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与帝师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2024-04-23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次年，八思巴返回西藏，设拉让，置本禅（大官），建立管理西藏的行政体制。七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赐玉印。至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之后，帝师成为有明确的僧俗职权、有管辖的机关、有固定的继任办法的重要职位，形成了完善而成熟的帝师制度。

二、八思巴与帝师制度

八思巴（1235～1280）（又译作发思八、八合思巴），本名罗古罗斯坚藏，是元代乌思藏萨斯迦（今西藏萨迦）人，款氏。1251年，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侄子八思巴接掌了叔父传下的衣钵，由此成为萨迦派第五任法王。同年，蒙古统治阶层内部在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之后，蒙哥夺得汗位，从而开始了拖雷系统治蒙古国的历史。蒙哥即位后，很快就将藏区纳入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他派人与八思巴取得联系，在八思巴的帮助下，他在西藏展开“括户”，清查户口，并将蒙古的投下制度也推广到西藏地区，由自己的兄弟诸王分封管理西藏。于是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等均和西藏各教派建立了供施关系，阔端系仍然保留了萨迦作为领地。蒙哥的这一措施，奠定了后来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基础。

忽必烈最早接触的藏传佛教教派是噶举派，因为蒙哥分封时，曾将蔡巴地区作为他的封地，因此他的身边就有了一些蔡巴噶举派的僧人。受噶举派僧人的影响，忽必烈为长子起名“朵儿只”，即“多吉”，藏语“金刚”之意，他是蒙古皇室中第一个以藏语起名的人。这些噶举派的僧人还为朵儿只举办过护佑法会。他为三子起名“忙哥剌”，乃梵语“幸福”之意。儿子名字均与藏传佛教有关。1252～1253年间，忽必烈绕道藏区，进军云南，所以利用这次机会召见了萨迦派的领袖八思巴。

八思巴当时只有19岁，但佛学的造诣已非同一般西藏僧人可比。他和忽必烈的会见，因为忽必烈的长妻察必而有了深入发展。在察必的劝告下，1253年新年之时，忽必烈接受八思巴向他传授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表明二者之间已是师徒关系。当时忽必烈还只是蒙古宗王，他通过宗教仪式成为藏传佛教弟子，这在蒙古宗王中还是第一人。

八思巴和忽必烈之间能够建立师徒关系，并不完全是宗教信仰的需要，其实更多的是出于双方各自的实际利益。八思巴在蒙哥重新分封后，实际上已失去了在西藏各教派中的领导地位，其他各派如止贡、帕竹、蔡巴、伽马、噶举等均与蒙哥兄弟建立了联系，而萨迦派只能依靠势力日益衰落的阔端后王，他必须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忽必烈除了宗教带来的精神支持外，也想通过八思巴等藏传佛教领袖的影响，使蒙古在进攻南宋时能够得到沿途藏族部落提供方便和支持，同时也想通过八思巴将自己的力量深入到萨迦派所在的后藏地区。因此，忽必烈以宗王的身份赐给八思巴一份诏书，这就是藏文史籍中所谓的“扎撒博益玛”（意即“藏文诏书”）。(www.chuimin.cn)

诏书的主要内容是忽必烈宣布他接受了八思巴的灌顶，成为后藏地区僧人们的施主。这之后，八思巴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在凉州与蒙古王室交往多年的经验，以及敏锐的政治远见，知忽必烈“真命有归”，遂决心投靠他，追随其到汉地，从此二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他把藏传佛教转轮王“慈悲护持众生”的思想和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的思想结合起来，将忽必烈的政治愿望以宗教的形式巧妙地表达出来，从而赢得忽必烈的信赖和敬重，也奠定了日后萨迦派在西藏佛教界的领导地位和八思巴在全国佛教界的领袖地位。

其后，他在佛道二教辩论中的突出表现，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中原地区，尤其是在汉传佛教中间的影响。金末元初，由于道教势力的上升，引起了蒙古统治阶层的猜忌。1258年，蒙哥派忽必烈在开平主持释道两教的辩论会，主题是道教经典《老子化胡经》的真伪问题。这次参加辩论的多为当时释道二教的著名人物，如佛教的那摩、道教的樊志应等，八思巴也参与辩论。因为有蒙古统治者的倾向，辩论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道家失败，17名道士被削发入龙光寺为僧，45部道教经典被焚毁，237所道观复为寺院。八思巴在这次辩论中为佛教的胜利发挥了一定作用，尤其是利用这次机会，树立了自己在汉地佛教中的威信，这为后来他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准备了条件。

1259年，蒙哥病死四川征宋前线，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展开了汗位之争。在谋士的策划下，忽必烈于该年十一月即赶回燕京，同月八思巴也抵达燕京。到底八思巴是受忽必烈之招前往，还是自己主动前往燕京，史书无明确记载，但可以想见的是，八思巴抵达燕京一定和忽必烈争夺汗位有关。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时，22岁的八思巴被“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至元元年，元朝设立总制院，以八思巴领院事，统辖释教僧徒及藏区军政事务。所谓“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次年，八思巴返回西藏，设拉让（管理帝师私产的机构），置本禅（大官），建立管理西藏的行政体制。蒙古文的《金轮千辐》也说：“可汗（指忽必烈）首次受佛戒的时候，赠与了大批财物。第二次受戒的时候，赦放狱囚，废止在汉地的苛税。第三次受戒时，以吐蕃三省之地封赐他。于是喇嘛乃成为全吐蕃宗教首长，任命百官，兼理俗世政务。”七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赐玉印。“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正因为有了蒙古最高当局的大力扶持，八思巴才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个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法主。

帝师的称号并非始于元朝，在西夏的时候就有帝师，并且已经制度化。至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之后，帝师成为有明确的僧俗职权、有管辖的机关、有固定的继任办法的重要职位，形成了完善而成熟的帝师制度。作为“帝王之师”，八思巴向皇帝、皇后及太子讲经说法，祈求福寿，并广做佛事、佑国久安。帝师是蒙古统治者精神上的领袖，又是全国佛教僧众的领袖，所以地位极其尊崇。元朝皇帝赐给历任帝师的均是玉印，地位高于诸王。

八思巴与帝师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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