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透视为其本身,因两个平面交线为一直线,故平面的迹线必为一条直线。平面的灭线也是平面上各直线的灭点的集合。......
2023-06-22
性别和权力的空间结构
从最早的时期起,中国政治权力都被描述成一种内部权力对外部权力的支配。庙坛、宫殿以及中国早期以来的房屋建筑都在外面修了围墙,在进了大门之后所见的第一处建筑通常是人们从事活动的公共场所。“主人”及家庭成员,或者统治者及其家眷,在这里接见、招待外来者。当一位来访者越往后面走,就越会发现建筑变得“内在”和私密,而且禁止靠近。在一所民居,这些建筑通常会是房屋中男主人和女主人的私密居室。在一处宫殿中,这些建筑通常是皇帝的居住中心,在汉王朝,它就变成了“内廷”的中心区。
目前所知最早的这类建筑模式是陕西省岐山县凤雏乡西周宫殿宗庙遗址群。在朝南的墙上设有大门,通向前庭院。前庭院的北边是前厅。在这个厅后面,是两个由一条过廊分开的稍小一点儿的院落,这条过廊直通往后厅,宫殿就位于这里。沿东墙和西墙两厢一字排列的是边室“寝”。这样,就有一条自南而北的中轴线,穿过大门,纵跨前院,到达门厅,然后穿过两个小院落之间的过廊,最后到达后殿。这个后殿把内部的宗教礼仪转移到了建筑最后位置的宗庙主体——“堂”。
宗庙最前的位置摆放的是最近去世的祖先牌位,最后面的位置摆放的则是纪念完成开创事业的祖先神坛。于是,这种由外向里的方向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时间的回溯序列,从当代人及其祖辈,一直到本朝发祥的始祖。由于周王的权威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他们能够获得那些潜在的先祖神灵所具有的精神力量,所以,这种朝祖先接近的排列同时就是向王朝权力的起源和中心前进的过程。
周代早期的神庙建筑原则为后代中国的宫殿和居住建筑提供了模板,至少在精英阶层是这样的。《礼记》《左传》,以及其他战国时期的著作所描述的建筑群,也是这样沿着一条类似的水平中轴线而设计,这条中轴线自外门直达内室,穿过了式样各异的建筑和广场院落。虽然汉代建筑没能保留下来,但是我们仍然能看到从汉墓出土的私人住宅建筑模型,在好几个墓壁上还能看到有些画像,画有围墙围起来的居住群,里面有不同的庭院和建筑。
这种建筑的意义也在《论语》里的一个故事反映出来。孔子在家中遇到他的儿子:(www.chuimin.cn)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孔子是一个理想化的父亲形象,他站在庭中,俯视着庭院,如同一个法庭中的裁判者。他的儿子姿态庄重,一路小跑过庭院的边廊,只在被父亲叫到时才敢说话。正如陈亢所说,父亲和儿子之间应该具有这种得体的关系,这是很明确的教诲,它们是通过住宅里面人所处的特定的位置和行为勾画出来的。
在战国和早期帝国时代,政治权威都由高墙隔绝,不为外人所知。只有高墙之内或望楼这类政权的外部设施才能得以窥视。对于统治者来说更是这样,为了安全起见,或者为了培育一种充满精神力量的神秘光环,他们都藏身宫掖,与世隔绝。就秦始皇而言,这种不为俗人所知的倾向被视为一种暴政和狂妄自大的标志。但到了西汉,皇权被隐藏或者成为“禁区”,却再正常不过,而且发展成为帝国的空间组织。皇权被不止一层而是层层城墙环卫:城市设施、皇宫区、宫殿、法庭,最后是内宫。道路在每道门口都有禁卫,越靠近建筑中心,有资格进去的人就越少。能往神圣的宫廷中心每走近一步,就意味着更多的权力和尊荣,这就是帝国的气质特征。
与此同时,依照“内”和“外”的逻辑,中国的性别也在空间上被结构化。然而,只有理论上毫无权力的女性占据了“内部”的空间,而男人们都被安置于外部公共领域。所以,中国人的世界具有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平衡关系,这尤其引人注目。在这种矛盾中,权力藏身于最深处的核心,尽管女性也位于这个核心,但却被排除在权力之外。这种矛盾的制度化的表现是,当权力向内流向隐藏在内的皇帝时,它也从外部公共领域的男性官员那里流到了女性、她们的亲戚,以及和她们共享实际空间的宦官之手。这个现实表明,在正式的权力制度和它实际所处的场所之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脱节,虽然它们反复发生,常常突如其来,或者作为一种丑闻出现。
政治权威的这种空间秩序把政治权力和建筑空间内部、秘密和发祥始祖联结起来。由于女性占据了宫廷最核心、最隐秘的位置,同时她们还是男性皇位继承人的生身母亲,所以她们在中国家庭结构中的位置不但代表了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同时也是政治权力的来源。然而,这是一种隐藏起来的力量,它保持着神秘,而非昭示于大庭广众之下。无论何时,对这种隐藏的力量的了解一旦泄漏到公众场合,它招致的都会是恼羞成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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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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