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文学一个统一帝国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2024-04-21
地主所有制和地方主义的复兴(前87—88年)
在汉帝国投入财力物力进行军事扩张的同时,对帝国统治构成真正威胁的是地主势力的逐步膨胀。在汉武帝统治期间,朝廷官员们从致力于在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以获得暂时的财富转化为对土地长期的占有。大土地拥有者和贫困农民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引起了社会文人的关注。董仲舒(约前179—前104)是一位失败的官员,但却是儒家学派的领袖人物。他谴责了秦朝对土地私有制的引进,认为这使得有钱人能够乘人之危,兼并那些处于困境的农民的财产,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为了抵制这种土地兼并,他提议恢复传说中的“井田制”,这种制度把土地分成面积相同的方块,公元前4世纪《孟子》一书对此进行过描述。
但是,与董仲舒的主张相反,土地的地主所有制不是根植于秦,而是根植于汉代的农业政策。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加重了农民身上的赋税,榨干了农民仅有的财物,而这种负担因现钱抽取人头税(口赋)而加剧。当遇到丰收,谷价下跌,农民只能卖出更多的谷物来获得现钱;当农业歉收,谷价高昂,农民却没有更多的粮食来出售。农民被逼无奈只好靠借贷来偿还他们的义务,从而陷入沉重的债务,最终不得不卖掉他们唯一剩下的家财——土地。
汉代国家政策中第二个破坏性的方面与用以支持军事的财政有关。汉武帝下令征收财产税(算缗),责令缴税者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没收财产,如有告发者,将被没收财产的一半奖给告发者(告缗)。由于商人财产税是土地税的两倍,所以想保护自己财产的商人都购买地产。政府官员们也想购买土地和农田,把自己任职期间所获的横财转化成持久的财富。这样,大量被政府压榨的农民不得不把他们的土地卖给同样受政府财税欺压的商人和政府官员,由此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技术的进步也加剧了土地的集中。有足够资金的农民可以购买铁的工具和用牛拉的犁,比起那些依靠木制农具、肩挑手提累断腰的贫困农民来说,他们能够耕种更多的土地。后来出现了把牛拉犁和播种器结合的播种机器“耧车”,一个人单独就能够操作,这进一步拉大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生产力的差距。即使在黄河流域修建砖砌的灌溉井也需要一定的资金。这些有本钱采用最先进技术的农民比那些没钱的农民能够耕种更多的土地,获得更高的产量,使得土地和财富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里。(www.chuimin.cn)
土地控制权的转移终结了一种惯例:地方豪强大族往往都被迁到帝国都城附近居住,尤其是皇陵附近的城镇。秦始皇和汉高祖为了削弱地方势力都这样做过。在西汉,这样的迁徙至少有6次。在公元前 20年,一位朝臣劝说皇帝开展第7次强制的移民政策:“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
尽管皇帝批准了这个提议,它却无法顺利执行,因为豪强大族的权力已经和朝廷平分秋色。这个挫败使皇帝了解到,他已经不能再命令他的下属远离自家祖籍,前去替皇帝管理皇陵了,这是地方和朝廷之间权力平衡的一个重要标志。几乎在同时,国内各郡都借口要节俭和忠于家族的孝行,打压皇家祠庙:强迫官员或者地方富绅向别人的祖先祭献违背了儒家最主要的孝道原则。
朝廷政治核心衰退的另一个标志是外戚对宫廷中枢的控制力越来越大。如果一位皇帝年少崩殂,皇太后(皇帝的母亲,她仅仅通过婚姻位列皇族)不但可以决定新皇帝的人选,而且掌握着摄政王的人选,甚至还包括太傅的人选。后两者通常是太后的亲戚。王政君是汉成帝(前32—前7年在位)之母,当时成帝和连续两个继任小皇帝汉哀帝(前6—前1年在位)和汉平帝(前1—5年在位)先后夭亡,并且无后,她就任命她的兄弟和侄儿在朝中担任了要职。她一次次为其侄儿王莽加官晋爵,王莽两次担任摄政王,并最终篡位为帝。公元9年,王莽宣称汉的气数已尽,“接受”了西汉末代小皇帝的退位。
然而,王莽建立的新朝只维系了17年。王莽终身出入宫廷,痴迷于对《周礼》一书中的中央经济统制论调,以及其他一些儒家经典;他狂热地致力于恢复被早期的诸多学者所提及的、想象中的周代制度——所有土地由国家没收,再统一分配,同时废除奴隶和佃农。改革遇到了强烈的抵制,仅仅三年之后,他就放弃了这个改革。无论如何,由于改革招致了豪强大族的敌视和反对,一旦有农民起义向王莽的权威发起挑战时,帝国东部平原的豪强家族势力加入叛乱,推翻了新朝,皇族刘氏远亲中的一个后人,成为这个“复兴的”汉朝的皇帝,并在长安之东建立了新的都城,史称“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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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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