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此,真金、忙哥剌、那木罕兄弟之间在皇太子人选问题上,难免不会出现矛盾和竞争。因此,在任安西王和秦王期间,忙哥剌利用自己的权势和手中的重兵试图问鼎汗位,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忙哥剌封王期间,有权任命辖区内的地方官员。......
2024-04-22
一、忙哥剌的不臣之心
忙哥剌的生年不详,卒年是至元十五年(1278),死时具体多大年纪,尚不得而知。但商挺至元十年出任安西王相时,忽必烈曾对他说过:“王年少,河迤西尽以委卿”,说明当时忙哥剌年龄大约二十来岁。那么忙哥剌死时当不会超过30岁。忙哥剌之死,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其死因,只说“王薨”,“卒”。王宗维先生认为忙哥剌是“病死”,但并未指出史料来源。查史书未见忙哥剌死前有生病、治病的相关记载,所以“病死”之说似嫌证据不足。那么,忙哥剌到底因何而死?让我们先看看《心史》中的相关记载。
第八讲安西王忙哥剌死因之谜郑思肖在《大义略叙》中有如下一段话,这是目前所见关于忙哥剌死因非常明确的唯一记载:
忽必烈有三子,长曰真金,次曰户合真,又次曰谷泸。僭封户合真为安西王,据镇长安。尝谋篡父位,事泄为父杀。
郑思肖所说被封为安西王出镇长安的忽必烈三子之一户合真,当即忙哥剌无疑,则忙哥剌是因为密谋篡夺汗位,事情败露后被忽必烈杀死的。郑思肖的说法是否可信,又牵扯到其所著《心史》的真伪问题。郑思肖《心史》究竟是不是元代史籍,还是明末清初的南方遗民为寄托民族大义而假借郑思肖之名杜撰出来的伪书,学界尚存在争议。但一些著名史家如杨讷、陈高华等均认为《心史》并非伪书。杨讷认为《心史》“全书深寄亡国之痛,仍用南宋纪年,对宋亡经过及元统一江南后之时事言之甚详,可与正史参照,非晚明人所能伪造。然书中述及丞相安东(即安童)由北边归来事(事在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则又非壬午、癸未间所能预知”,因此并非伪书。陈高华说:“过去很有些人怀疑这是一本明人托名的伪书,但从叙述的一些事实和反映的思想情绪来看,我们认为确是郑思肖的作品。”《郑思肖集》的点校者陈福康也认为《心史》绝非伪托之书。最近,青年学者钟焓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心史·大义略叙〉成书时代新考》一文,也认为“《大义略叙》可以确定为一篇史料价值很高的元代文献”。我们认为,《心史》的真伪,在没有形成定论之前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书中所载元代历史的一些细节,与历史事实是相符的,并非杜撰,其记载是可信的,至少关于这些细节的记载,可以作为珍贵的元代史料来使用。
郑思肖与忙哥剌是同时代人,《大义略叙》写于至元十九年,修改于至元二十年,距离忙哥剌卒年只有四五年的时间。对地位仅次于太子真金的安西王忙哥剌的死因,郑思肖是关心的,也是有所了解的;此外,他撰写《大义略叙》,是因为“叛臣在彼,教忽必烈僭俾南儒修纂《大宋全史》,且令州县采访近年事迹,又僭作《鞑史》,逆心私意,颠倒是非,痛屈痛屈,冤何由伸”!因此要还原历史的真相。与蒙古统治者有关大汗的家事或密闻“非可令外传”的习俗这正是元朝史书中看不到忙哥剌死因相关记载的重要原因。相比,作为南宋遗民而又具有强烈爱国情结的郑思肖,因为出于对蒙古统治者强烈不满的心理,有意将忽必烈家族的“丑事”如实记载了下来。那么,郑思肖的记载是否真实可靠?史料中还能否找出一些相关的佐证呢?结合史料中的相关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忙哥剌在任安西王期间的确对汗位心存觊觎,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封王后的忙哥剌为其建造的王府宫室,尽管有忽必烈的心腹、京兆路总管兼府尹赵炳“裁制”,但即便如此,王府宫室的建造规格以及名称,仍然体现出这位藩王的不臣之心。(www.chuimin.cn)
早在至元五年,刘好礼即向忽必烈建议,认为陕西重地宜封皇子诸王以镇之,并且宜“创筑都城”。至元十年,忙哥剌开始营建王宫。史载宫室“营于素浐之西。毳殿中峙,卫士环列,车间容车,帐间容帐,包原络野,周四十里。中为牙门,讥其出入。故老望之,眙目怵心,赍咨啧啧,以为有国而来名王雄藩,无有若是吾君之子威仪盛者”;“土木之工,雕楹绘墉;朱尘绮疏,匹帝之宫”。“匹帝之宫”说明安西王宫殿可以和元大都的宫殿相媲美。这并非溢美之词,让我们将二者进行一番对比。
元大都宫阙正殿大明殿的建造时间,史书记载不一。《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年十月:“初建正殿、寝殿、香阁、周庑两翼室。”“十一年春正月己卯朔,宫阙告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诸王百官朝贺。”据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元大都的宫阙是至元十年开始建筑,至次年告成。但《南村辍耕录》中却明确记载:“正衙曰大明殿,曰延春阁。……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时动土,明年三月十五日即工”。相对明朝史臣编纂的《元史》来说,《南村辍耕录》的作者陶宗仪是元人,并且关于元大都宫阙的记载非常详细,数据也很精确,记载大明殿建造的时间也精确到了动工之日的具体时辰,因此陶宗仪的记载应该不会有误。那么,大明殿应该是至元八年八月至次年三月建成的,这与姚燧“匹帝之宫”的说法在时间上正相吻合。
大明殿有正殿11间,“东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殿后廊柱7间,“深二百四十尺,广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其后有寝室5间,东西夹室6间,后连香阁3间,“东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据此,大明殿的殿基约为200尺×410尺,长宽比例约为2∶1。元代的尺度大抵承宋代三司布帛尺之旧,约合今31厘米,若按元代1尺约合今0 31米计算,则大明殿殿基的长、宽应为127米、62米(实际数字应稍大些)。殿基的高度为十尺,约合3米。这是大明殿殿基的长度、宽度和高度。据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发掘,安西王府遗址正中宫殿殿基的长、宽、高度,约为185米、90米、5米(或更厚,其中2米已深入地表下)。长与宽的比例也约为2∶1,与大明殿比例相同。与一年之前即已建成的元大都宫阙正殿大明殿相比,安西王宫正殿殿基,无论长度、宽度还是高度,均超出大明殿的殿基。一位藩王的王宫正殿殿基,超出了皇宫正殿殿基,按照封建礼制,这无疑是明目张胆的僭越,这不正体现出忙哥剌的不臣之心吗?
不仅殿基超过了皇宫,就连宫殿的名称,忙哥剌也以大汗自居,俨然视自己为封国的皇帝。斡耳朵乃古突厥语(ordu),后移植到蒙古语(始读作ordu,继读作ordo)和波斯语中,是“营帐或宫殿”之意,是蒙元大汗才可以拥有的,而安西王的京兆和开城王府,竟然也被称为斡耳朵。嘉庆《咸宁县志》载:“旧志云,元世祖封其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开府京兆,今名其城为阿尔垛,即今斡耳垛社,故址犹存。”《清一统志·西安府》亦云“俗名其地为斡耳垛”。解放前伪西京筹备委员会陈子怡曾对安西王府进行过考查,并撰有《西京斡耳朵考》一文,称安西王府遗址,“俗名达王府”;“元代安西王之斡耳朵,大约东西南北当以五六里(华里)为度”,“中间是王宫”。直到今天,当地居民仍称王府遗址为“达王殿”,又名“斡耳朵”。作为藩王忙哥剌,忽必烈的诏书中明确称其王府为“宫邸”,安西王府还要取名为“斡耳垛”,这分明是越制了。不仅如此,安西王府城角的构造也破费心机,“城的四角均向外突出,突出部分的平面近半圆形,直径在29~30米左右”。据辛玉璞研究,这种半圆形的城角,属于现代军事学的“环形防御”原理,从设计的主观动机和军事攻守的实际效用来看,也体现出了忙哥剌的“不轨之心”。
此外,安西王宫之华丽,按照马可波罗的描述,也不亚于元大都的皇宫宫殿,甚至是“比这再好的是没有了”。考古发掘的建筑材料残片,有灰色和黄釉板瓦片、黄釉琉璃瓦片、黄釉龙纹滴水瓦片、黄釉龙纹圆瓦当、三角形龙纹和花叶纹滴水瓦等,还有线雕的石刻残片,门道中有石础和铺石。王宫大殿的台基是以土和瓦砾相间夯筑的,夯土每层厚0.08~0.1米左右,然后再铺一层瓦砾,厚0.02~0.03米许,铺得很平整(经过夯打),整个台基就这样一层夯土一层瓦砾夯筑起来。用这种方法夯筑的城墙,从坚固程度和防潮作用来看,都较唐代(大明宫)殿基的筑法进步了许多。难怪马可·波罗来华游经京兆府时,对安西王宫大加称赞。他说:“城外有忙哥剌王的宫。宫很华丽。我就要告诉你们了。宫在一个大平原上。到处有川河、湖沼、源泉。宫的前面有一很厚很高的墙,周围有五迈耳(miles),建筑极佳,并设的铳眼。墙里有许多野兽飞禽。墙围之中央即王宫。宫很大并很华丽。比这再好的是没有了。宫里有许多伟壮的殿,同美丽的房屋。到处皆油漆绘画,用金叶、蔚蓝和无数的大理石来装饰。”从王宫遗址残存的建筑材料的残片和台基的夯筑方法,以及马可·波罗在看到过大明殿之后,对安西王宫殿发出“比这再好的是没有了”的感叹,不难想象安西王宫是何等的雄伟壮观与华丽坚固。
开城王宫的壮丽程度,从考古发掘的建筑材料中也能体现出来。1985至1992年,开城文物工作站对开城安西王府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遗址台地田埂边堆积有琉璃砖、瓦、瓦当、滴水、脊饰,板状忍冬纹、草叶纹墙面装饰材料残块。其中出土的琉璃瓦、瓦当、滴水,分瓷胎和陶胎。陶胎主体以高浮雕龙纹,上舌上卷,三足三爪。有描金,鎏银,反映出安西王开成府宫殿建筑级别高,规模宏大,金碧辉煌的气势。京兆和开城,一个是冬驻地,一个是夏驻地,在忙哥剌看来,就是要将其建造成封地内的大都和上都,这不正是忙哥剌不臣之心的体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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