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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7
曾联松 五星红旗设计者
人物档案
曾联松,原籍浙江瑞安。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后参加抗日救国联合会。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国徽的图案。曾联松设计了五星红旗的图案。
1949年9月25日,五星红旗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0月1日,五星红旗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1950年,曾联松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历史天幕
1949年7月,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从7月14日开始,由郭沫若等人起草,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八天。
启事对国旗图案的要求是:有中国特征;有政权特征;形式为长方形,长宽比例为三比二;风格庄严简洁;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国旗是一个国家及其政权的象征。征求国旗的启事发表后,反响极为热烈。一个月之间,筹委会共收到应征图案三千多幅。
往事回放
曾联松也是众多应征者中的一个。从报纸上看到启事之后,他便投入到设计之中。
他虽然不是专业画家,但爱好美术。当年,在中央大学读书时,他常常去艺术系听课。长年累月,他积累了一定的绘画和书法功底。
盛夏的上海,曾联松挥汗如雨,但他一点也不在乎。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根据启事的要求,他每天都在构思、画图。他的脑海里充斥着国旗的各种构图,画纸上画满了国旗的草图。
曾联松还把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找来,认真学习了好几遍。在他看来,只有掌握了这些理论著作的精髓,才能设计出符合主题的图案。但是设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曾联松的家中已经扔满了各种各样的草稿,他还是不满意。
时间就这样飞快地流逝着。曾联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一天晚上,累了一天的曾联松面对一堆草稿又陷入了沉思。当他把目光转向窗外那群星灿烂的天空时,一个念头忽然闪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人们常常说“盼星星,盼月亮”,现在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人们的希望就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吗?
他决定,国旗上应该有一颗大大的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还应该有几颗小星,象征中国人民。这颗大星应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恰如众星拱北斗。
应该有几颗小星呢?曾联松联想到,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决定,就用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最终走向胜利。
红色是《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中强调的基本色。它代表着解放、光明、热烈。曾联松就把几个五角星设计为黄色。红色象征革命,感情热烈;配以黄色,灿烂辉煌,一片光明。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像红霞一片,金光灿灿,也表达了中国人黄色人种的特征。
总体思路确定后,就该考虑细节了。那么,这组五星图案应放在红旗的什么位置呢?曾联松又思考、试验了很多次。一次,当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五颗金黄色的五角星顿时光彩夺目,使人仿佛看到了星光映照红色大地,灿烂而辉煌。整个图案庄严而显华丽,雍容而具气势,明朗而不萧疏。曾联松终于感觉有了一个最佳的构图方案。同时,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曾联松还多次试验,让设计的图案中,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与大星的中心点连成一线,以强调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国旗上。
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曾联松的设计也颇具特色。他自己曾总结出这样几点:
简与繁——五星的构图做到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如果把许多特征一一罗列,未免流于纤细,或者失之繁复,反而难以显示庄严简洁。
小与大——五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有祖国疆土之意,画面虽有限,但联想的空间是广阔的。所谓“物小蕴大,意趣无穷”。(www.chuimin.cn)
宾与主——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当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宾主关系,而是使画面具有顾盼呼应之情、协调和谐之趣。
静与动——五星的安置,如果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静止呆滞,缺乏生动姿态;置于左上角,则昂然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而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伸展的气势,使视野开阔,“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
长与宽——这是指比例关系。启事中规定,“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按此构图,旗面能适合美感的要求。旗面呈长方形,五星体呈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展,取势协调。椭圆形作为一个整体,还给人团聚完整和饱满的感受。
椭圆形中,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安定庄重,稳如泰山。而四颗小星因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中央,则显得错落多变,生动活泼。大星外接圆半径和小星外接圆半径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大星和小星之间有一定间距,显得虚实结合,山安泉注。
椭圆形结体仅占旗面四分之一左右,这样的比例关系使重点集中、旗面开朗。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相互结合,比例较为协调,构图比较紧凑,在整体中富于变化而又能取得统一。
红与黄——色彩也会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感情的反应。红色为暖色或热色,赤日、红光能表达庄严热烈,如革命的积极斗争行为。此外,红色也会引起希望、活跃和喜爱。黄色也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往往与金色联系起来。我们看到黄色的五星,便有金光闪闪的联想。这就是曾联松当年设计构思的基本情况。
完成设计后,曾联松用红色油光纸为旗帜主体,制成一面五星红旗。旗面左上角贴着一颗黄色大五角星,大星上贴着用红色油光纸制作的镰刀斧头标志。大星右侧贴着四颗黄色小五角星。
1949年8月中旬,曾联松将设计好的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了新政协筹备会。1949年秋季,新政协筹备会筛选了38幅候选图案,编辑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交与会人员评阅。其中有一幅大星嵌镰刀斧头五星红旗,正是曾联松的作品。新政协筹备会特地在北京饭店设立国旗图案临时选阅室,将候选旗帜陈列展览。
曾联松设计的红旗引人注目,首先被田汉、郭沫若等名家看中,被定为唯一中选的国旗,由田汉送呈毛泽东主席审阅。毛泽东同意选为国旗,但建议删去镰刀斧头,成为一幅简洁亮丽的五星红旗;交由政协会议讨论。毛泽东说:五星红旗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1949年9月27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毛主席亲手升起了象征新中国诞生的国旗。这面新制特大国旗,长460厘米,宽338厘米。从此,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蔚蓝色天空上。
1949年9月29日,报纸上登出了新中国国旗图案。曾联松看到那幅熟悉的图案时,一下子呆住了。他赶紧翻来覆去地找,想看看有没有设计者的名字。但是他没有找到。他的心情从激动慢慢转成了疑惑。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失望和希望并存的不眠之夜。但是很快,对开国大典的期待取代了他所有的疑惑。国旗是不是自己设计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曾经为之浴血奋斗的事业终于成功了,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再说,他也无法确定那就是自己的作品。他的设计中,本来嵌着镰刀斧头,但这面国旗上是没有的。
直到1950年国庆节前,曾联松终于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一封信,上面写着: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曾联松心中的心结终于解开了,五星红旗真是他设计的作品。喜悦并没有因时间的冲刷而褪色,他一连激动了好几天。当年的国庆节,曾联松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新中国成立30周年时,他再次应邀去北京参加庆祝活动。
而初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的那一天,距离曾联松投稿的日子已经有13个月了。
命运追踪
曾联松虽然设计了国旗,但依然与以往一样,默默无闻地从事着他的本职工作,从不以国旗设计者自居,人们几乎都忘记了他是国旗的设计者。
1987年,曾联松从上海合作总社所属一家公司的副经理岗位上离休后,常应部队、学校邀请,为广大战士、学生讲述国旗设计思想和经过,深受年轻一代欢迎。
曾联松的家境并不富裕。老伴身体有病,没有退休金。小儿子身体也不好,在家休养。他也安于过清贫的生活。有次一个商人找到他的儿子,想借用曾老名字作招牌开一家商店。他说:不要曾家投资一分钱,赢利分成;或者一次性付高额费用买断也行。这件事被曾家回绝了。这家“曾联松旗帜商店”最终也没有开成。
1999年10月19日,曾联松去世,享年82岁。
2004年9月23日,曾联松骨灰盒迁葬于嘉定长安墓园,墓墙上用大理石镶嵌一面五星红旗,墓前,矗立着曾联松半身铜像雕塑:右手握笔,凝神沉思,似乎永远注视着五星红旗在中华大地上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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