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史：忙哥剌争夺汗位悲剧

2024-04-22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若此，真金、忙哥剌、那木罕兄弟之间在皇太子人选问题上，难免不会出现矛盾和竞争。因此，在任安西王和秦王期间，忙哥剌利用自己的权势和手中的重兵试图问鼎汗位，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忙哥剌封王期间，有权任命辖区内的地方官员。

四、忙哥剌争夺汗位被杀

既然忙哥剌和忽必烈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那么造成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一藩二印，两府并开”的领兽纽金印的安西王忙哥剌，地位如此尊荣，还会对自己的大汗父亲心怀不满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忽必烈正后所生诸子的封王及立储情况，这是解决忙哥剌和忽必烈之间冲突的关键所在。察必皇后所生四子中，除了早死的朵儿只之外，真金、忙哥剌、那木罕三人中，忙哥剌封王最晚。这其中的玄机，王宗维先生分析得很有道理：

中统二年真金封燕王时，皇太子尚未确立。至元三年封那木罕为北平王，四年封忽哥赤为云南王，六年封奥鲁赤为西平王，而真金之后的忙哥剌迟迟不得受封，而在《世祖本纪》等书中忙哥剌依次排列为第二，并未见有任何受贬之事。其不得受封的原因，正是忽必烈在考虑谁当立为太子，为汗位继承人的问题。直至刘好礼建言“陕西重地，宜封皇子诸王以图之”后，忽必烈仍未授忙哥剌以安西王出镇，而以亲王镇之。所以，对至元五年至九年十月前，忙哥剌以亲王镇京兆，开府期间，仍是皇太子的候选人。直至立真金为太子的大局已定，发布诏书前数月，先宣布封忙哥剌为安西王，使安其心；真金立为太子后，益加封忙哥剌为秦王，先赐螭纽金印，后赐兽纽金印，“一藩二印，两府并开”，这是没有先例的。

按照蒙古汗位继承的习俗，大汗诸嫡子均有资格继承汗位，因此真金、忙哥剌、那木罕均可成为忽必烈的考察对象。据王宗维先生的分析，忽必烈在汗位继承人问题上，是考虑、选择了很长时间。在继承人确立之后，他对原先的候选人之一、三子忙哥剌，给予了“一藩二印，两府并开”的补偿和相应的安抚。若此，真金、忙哥剌、那木罕兄弟之间在皇太子人选问题上，难免不会出现矛盾和竞争。《史集》的一段记载，正反映出了忽必烈诸皇子在汗位继承问题上是存在矛盾和斗争的：

合罕在数年之前，当海都的军队还未［掳］去那木罕之时，曾无意中说出了由他继承大位，这个热望［一直］都存在他心中。但后来，合罕注意到真金很聪明能干时，就很喜欢他。当脱脱蒙哥［已经］把那木罕送回之后，合罕命令立真金为合罕。那木罕难过起来，他说道：“他［真金］继位后，将怎样称呼你呢？”合罕生了气，把他大骂一顿，从自己身边赶开，并说道：“不许再来见我！”他［那木罕］过了几天就死了。［合罕］立了真金为帝。他在位三年，也去世了，其宝座则被封存起来。

从《史集》的记载来看，忽必烈在册立真金为皇太子之前，曾考虑过立那木罕为太子，自然，那木罕的哥哥忙哥剌也在被考虑之列。至元八年，忽必烈告诉云南王忽哥赤王府文学张立道说：“汝等为我家事甚劳苦，今欲事朕乎，事太子乎，事安西王乎？惟汝意所向。”在太子人选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忽必烈的话显然也把忙哥剌包括在太子人选之内。等真金册立之后，那木罕继承汗位的热望被彻底粉碎了，自然而然地生出了怨恨之心，并且向忽必烈流露出来，结果招致忽必烈的训斥。如果《史集》的记载属实，那么那木罕之死，很可能与太子人选之争有关；退一步讲，即使如《元史》所讲那木罕死于大德五年，而忽必烈对那木罕“不许再来见我”的训诫，也明确表达出了他在汗位继承问题上的态度。

既然被封为北平王的那木罕对二哥的太子之位心存觊觎，那么“一藩二印，两府并开”，并且手握重兵的安西王，又怎能对汗位继承无动于心呢？更何况他的两府，安西王府所在地的西安是历朝古都，六盘山又曾是蒙古大汗铁木真和蒙哥的行宫，父皇忽必烈的驻地。安西王府和开城王府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这段特殊的历史机缘，怎能不令忙哥剌对汗位继承产生非分之想呢？在经过长时间的期待之后，父皇并没有立自己为皇储，这又怎能不招致忙哥剌心生不满甚至怨恨呢？因此，在任安西王和秦王期间，忙哥剌利用自己的权势和手中的重兵试图问鼎汗位，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正因如此，忽必烈在册立太子的诏书中特意告诫真金说：“昆弟宗亲，尔其和协。……尚其戒哉，勿替朕命”。(www.chuimin.cn)

《史集》也记载，色目人伯颜（原名阿不别克儿）因为在忽必烈晚年谈到皇位继承问题，忽必烈认为他“关心到了我的子女，为的是在我身后他们之间不致发生纷争！”为此，忽必烈“过分高兴”，奖赏了伯颜，并以“赛典赤”来称呼他。

正因为忙哥剌对汗位心存觊觎，封王期间又位高权重，盛极一时，非其他诸王所能比，所以忙哥剌死后，忽必烈立即削藩，这说明野心膨胀的忙哥剌对皇权构成的威胁着实不小。

至元十七年，南宋灭亡，忙哥剌辖地作为对宋战争的前线以及军事基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宋元战争刚一结束，忽必烈立即罢黜安西王相府，恢复陕西四川、甘肃行省，加强朝廷对陕川、甘肃等地的直接控制。其中立陕西行省于京兆，以前安西王相李德辉为参知政事，兼领钱谷事。同时，将安西王任命地方官员的权力也收归中央。忙哥剌封王期间，有权任命辖区内的地方官员。史载忽必烈“诏许凡官关中者职与不职，听其承制迁黜”，甚至包括当地各种宗教管理官员的任免权。至元十四年，安西王就曾颁发令旨，任命李道谦为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但至元十七年，这份权力已收归中央：“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葆真大师诸路道教提举李道谦可授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兼重阳万寿宫事”。至元二十年，“定拟安西王王相府首领官令史，与台、院吏属一体迁转”，将原王相府的官员转入行省地方官府，裁撤王相府官吏。同时，朝廷又以治书侍御史杜思敬“出为安西路总管，佥陕西行省事”，这表明朝廷已将安西王领地各级官员的任命权收回。

忙哥剌死后，安西王妃迫不及待地命商挺两次向忽必烈请命，拟让阿难答袭封，但均被忽必烈拒绝。至元十七年，阿难答袭封，但权力已远远不如其父忙哥剌。宋元战争结束后，元朝政府即将安西王属下的大批军士转向屯田。西安、延安、庆阳、平凉、风翔等处均是屯田的主要地区。世祖末，忽必烈相继阅实安西三道军户，又设置陕西蒙古军都万户府辖治陕甘蒙古军，原来隶属安西王相府的礼店等处探马赤军及汪氏家族统率的巩昌兵，也都转由行省或宣慰司统辖了。安西王府的军权也逐步收归中央。史料显示，至元二十五年以后，安西王开始向朝廷请求赈济。二十六年，世祖下诏：“罢皇孙按摊不花所设断事官也先，仍收其印”；次年五月，又诏：“罢秦王典藏司，收其印”。表明忽必烈成功废止了“一藩二王”，收缴了秦王印。至成宗初，阿难答领地有“合罕朝臣及必阇赤担任课税长官，他们按照朝廷命令，供应安西王之需”。可见，安西王领地的赋税征收权也逐渐被陕西行省所掌控。由上述可见，世祖末、成宗初，元廷通过一系列措施，将安西王的官员任免权、军权、财权等陆续收归中央，安西王的权力一步步被削弱了。至皇庆元年（1312），改安西为奉元路，连安西的名称也不让存在了。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忙哥剌在任安西王、秦王期间，以京兆、六盘为分地，统领河西、吐蕃、四川等处广阔领地，辖区包括今陕西、甘肃、四川、宁夏、青海、西藏等地，还扩展到内蒙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贵州西部和云南北部。不仅如此，安西王所辖川陕地区正位于元朝攻灭南宋的军事前线，“为天子援枹鼓，进退诸军，于外以捍侮西北”，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而所辖河西地区，又是连接元朝中央政府和吐蕃的枢纽。由此可见，忙哥剌不仅担负着防御察合台、窝阔台西北诸王进攻的军事任务，而且也肩负着接应吐蕃，经营秦蜀，南下攻宋等艰巨任务，因而忽必烈给予“一藩二印，两府并开”的独尊地位，并且使其拥有辖地内的军、政、财权，还可以颁发“教令”，具有圣旨般的权威，地位至尊，俨然国中之国。加之他本人曾是忽必烈长期揣摩的皇储人选，种种缘由助长他了问鼎汗位的野心。忽必烈的两位潜邸旧臣、从二品的安西王相、商挺最终被忽必烈治罪，赵炳最终被王妃鸩杀，均与忙哥剌觊觎汗位有关。忙哥剌建造的安西王府和开城王府，俨然就是元朝的大都和上都，其建造规格及宫室名称，均体现出了这位藩王的不臣之心。因此，郑思肖《大义略叙》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忙哥剌之死，一定和汗位之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就是郑思肖所说的“尝谋篡父位，事泄为父杀”。

金元史：忙哥剌争夺汗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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