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典赤·赡思丁是别庵伯尔的后裔。陕西四川行省建立后,忽必烈把经营川陕的重担交给心腹赛典赤·赡思丁。由此可见,赛典赤·赡思丁由中书平章政事出任地方一个行中书省的平章政事,是肩负着理财备战的重任的。襄樊之战结束后,赡思丁又被调任云南。赛典赤治理云南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当地人民的心目中也树立了很高的威望。......
2024-04-23
所谓“赛梁秉政”,指的是元世祖至元末期、元成宗大德初期,赛典赤·伯颜和梁暗都剌执掌元朝中央政府大权,故将二人合称为“赛梁”。赛典赤·伯颜(?~1307),原名阿不-别克儿,他是赛典赤·瞻思丁之孙、纳速剌丁的长子。因世祖赐其伯颜平章之号,故名。他在世祖、成宗两朝甚得大汗宠信,被称为“赛典赤”,以致时人也习惯称他为赛典赤。至元二十九年,他“被派去当了刺桐城的长官”。刺桐即泉州,当时刺桐城的长官即福建等处行中书省的长官。旋升为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世祖颇欣赏其理财才能,于次年擢其为中书平章,这是世祖末年起入为中书平章政事中的第一人,并且位为众平章之上。他在世祖朝做了两年宰相(即中书平章政事)。成宗即位后,御史台想乘新朝新政的机会将他参罢,但结果却是“执政如故”,连任成宗朝宰相,前后秉政达11年之久。大德十一年,成宗卒后,伯颜因支持安西王阿难答夺取帝位失败,被杀。
梁暗都剌本是汉人,名叫梁德珪,字伯温,大兴良乡(今属北京)人。他通晓蒙古语、西域法,是赛梁秉政期间中书省的另一名核心人物。他曾“奉国朝旨,学西域法”,“钱谷出入高下,若指诸掌”,看来的确是有理财能力。《元史·梁德珪传》就记载说:“在省日久,凡钱谷出纳之制,铨选进退之宜,诸藩赐予之节,命有骤至,不暇阅简犊,同列莫知措辞,德珪数语即定;间遇疑事,则曰某事当如某律,某年尝有此旨,验之皆然。”梁暗都剌至元二十九年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三十一年,升中书左丞。大德元年,升中书右丞。二年,任平章政事。七年,与伯颜同时遭罢黜。
赛梁得以秉政,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忽必烈先后起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但国家财政状况依然入不敷出。至元二十九年,中书右丞相完泽上奏说:“一岁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万八千三百五锭,今岁已办者才一百八十九万三千九百九十三锭,其中有未至京而在道者,有就给军旅及织造物料馆传俸禄者,自春至今,凡出三百六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三锭,出数已逾入数六十六万二百三十八锭矣。”可见当年财政赤字已达660 238锭,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22%,而仅仅还有两个月的时间,距全年财政收入的总目标还差1 084 312锭,占到36%。国家严峻的财政状况,使得晚年的忽必烈不得不在桑哥被杀后物色新的理财之臣。赛典赤·伯颜和梁暗都剌得以在这种情况下执掌国家大权。
伯颜在成宗朝仍然能够担任要职,与他支持铁穆耳继承汗位有关。世祖至元时期,为了避免他死后因汗位继承发生冲突,确立真金为皇太子,明确了汗位继承人的身份,但遗憾的是真金却于至元二十二年先卒,汗位出现空缺。早在真金死前,由忽必烈正后察必所生的真金的两个弟弟忙哥剌和那木罕,也都因为汗位之争而被忽必烈处死了,因此汗位继承者的天平倾向于真金之子。至元三十年,真金的妻子阔阔真委托伯颜询问忽必烈汗位继承问题,当时伯颜正受到忽必烈的信任,所以在铁穆耳的继位问题上,伯颜在忽必烈面前出了力。波斯史家拉施特所著《史集》对此记载说,伯颜因为在忽必烈晚年谈到皇位继承问题,忽必烈认为他“关心到了我的子女,为的是在我身后他们之间不致发生纷争”。为此,忽必烈“过分高兴”,奖赏了伯颜,并以赛典赤来称呼他。成宗即位后,为了感谢伯颜,还将他的弟弟伯颜察而任命为参议中书省事。当伯颜以兄弟宜嫌避请辞时,成宗说:“兄平章于上,弟参议于下,何所嫌也。”可见成宗对伯颜是非常信任的。
赛梁秉政的核心任务仍然是理财,其主要措施有:(www.chuimin.cn)
第一,向朝廷建言厘正原属编民,清理户籍 以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大德三年,中书省臣建言说:“江南诸寺佃户五十余万,本皆编民,自杨总摄冒入寺籍,宜加厘正。”成宗采纳了中书省的建议。中书省所说的“杨总摄”,即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杨琏真加是西夏人,藏传佛教信徒。他任江南释教总摄、总统达十四五年以上,在元代宗教界是个很有势力的重要角色。他在江南大力提倡藏传佛教,为此堂而皇之地发掘宋代帝王陵寝,“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因为有忽必烈的支持,是为了满足忽必烈厌魅的需要。中书省伯颜等人敢于重新清理江南诸寺佃户,甚至触犯到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不能不说是维护政府利益的重大举措,同时也说明当时藏传佛教寺院侵占国家编户的情况已严重到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的地步。大德六年正月,成宗命札忽而带、阿里等整治江南影占税民地土。同年十一月又下诏“江南寺观凡续置民田及民以施入为名者,并输租充役”。
第二,增加岁课。这是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增加国家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元代也不例外,奥都剌合蛮是如此,阿合马也是如此,伯颜同样采取了这种办法。伯颜此举,使山东等地的岁课有了明显增加。大德三年,山东转运使阿里沙等增课钞41 800锭;七年,安西转运司于常课外增算57 400锭。为此,成宗还分别给予“赐锦衣一袭”的嘉奖。
第三,继续任用阿合马余党中的理财官员阿里。阿里也是色目人,至元十五年忽必烈曾说过:“阿里年少亦精敏,……或可以相位处之。”阿合马被杀后,他以同党被籍没家产。但至元二十四年,又出任中书左丞。二十九年,改中书右丞。成宗继位后,伯颜等谓其“得罪之后,能自警省,乞令执政如故”。成宗遂任其为中书右丞,参与理财。从伯颜推荐他留任中书省来看,说明他也是一位理财能手,而且和伯颜的关系非同一般。
第四,劝阻成宗减少赏赐,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元朝对诸王、妃子、驸马、僧侣及大臣们的大量分例、岁赐、恩赏,无疑是朝廷的一项沉重的负担。不仅世祖朝如此,成宗、武宗、仁宗、泰定、文宗等朝,无不如此,是整个元朝的通病。黑水城出土的元代汉文文献中,就有许多这方面的文书。成宗即位伊始,即大肆赏赐诸王勋戚。面对这种情况,伯颜等中书省臣屡加劝阻,敦劝成宗减少滥赐。《元史·成宗纪》中对此多有记载:至元三十一年六月,中书省臣言:“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二十七万锭。凡请钱粮者,乞量给之。”同年十一月,中书省臣言:“今诸王藩戚费耗繁重,余钞止一百十六万二千余锭。……而来会诸王尚多,恐无以给。乞俟其还部,臣等酌量定拟以闻。”元贞二年二月,中书省臣言:“陛下身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今继请者尚多,臣等乞甄别贫匮及赴边者赐之,其余宜悉止。”大德二年二月,中书右相完泽在给成宗的奏章中也说:“自今敢以节用为请。”尽管伯颜等中书省臣屡屡劝阻,指出中央财政“岁入之数,不支半岁”的困境,甚至担心“理财失宜,钞法亦坏”,但成宗往往只是口头应诺,实际效果却不明显。
大德七年三月,伯颜、梁暗都剌因朱清和张瑄贿赂案而罢官。赛梁秉政期间,伯颜等人采取了较为有效的理财措施,防止了成宗朝财政的完全恶化。《元史》称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这里面应该有伯颜等人的功劳。但伯颜等树党受赇,谪戍远方,道路相庆。世人将他和梁德珪、八都马辛称为“三凶”,可见赛梁秉政,也是弊政重重,“徇情弄法,纲纪渐坏”。大德八年,梁暗都剌死于家中。十一年,伯颜因参与成宗死后的汗位争夺,他支持的安西王阿难答失败后,被诛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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