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蓝翎：他们对中国的影响

2024-04-23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李希凡、蓝翎“小人物”掀起“龙卷风”人物档案李希凡，原名李锡范，祖籍绍兴，1927年生于北京通州。青岛解放后，李希凡入伍参军，后赴华东大学学习。蓝翎一度被打成“右派”，“文革”结束才恢复职务，后以杂文名世。李希凡和蓝翎是同学，也是好朋友。那一天，李希凡和蓝翎去中山公园玩。李希凡和蓝翎没有功利目的，他们的初衷只是要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想，只是“两个年轻人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研究复杂文学现象的一种努力”。

李希凡、蓝翎　“小人物”掀起“龙卷风”

人物档案

李希凡，原名李锡范，祖籍绍兴，1927年生于北京通州。因家境贫寒，少年时做过学徒，当过童工。20岁时，寄居在山东青岛姐姐家。经姐夫推荐，成为山东大学中文系旁听生。青岛解放后，李希凡入伍参军，后赴华东大学学习。

蓝翎，原名杨建中，1931年出生于山东单县一个农民家庭，1949年入华东大学学习。

1951年，华东大学并至山东大学。在山大读书期间，两人对古典文学和中国文艺理论发生兴趣。1953年，李希凡与蓝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

1954年，李希凡与蓝翎合写了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两人的命运也发生改变。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两人均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

李希凡后来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蓝翎一度被打成“右派”，“文革”结束才恢复职务，后以杂文名世。

历史天幕

今天看来，李希凡和蓝翎所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只是一篇单纯的学术文章，文章的初衷也只是对文学问题提出看法。然而，联系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小人物”的文章，肇始了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绝非偶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反对“历史唯心论”的斗争。对《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批判，标志着运动的萌发。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是运动的升级。二者都关系到当时正在酝酿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特别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问题。

《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最终引发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往事回放

李希凡与蓝翎怎么也不会想到，两个人合作的一篇文章，竟然能够被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转载。

他们更想不到，文章竟然能被中国最高领袖、亿万人敬仰的毛泽东看到。

他们最想不到的，也许是这篇文章肇始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思想改造运动。它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人生，也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和命运方向。

那时候的他们还只是青年，一个27岁，一个23岁，热情、单纯、乐观。新中国成立不久，他们也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苦熬出来不久。这个国家的一切那么新鲜，两个人的前途一片光明。此情此景，怎能不使这两个文学爱好者那不安分的心猛烈地跳动呢？

当时是1954年春天。

李希凡和蓝翎是同学，也是好朋友。他们是上一年被分配到北京的。李希凡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研究生，蓝翎在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教书。他们经常一起出去玩，也经常在一起聊天、学习。那一天，李希凡和蓝翎去中山公园玩。在公园的报栏里，他们看到了报纸上刊登了俞平伯先生的一篇文章。

俞平伯是胡适的学生，1923年出版了《红楼梦辨》一书。它作为红学史上“考证派”的代表性著作，打破了旧红学“索隐派”主宰的局面，开始了“新红学”时代。俞平伯后来对早期著作《红楼梦辨》作了认真修改，并改名为《红楼梦研究》。该著作于1952年9月出版后立即在学术界产生反响。1954年3月，俞平伯又在《新建设》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对他的观点进行陈述。

李希凡和蓝翎爱好文学，喜欢《红楼梦》。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大学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常常尝试着从这一角度写些学术论文，而李希凡已经有文章发表过了。

看了报栏里的文章，两人又想起前些时日看到的俞先生的文章《红楼梦简论》。他们觉得，俞平伯的文章，有一些观点应该提出商榷。

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青年人特有的热情，两人很快就写好了一篇九千多字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章完成的日子是1954年5月4日。

文章对俞平伯的观点提出了商榷的意见，也写出了他们对《红楼梦》的认识。其中写道：

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

……

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李希凡当时是《文艺报》通讯员。文章写好后，他先给《文艺报》写了一封信，问能不能发表这篇文章，但是《文艺报》没有回音。别的报刊也不认识人，他们怕文章被忽视，就想到了向母校山东大学寻求支持。李希凡和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的编辑葛懋春很熟悉。葛懋春此前发过李希凡的文章。他们把文章寄给了葛懋春。葛懋春将文章提交《文史哲》编委会讨论，得到了校长华岗的大力支持，文章非常顺利地发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www.chuimin.cn)

李希凡和蓝翎没有功利目的，他们的初衷只是要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想，只是“两个年轻人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研究复杂文学现象的一种努力”。但是，单纯的初衷阻挡不了政治旋涡的高速旋转。他们被毫不留情地卷入了一个时代的激流险滩里。

《文史哲》是毛泽东案头的常备刊物。他看到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认为不错，就建议《人民日报》转载。于是，江青找到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邓拓，要求转载此文。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认为，“这是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报纸版面也不多”，这样的文章不必让《人民日报》转载，由中国文联的机关报《文艺报》来转就可以了。

就这样，修改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1954年第18期的《文艺报》发表了。《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在编者按中指出：“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

这篇按语，连同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所加的按语，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10月16日，毛泽东以给中央政治局及有关同志写信的方式，对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作出了重要批示——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1954年10月28日，袁水拍的署名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同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的精神。三位文学界泰斗郭沫若、茅盾、周扬先后都发表了讲话。郭沫若讲了《三点建议》，茅盾提出了《良好的开端》，周扬表示《我们必须战斗》……

“小人物”点燃了导火索，引爆了一个时代的巨型炸弹。政治之手以雷霆万钧的力量，牢牢地掌控了学术之魂。它不仅揭开了批判俞平伯运动的大幕，而且直接肇始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从此，欢呼着“时间开始了”的知识界开始了“深入灵魂”的检讨和旷日持久的“改造”。

两个“小人物”目瞪口呆。他们已经完全说不上话了。不过，从此之后，他们还是走上了人生的红地毯。

蓝翎想进文学研究机构或文艺单位。邓拓听后说：“到报社文艺组来吧。文学研究所不是打仗的地方。”

李希凡想去文学研究所工作，还正为自己丢了喜欢的专业而苦恼着呢。邓拓向毛泽东讲了他的想法，毛泽东说：“那不是战斗岗位，调到人民日报社！”

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1954年第22期，发表《青年应该自觉成为新生力量的代表者》的社论，号召全国青年向李希凡、蓝翎学习。

李希凡1954年成为第二届全国政协最年轻的委员，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1955年出席第一届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并获奖章。同年6月作为新闻界代表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蓝翎作为全国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也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接见。

他们成了偶像。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公认最有才华的女学生程海果，从两个“小人物”名字中各取一字，以“林希翎”作为自己的笔名。

有人风光，就有人失落。冯雪峰，这位《文艺报》的主编，面对《人民日报》上袁水拍对他“压制小人物”的指控，感觉招架不住，写了一份检讨发表在报纸上。毛泽东看到之后很不满意，认为他的检讨并没有触及“实质问题”，对这份检讨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批评，指出冯雪峰“深陷资产阶级泥潭”，内心深处“反马克思主义”，并自觉地“向马克思主义做坚决斗争”。结果，《文艺报》领导班子被改组，冯雪峰以待罪之身，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等待着俞平伯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批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代表者”的标签已经牢牢地贴在他的身上。他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陷入了这样的泥潭。哪里开会，他就要去哪里，发言，检讨，听取意见。最终，他不得不发表文章，表示坚决要和胡适的“反动思想”决裂才算勉强过关。从此之后，直至1990年10月去世，俞平伯绝口不提《红楼梦》。

此时远在美国的胡适受到的是缺席的批判。一个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等人组成的“批胡”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批胡”的计划出台了。一篇篇“批胡”的文章发表了。最后，作为“批胡”的成果，三联书店出版了八卷本的《胡适思想批判》，洋洋三百万字，令人叹为观止、望而生畏。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几十年之后，在评价这次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运动时，著名学者余英时说，李、蓝的批评“本应该是个颠覆旧典范、创造新典范的学术良机，可是人为的政治干预蛮横地改变了学术演进的自然过程。李希凡、蓝翎所代表的红学研究，虽然可称之革命的红学，却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

命运追踪

2004年5月，蓝翎出版了一本堪为那段历史存照的《龙卷风》。书里写道：“自然界的龙卷风可以归之于天。而人世中的一些现象，就其不可预料性而言，颇似自然界的龙卷风。突然一阵风起，便改变了被卷入者的正常命运。我个人前几十年的命运正是如此。”

一不留神掀起一股“龙卷风”之后，李希凡和蓝翎先后来到“战斗的地方”，成为人民日报社文艺组的同事。不过，他们的友谊在以后的岁月中并没有走得更远。

其他方面的境遇，总有些“此起彼伏”的意思。一开始，李希凡认为，邓拓对蓝翎比对自己好，有些不高兴。后来，蓝翎因写杂文而获罪，成了右派，他们合作的文章署名竟然由“李希凡、蓝翎”变成了“李希凡等同志”、“李希凡同志等”。江青同美国教授维特克的谈话中，矢口否认“小人物”是两个，认定是“onlyone（只有一个）”。这自然让蓝翎心里很不平衡。

李希凡认为，自己之所以总体上比蓝翎风头更健，是因为蓝翎的出身问题——蓝翎曾经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兵，不如自己“根正苗红”。

晚年的李希凡和蓝翎，已经由早年的朋友成为陌路，甚至一度打起了笔墨官司。直到2005年蓝翎病逝，两位老友的恩恩怨怨才画上了句号。

李希凡、蓝翎：他们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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