一派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这个红卫兵组织也想要控制清华大学，因此，必然会和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发生矛盾。5月30日凌晨，两派学生组织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手执棍棒，从天明一直打到天黑，致使18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身残疾。

北京在武斗，全国各地都在武斗，局面眼看着就要失控。毛泽东决定出手，控制这混乱的局面。

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三万余人进驻清华大学，拆除武斗设施，释放被围困的人员，让他们放下武器，结束武斗。但蒯大富拒绝放下武器，相反还向工人投掷石块，用大刀和长矛砍杀，从楼上扔下自制手榴弹。他们竟当场打死五名工宣队员，打伤数百名。

7月28日凌晨，震怒之中的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这“五大领袖”，并狠狠批评蒯大富：“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

最高领导人的话一锤定音。“五大领袖”返回学校，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蒯大富不得不“低头认罪”，向“首都革命工人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做了一个检讨之后，就彻底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

1968年12月，蒯大富接到通知，他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到了那里之后，他当了一名电解工。

蒯大富松了一口气，他总算远离了旋涡，从此之后可以过一种安稳的日子了。但是他想错了。1970年清查“五一六分子”时，蒯大富被列为重点清查对象。当年11月初，他被押回清华受审。这一审就是几年时间。1973年，蒯大富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在这里，他倒是被遗忘了几年。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蒯大富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命运追踪

1987年10月，被提前释放的蒯大富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次年，他和女友在南京登记结婚。

今天的蒯大富在深圳成了一名公司的领导，已经可以用“富翁”来称呼。他极少以本名示人，很少接受媒体采访。蒯大富承认自己在“文革”中有过错，但始终不肯接受判决书上对其怀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动机”的指控。2005年，南方一家媒体很罕见地发表了一篇对他的采访文章。不少读者评价说，蒯大富关了17年也没有清醒过来。

蒯大富：中国激情木偶在文革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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