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史十二讲：忽必烈的潜邸旧臣与禅宗大师

2024-04-22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这些人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禅宗大师海云、子聪、赵璧，以及通过他们推荐被忽必烈招延的王鹗、张德辉、张文谦、窦默、姚枢、魏璠、许国桢等。海云受召前往拜见忽必烈时，带去另一位年轻和尚子聪，子聪就是忽必烈时期大名鼎鼎的潜邸谋臣刘秉忠。元代前期著名政治家，忽必烈潜邸的重要谋士。

一、忽必烈的潜邸旧臣

忽必烈早在青年时代，就对中原汉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延访儒士，倾心儒术，“思大有为于天下”。他对汉文化的接触，是通过一些汉人或汉化的契丹人，包括僧侣、道士、医生及其身边从事翻译工作的通译等来完成的。这些人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禅宗大师海云、子聪、赵璧，以及通过他们推荐被忽必烈招延的王鹗、张德辉、张文谦、窦默、姚枢、魏璠、许国桢等。

海云是山西岚谷宁远人，俗名宋印简，金朝赐号通元广慧大师。蒙古军破宁远，海云被俘，忽必烈对他礼遇有加。他在回答忽必烈“佛法大要”的问题时，谈论的实际上是儒家的等级观念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忽必烈对此大加赞赏。海云受召前往拜见忽必烈时，带去另一位年轻和尚子聪，子聪就是忽必烈时期大名鼎鼎的潜邸谋臣刘秉忠。王鹗是山东东明人，金朝的状元，忽必烈曾请他给自己讲解《孝经》、《尚书》、《周易》等经典及儒家治国方略，并令近侍阔阔、廉希宪、柴祯等人向他学习。张德辉则以金亡为鉴，告诫忽必烈要重视儒士，同时要重视农业生产。张文谦受刘秉忠的推荐，晋见忽必烈，对治理当时中原政务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窦默以医术和理学出名，为忽必烈宣传三纲五常、正心诚意之道，忽必烈延请他为真金的老师。姚枢是当时北方的理学大家，他向忽必烈陈二帝三王之道，提出匡救时弊的30条举措和治国平天下的八项主张，深得忽必烈的赏识。

第七讲忽必烈与“汉法”的推行据台湾著名史学家萧启庆的统计，从1244年忽必烈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开始，到1260年登上汗位止，十多年间忽必烈延揽的各类人才约有60余人，其中主要的才俊之士集结于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忽必烈受蒙哥之令治理漠南汉地，开府于金莲川（大约在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之地）。其后以金莲川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能够代表当时北中国汉文化成就最高水平的人才中心。萧启庆根据金莲川幕府人才的学术、言论，进用途径和相互关系，将其划分为邢台集团、正统儒学集团、以汉地世侯为中心的金源遗士集团、西域人集团和蒙古人集团五大部分。其中西域人和蒙古人中也有汉化程度很高的，如畏兀儿人廉希宪，儒学造诣很深，忽必烈目之为“廉孟子”，他本人也以“受孔子戒”自诩。蒙古人如乃燕，以明习典故获得忽必烈的激赏，被称为“薛禅”；蔑里吉人阔阔，曾拜王鹗为师，学习儒家经典，对汉文化深为倾慕。

李治安根据他们的学术主张、技能职业等把他们划分为邢州术数家群、理学家群、金源文学群、经邦理财群、宗教僧侣群及王府宿卫群等若干群体。

邢台集团主要由河北邢台人组成，以刘秉忠为核心，其成员有张文谦、李德辉、刘肃、李简、张耕、马亨、王恂、刘秉恕等。他们多不是正统儒家，有的以术数进身，有的以吏事被召，为学多驳杂。

刘秉忠（1216～1274），原名侃，字仲晦，号藏春，邢州（治今河北邢台）人。僧名子聪，还俗时改为刘秉忠。卒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元代前期著名政治家，忽必烈潜邸的重要谋士。他“读《书》明《易》，讲明圣人之学”，俨然一个儒士。但他又曾剃度出家，做了和尚，还和全真道道士有来往。同时精通天文历法，通晓音律，精算数，洞究术数，诗、乐、书、画俱善，实在是一位“学际天人，道冠儒释”的全才。1242年，他受到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的赏识，推荐给忽必烈。27岁的他善于出谋划策，深受忽必烈赏识。1250年，他向忽必烈上万言策，提出“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政治主张，对于忽必烈采用“汉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而他以精于阴阳术数及与忽必烈有所谓“唯朕知之，他人不得与闻”的约定，更使他们的交往充满了神秘色彩。刘秉忠不但是忽必烈的谋士，而且还肩负着征聘人才和了解中原政治情况的使命，张文谦、窦默、李德辉等才俊之士就是经他推荐被忽必烈征聘到王府的。他针对中原政治的许多弊端，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

第一，由于徭役沉重，加上军民调发的烦扰，出现民户逃亡现象，因此“宜比旧减半，或三分去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以恢复生产。第二，推行官吏等级制度，制定相应的爵禄仪仗和处罚条例，以改变“官无定次，清洁者无以迁，污滥者无以降”的混乱局面。第三，百姓赋敛繁重，民不聊生，亦应减轻课税。第四，针对私置牢狱、刑及无辜的刑罚弊端，应“明施教令”。第五，当时高利贷问题很严重，应依照皇帝圣旨，一本一利，如数归还官府。对赔偿无名，虚契所负，以及还过原本的高利贷，一并赦免。此外，还提出百姓应就近缴粮；关西、河南宜设官抚治，招民垦辟；设学校、养贤士、开言路、劝农桑、立朝省等多项建议。他的建议在忽必烈治理漠南汉地时，基本上得到了采纳，而漠南汉地治理取得成功，又成为忽必烈实行汉法的第一个成功试点。

1252年，忽必烈奉命征大理，秉忠从征，为其出谋划策，并敦劝忽必烈戒杀戮，减少了对云南的战争破坏。大理班师北还后，忽必烈驻金莲川，命刘秉忠选择地点兴建城郭宫室，于是他占卜得吉，经三年营建而成，这就是著名的开平城，忽必烈的“龙飞之地”。忽必烈即位后，任命刘秉忠为中书平章政事，辅佐他处理政务。元人张昱描写二人关系的诗曰：“学贯天人刘太保，卜年卜世际昌期。帝王真命自神武，雨水君臣今见之。”(www.chuimin.cn)

正统儒学集团，主要成员有姚枢、赵复、窦默、许衡、杨惟中等人，他们都是学崇程朱的儒者，在潜邸幕府中居于师友的地位。姚枢“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许衡“不如此则道不行”，杨惟中“慨然欲以道济天下”，表明这些儒者试图把儒家哲学，所谓内圣外王之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传播进蒙古汗廷，从而使蒙古统治者能够了解中国的治国方略。他们中间以姚枢和许衡最具代表性。

姚枢（1201～1278），字公茂，号雪斋、敬斋。祖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后迁居洛阳（今属河南）。太宗窝阔台时，蒙古军攻宋，他奉命与杨惟中随军延揽儒、道、释、医、卜之士，得遇名儒赵复，获程朱著作，遂潜心研习程朱理学，成为北方理学的巨擘。许州名士宋九嘉称赞他有“佐王之略”。1250年，姚枢受召至漠北访问治道，他即上书千言，陈述儒家传统的帝王之学和治国之道，劝说忽必烈采用汉法治理汉地，深受器重。他“首以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序，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畏天、爱民、好善、远佞”，提出了八项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又列举立省部、辟才行、举逸遗、慎铨选、汰职员等救时之弊30条。每条之下又各具施张的细则。“本末兼该，细大不遗”。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姚枢对忽必烈提出了作为中原皇帝应具有的修养和治理汉地必要的方法，也成为后来忽必烈治理汉地的蓝图。这个时期，姚枢日渐受到忽必烈的信任，并肩负教授诸王子经书的重任，成为潜邸幕府中的重要谋士之一，“动必见询”。他后从忽必烈攻大理、鄂州，咨谋军中，屡谏屠戮。忽必烈受命总制漠南汉地军事，姚枢建议在与南宋接壤地区屯兵，积谷守边，徐图灭宋，均被采纳。忽必烈曾感慨说：“此辈贤士，安得请于上帝，减去数年，留朕左右，同治天下？”忽必烈即位后，姚枢以藩府旧臣预议朝政，参定一代制度，任东平宣抚使、大司农、中书左丞，出为河南行省佥事，入拜昭文馆大学士，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

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祖籍为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出生于河南新郑。元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世称“鲁斋先生”。早年与姚枢、窦默等在苏门研习尚未行于北方的程朱理学，并教授门徒。1254年，忽必烈设立京兆宣抚司，劝农兴教，许衡被招为京兆教授。他应聘赴职，来求学的人很多，其所著《小学大义》就是此时教授学徒的讲义。次年，他推脱京兆提学一职，返回家乡。世祖时，历任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中书左丞、领太使院等职。晚年与郭守敬、王恂等人一起编纂《授时历》，这是我国历法史上第四次大改革的产物，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许衡一生主要致力于教育，门徒甚众，对元初蒙古、色目生员的培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改变蒙古、色目贵族嗜杀、好利、纲常观念淡漠等传统，更改国子学中蒙古、色目贵族子弟的风俗，起到“汉化”他们的作用，许衡在教授他们时采用了伴读制。他认为如果将蒙古、色目生员置于儒家文化的大环境中涵养数年，“将来必能为国家用”。于是他召集散处各地的他的门生王梓、韩思永、苏郁、耶律有尚、孙安、高凝、姚燧、姚燉、刘季伟、吕端善、刘安中、白栋等人，“皆驿致馆下为伴读”，目的是“欲其夹辅匡弼，熏陶浸润，而自得之也”。这些伴读中，姚燧、耶律有尚等人，日后都成为元代大名鼎鼎的文豪。许衡采用的伴读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经过几年的涵养熏陶，这些蒙古、色目生员均能“周旋中礼，讲贯适用”。为了让国子学中的蒙古、色目生员能够在未来的政治中实践汉法，许衡在教学的过程中十分强调躬行实践、学以致用，即主张贯穿实学思想，提倡为学务实致用，强调博古通今，当用于世，并一反传统的为仕而学，以做官为目的。教育学生“不尚文辞，务敦实行”。

忽必烈深知汉地豪门世侯是安定中原的柱石，因此对这些人屡加征聘，如史天泽、董俊、张柔、严忠济等，后来都归附忽必烈。对这些世侯幕府中的足智多谋的文士，忽必烈也是尽力笼络，如张德辉、杨果、郝经、王鹗、杨奂、宋子贞、商挺、李昶、徐世隆、贾居贞、刘肃等，均被忽必烈所用。在这个以汉地世侯为中心的金源遗士集团中，郝经最为有名。

郝经（1223～1275），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川）人。祖上八世业儒，祖父郝天挺就以教学有方闻名，金朝大文豪元好问就出自他的门下。郝经为学强调实用，“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利益拘”，“不作章句儒”，“务为有用之学”，以“道济天下为己任”。忽必烈开邸金莲川，召见郝经，郝经没有前往，而是草拟《河东罪言》让使者带给忽必烈。在《河东罪言》中，他提出了“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的改革策略，引起忽必烈的关注。忽必烈再度召见，郝经以知遇之恩前往金莲川入对。忽必烈问以经国安民之道，郝经“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力劝忽必烈从长治久安着眼，“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正纪纲，立法度”，“藻饰王化”，“文致太平”，“建立万世规模”。针对当时蠹民害政之弊端，他又向忽必烈上策11条，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尽管当时忽必烈未能即行采纳他的建策，但等到忽必烈登上汗位后，他的很多主张都得到了施行。他为辅佐忽必烈的帝业，殚思竭虑，竭尽全力。忽必烈即大汗位后，命郝经以翰林侍读学士充大蒙古国国信使，出使南宋，结果被南宋拘留达16年，返回后病卒，谥文忠。他所向忽必烈积极倡导的汉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礼乐之治”，二是讲求“治道”，认为“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对忽必烈推行“汉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上述潜邸旧臣，为忽必烈组建了一个人才济济的金莲川幕府集团。金莲川幕府的出现，是忽必烈主动吸收汉法的结果，显示了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革新派和汉人儒士之间的政治结合已初步完成，也密切了忽必烈和汉地世侯的联系。它为下一步元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为新王朝准备好了各级必需的干部。中统至元间，金莲川幕府集团成员“布列台阁，分任岳牧”，成为忽必烈政权的主要班底。

金元史十二讲：忽必烈的潜邸旧臣与禅宗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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