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治理汉地，取得明显成效

2024-04-22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他上任后，命忽必烈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以汉法治理汉地，于河北邢州、河南、京兆三地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忽必烈秉承蒙哥之旨，派脱兀脱、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前往治理。1253年，忽必烈取得关中为分地后，于此展开治理整顿。其目的就是要打击忽必烈在两地的势力，夺回陕西、河南等地的财政大权。

二、忽必烈治理汉地

1251年，蒙哥即大汗位，是为元宪宗。他上任后，命忽必烈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为此非常高兴，特意大宴群下。宴会中，其他人都开怀畅饮，独姚枢闷闷不乐。忽必烈问他：“倾者诸臣皆贺，汝独默然，何耶？”姚枢的回答道出了他的担心：“现在国家境地之广，人口之众，财富之殷，有超过中原汉地的吗？如果殿下尽有汉地军民之大权，那大汗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将来定会有人离间，那么大汗也会后悔，定要收回权力。不如只掌握兵权，平常所需费用则让有司供应，这样的话会势顺理安。”忽必烈听后恍然大悟，于是请命于蒙哥，只理军政。

当时，牙剌瓦赤虽为燕京行尚书省断事官，但不久就不复用，“汉地不治”的情况十分严重。总领华北、中原财赋的不只儿，横征暴敛，嗜杀成性，一天之内，竟然滥杀28人。有一个犯了盗马罪的人，已经被杖责后释放，正在这时，有人进献环刀，不只儿遂派人追回这个盗马犯，手斩以试刀。刑罚竟混乱到这种地步。后来蒙哥又把关中和河南怀孟地区赐给忽必烈作为封地。忽必烈以汉法治理汉地，于河北邢州、河南、京兆三地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邢州地处交通要道，本是答剌罕（蒙古语“自由自在之王”的意思）昔里吉后裔的封地。但是战乱对当地的破坏较大，而地方官员“肆为峻剥，始于贫民下户，次则中人富家，末则权家势要，剥肤椎髓，惟恐不竭”，因此人民大批逃亡，人口由原来的一万多户下降到1251年间约五百到七百户。忽必烈秉承蒙哥之旨，派脱兀脱、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前往治理。刘肃到郡之后，对不法官吏，“诛尤为民害者一人，其余或黜或降”，然后“兴铁冶以足公用，造楮币以通民货。车编甲乙，受领而传；马给圉户，恒奉而驿；官舍既修，宾馆得所。川梁仓庾，簿书期会，群吏莅守惟谨”。刘肃改变了以往蒙古统治者只知征求需索而不知安抚的做法，致力于各项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工作的建设，兴办冶铁，发行纸币，整顿驿传，修造官署民舍，很快改变了当地生产和生活状况。荒田得到了开垦，流亡外地的百姓纷纷返回家园，户口也因此增加了10倍。邢州的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忽必烈由此更加坚定了任用儒生、采用汉法的信心和决心。

河南因与宋朝接壤，当时还处于战乱状态。而金亡后，当地官僚、军阀贪鄙残暴，“民无依恃，差役急迫，流离者多，军无纪律，暴掠平民，莫敢谁何”，情形更为混乱。忽必烈“知汉地不治，河南、陕西尤甚”，1252年，他请求蒙哥“分河外所属而试治之”。在姚枢的策划下，忽必烈奏准在汴梁设立屯田经略司，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使之不受牙剌瓦赤等人的牵制。于唐、邓等州置屯田，“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因为邓州是河南西南方的军事重镇，故于此设屯田万户，增添兵力，修缮城池加强防守。东则连陈州、亳州、清口、桃源，列障戍守。同时“选贤才居幕府，以清其源，置提领布郡县，以察奸弊，均赋税以苏疲困，更钞法以通有无，设行仓以给军饷，人始免攘夺矣。……诛奸恶以肃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实边鄙。利则兴之，害则去之”。这一系列措施推行了两三年之后，“河南大治”，不仅惩治了豪强酷吏，屯田取得了成效，仓有储粮，改善了军粮的供应情况，而且军事防御也取得了成功，“宋为堕其北门矣”。混乱的河南在忽必烈和他的潜邸旧臣的治理下，情况有明显好转，不仅恢复了秩序和繁荣，而且完成了军事准备，成为日后蒙古军进攻襄樊的根据地。

陕西是南下四川的门户，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金元易代之际，这里屡遭兵祸，关中“城郭萧条，不见人迹”，“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皆惊忧无聊”。为避战乱，居民大都逃到山谷之中，“相与捋草实、啖野果，以延旦夕之命”。1253年，忽必烈取得关中为分地后，于此展开治理整顿。当时诸将皆筑第京兆，豪侈相尚，忽必烈把他们分遣到兴元等州去戍守。又于京兆设置从宜府，屯田于凤翔，恢复生产。同年夏天，忽必烈命姚枢设立京兆宣抚司，以孛兰、杨惟中为使，治理陕西。(www.chuimin.cn)

杨惟中到任后，首先展开除暴安良工作，杀横暴跋扈、夺他人妻的郭千户，关中为之肃然。杨惟中说：“吾非好杀，国家纲纪不立，致此辈贼虐良民，无所控告。不去不仁，何以为仁政乎？”在此基础上，商挺辅助杨惟中“明尊卑，出淹滞，定规程，主簿责，印楮币，颁俸禄。务农薄税，通其有无”。经过杨惟中整顿吏治、奖励农桑、减轻赋税等举措，京兆治理初见成效。次年，杨惟中调离陕西，畏兀儿人廉希宪继任。廉希宪进一步讲求民瘼，废除羊羔利，抑止高利贷剥削，解放隶奴籍儒生，向忽必烈推荐大儒许衡出任京兆提学，兴办学校，“民大化之”。同时和劝农使姚枢一起大力推广农业。姚枢躬自遍历京兆所属8州12县，宣谕忽必烈重视农桑的政策，督察和指导当地农业生产。数年之间，经过杨惟中、廉希宪等人的积极治理，关陇地区焕然一新。

忽必烈用汉法治理三地，成效明显，声名大著。姚枢在后来追述这段经历时说：“陛下（忽必烈）天资仁圣，自昔在潜，听圣典，访老成，日讲治道。如邢州、河南、陕西皆不治之甚者，为置安抚、经略、宣抚三司，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己，如赤子之求母。”正是因为忽必烈用儒士，行“汉法”，用“中国之道”，把漠南汉地治理得井井有条，粮食增收，财赋增加，这才引起了蒙哥的猜疑。加上当时忽必烈手握重兵，并且“中土诸侯民庶翕然归心”，于是一些守旧势力开始挑拨离间，认为忽必烈王府诸臣“多擅权为奸利事”，蒙哥于是采取措施，着手削弱忽必烈的权力。

首先，为防患于未然，蒙哥于1257年忽必烈南征大理胜利归来不久，即解除其兵权。其次，派亲信大臣阿蓝答儿、刘太平、脱因、囊家台等到陕西、河南等地钩考钱谷（即清理财务），这就是有名的“阿蓝答儿钩考”事件。同时任命阿蓝答儿为陕西行省丞相、刘太平为参知政事，控制陕西行政大权。阿蓝答儿、刘太平在陕西、河南严刑逼供，大开告讦，罗织罪名，锻炼成狱，被酷刑致死的官员达20余人，引起两地震恐。其目的就是要打击忽必烈在两地的势力，夺回陕西、河南等地的财政大权。

在被解除了军、政、财权之后，忽必烈既气愤，又委屈，但他忍辱负重，听从谋士姚枢的建议：“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难与较，远将受祸”，把王妃送回和林，作久居状，实际上是作为人质，以释宪宗之疑，同时自己亲往河西晋见蒙哥。这场斗争，以忽必烈的妥协退让而暂时结束，设在三地的安抚、经略、宣抚三司所属机构被撤销，忽必烈在各地的藩府人员也被撤出，忽必烈暂时失败了。但忽必烈对邢州、河南、京兆三地治理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却加强了他对儒士的信任，积累了用汉法治理汉地的经验，也坚定了他日后推行“汉化”的决心。这场斗争，也使忽必烈王府人员（实际上是忽必烈封地内的各级官吏）更加坚定地站到忽必烈一边，对忽必烈后来夺取汗位，推行“汉法”，乃至使元朝进入鼎盛时期均奠定了相应的基础。

忽必烈治理汉地，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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