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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革命回忆录:桂北游击队壮举

【摘要】:桂北游击队挺进兴、全、灌纪事傅一屏1947年7月,桂北武装起义领导小组决定,准备将灵川、全县、灌阳的起义部队集中到灌阳南部的海洋山区,建立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北上分队在全、灌站稳了脚跟。北上分队为了迎接主力北上,派出杨庆祝、汪记雨两同志到灵川汇报全、灌工作情况,并由他们作向导。部队由桂北人民翻身队队长全昭毅同志率领北上。

桂北游击队挺进兴、全、灌纪事

傅一屏

1947年7月,桂北武装起义领导小组决定,准备将灵川、全县(现全州县)、灌阳的起义部队集中到灌阳南部的海洋山区,建立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后因全、灌起义遭受挫折,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桂北游击队在灵川坚持下来后,为了实现在都庞岭、海洋山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于1948年3月派一个分队先行北上,为主力北上做好准备工作。1948年9月上旬,游击队主力北上到达全、灌,实现了战略转移,使部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48年2月,桂北游击队粉碎敌人的“一月围剿”后,领导机关在灵川拎村召开会议,决定将全、灌籍的同志组成一个先遣分队,由我(时任桂北人民翻身队副队长)兼任分队长,邓崇济任指导员,于3月初先行北上,为主力北上打好工作基础。

北上分队共有10位同志,即:傅一屏、邓崇济、陆绍双、黄荣誉、蒋昌斌、蒋念诘、蒋光密、杨庆祝、郑高、张先珏(邓崇济、蒋光密因另有任务而未同行,蒋昌斌、蒋光密、杨庆祝、郑高在桂北解放战争中先后牺牲)。北上分队如何行动,大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利用三四个晚上时间沿湘桂铁路旁的乡村小路急行军绕过敌保安队重兵设卡的溶江、严关、兴安县城、界首等据点到达目的地。这个方案的优点是比较安全,缺点是道路不熟,也可能中途暴露受阻。另一个方案是化装成做生意的农民乘火车北上。这个方案的优点是快速。缺点是要冒风险,万一在车上被敌发觉,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分析了敌我斗争形势,敌人对桂北游击队新的大“围剿”的部署尚未就绪,我们可趁这个空隙行动。当时,部队的交通员和临时派出执行任务的同志还常常乘车往返于桂林和游击区之间,只要我们化装掩蔽得好,同样是安全的。大家经过反复研究比较,最后作出大胆的决定——乘车行动。

临行前,桂北人民翻身队政治部主任陈亮同志曾赋诗一首为我们送行,诗曰:“休将易水比溶江,壮士此去凯旋还。但愿南国会师日,正气磅礴贼胆寒。”

1948年3月2日,北上分队的同志,每人配带短枪、手榴弹,从灵川凉风轿乘火车出发了。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化装成农民模样,分成三个战斗小组,分坐在两节车厢里,互相照应。当时敌人正在部署对游击队新的大“围剿”(即“四月围剿”),车上不时有乘警来回走动,盘问乘客,检查证件。幸好,我们未被敌人发现什么马脚,安全到达兴安百里车站,下车后当晚转移到汪家杨庆祝同志家乡附近山中掩蔽。

我们回全、灌后,开始一段时间,由于人员少,集中一起活动,在全县的外建、内建、石塘等乡发动群众,发展部队,初步打开了局面。5月初,我们打了反动大地主、国民党乡长张行武,接着转移到两河、东山一带活动。6月初,又打了反动地主蒋仲仁。这两次军事行动,直接配合了灵川主力部队的反“围剿”斗争。当时,国民党广西省第八军(兴宁)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陈恩元坐镇灵川,指挥保安队对我部队的大“围剿”。我们在全、灌地区打了两个反动地主后,陈恩元急调其拜把兄弟蒋八桂率保安队100多人,从灵川赶往全、灌“围剿”。这时,北上分队一个新入队的战士黄福清叛变,与敌配合破坏,蒋昌斌同志不幸牺牲,我负了伤。

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北上分队在全、灌站稳了脚跟。为了更快地发展游击区,将部队分成三个武工队,分散活动,在全县、兴安、灌阳的外建、内建、新建、绍水、石塘、两河、新圩、巨望、龙仁、东山等乡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小组,建立联络站,吸收新队员入伍,扩大部队。到9月上旬止,已在数十个村庄建立了据点,部队发展到30多人,并筹集了一批粮食和现金,为主力北上打下了基础。

1948年6月上旬,桂北人民翻身队在粉碎了敌人为时两个月的“四月围剿”之后,集中进行休整。6月中旬,桂林市地下党负责人陈光受桂柳区工委的委托,在灵川木马村与桂北人民翻身队和特支的领导成员会晤并召开了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初步总结了一年来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党的建设的经验。同时指出,由于灵川县距敌统治中心——桂林市太近,敌人的统治力量较强,而且地区狭窄,回旋区小,部队的活动与发展受到条件的限制。而全、灌地域宽阔,阶级矛盾尖锐,全、灌起义受到挫折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残酷镇压,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游击队来领导他们开展斗争。加之北上分队回全、灌后,已打下一定的工作基础。因此,会议决定执行原定的北上全、灌的方针,由阳至冠、李裕平领导一个分队在灵川老区坚持斗争,主力迅速北上全、灌。

从灵川到全县的新建乡,走大路也不过100多华里,但为了避免和敌人遭遇,必须绕道兴安西部山区,爬山越岭,那就是好几百里了。兴安西区是我们工作还未到达的空白区,没有群众工作基础,敌情不明,能否安全通过该区,是北上成败关键。为了完成北上的任务,部队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思想、组织、物资等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并先期派张俊同志带一个武工队在兴安富江垌一带工作,以便建立北上中间站。

恰在这时,部队领导接到北上分队在全县遭受损失的消息,大家非常着急,希望早日北上大干一场。北上分队为了迎接主力北上,派出杨庆祝、汪记雨两同志到灵川汇报全、灌工作情况,并由他们作向导。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决定马上行动。

三(www.chuimin.cn)

1948年8月下旬,正当部队开始行动的时候,中共桂柳区工委通知阳雄飞、陈亮、诸葛鑫和我到柳北溪滨寨参加工委组织的武装斗争研究班学习。部队由桂北人民翻身队队长全昭毅同志率领北上。我们在柳北学习结束后,立即赶回部队,看到胜利完成北上转移任务的同志们,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全昭毅同志向我们介绍了这次部队转移的情况:

8月29日晚上,部队从兴安富江垌出发。冒着倾盆大雨,闯过了司门前敌人的哨卡,9月1日晨到达黄柏江。这条江位于兴、全、资(源)边境,沿岸高山峻峭,溯河而上,过了苏家湾不远就是全县地界了。过苏家湾只有沿江而上这一条路,而苏家湾是敌兴、全、资联防指挥部所在地,有保安队驻守。如果部队行踪被敌发觉,敌把沿江地带封锁起来,我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一天,部队进入马塘村白毛冲休息,同志们趁机生火烘烤衣服和做饭,被进山砍柴的农民发现,消息很快在马塘村传开。该村的一个“绿林英雄”唐超即到山上来,要求参加部队。他过去家境贫困,当过“土匪”,专门劫富济贫,曾被国民党县政府抓过几次,都越狱出来,一直被通缉。经过审查,他不像是怀有恶意的人,眼下新区群众不了解游击队,又找不到向导,便请他作向导。

队伍在此休息两天后出发了,由唐超作向导,绕过沿途的村庄,在崎岖的山路上晓宿夜行。在一次夜行军中,下了暴雨,同志们全身湿透了,唐超突然发病,但他仍坚持要给部队带路。山陡路滑,队伍简直是一步一跌,在太难走的地方干脆爬行。足足走了一夜,才走了8里路,好在绕过了苏家湾。此时唐超实在病得走不动了,只好安排他在山上树丛中隐蔽,并嘱咐他,待部队到全县后一定派人来和他联系。后来,他在山上被敌搜山部队发现抓走,押解到兴安县城杀害了。同志们每忆及此事,无不为之惋惜。

9月5日中午,在白花岭附近发现敌人派来“围剿”的部队正向我们包围过来,部队马上抢占制高点,与敌展开激战。战士们用机枪、步枪向敌开火,发起猛攻,敌人抵挡不住,纷纷败退,我部队一口气追了三四里,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次战斗中,何生同志壮烈牺牲。

战斗结束了,同志们带的干粮也早已吃完了,饥饿难忍。事务长出个主意,是不是在老百姓的玉米地里摘些玉米来充饥?队长全昭毅考虑到部队的安全和下一步的行动,只好同意事务长的意见。为了不损害群众的利益,他解下了自己的军毯,附上了一张字条放在玉米地里,作为对主人的酬谢。以后我们的战士又到这一带活动时,老百姓讲起这段游击队爱民的故事,一个个赞叹不已。

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后,沿全县、兴安边境疾进,到达百里村附近,在界首通往资源的大路旁松林中隐蔽下来,并派人去界首(全县、兴安交界的大圩镇)买回草鞋、粽子。约在中午时分,一队队保安队从界首出发,向金牛冲方向开去。原来陈恩元认为“奸匪”还在山沟里,遂调集大批人马,把司门前、苏湾、金牛冲一带大山区围得水泄不通,并逐渐缩小包围圈进行搜山。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部队已到了“治安良好”的界首附近了。

部队在松林中隐蔽到天黑后,迅速越过湘桂铁路,于9月7日凌晨到达全县老厚塘鬼仔岩(今属全县凤凰乡望高村)。桂北游击队主力从灵川出发,历时10天,在敌人前堵后追的情况下,历尽艰辛,胜利完成了北上任务,与北上分队会师。

我和陈亮于9月18日回到部队。在部队领导干部会议上,我们汇报了在柳北学习的情况,研究了今后的武装斗争问题。会议决定:将部队中入伍时间较久,经过斗争考验的同志集中起来,组建一支主力基干队,当时叫“钢铁基干队”,任命张俊同志为队长,肖永平同志为副队长。

9月26日,我们率队东渡湘江,到达东山地区,与在这一带活动的邓崇济同志会合。东山是桂东北瑶族同胞聚居的地方,这里的瑶胞曾参加过1933年桂北瑶民起义,群众基础较好,而且是广西、湖南毗邻的贫困山区,敌人的统治力量较弱,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北上分队已在这里建立了游击区。我们到这里后即研究决定了两件事,一是增派力量,加强东山游击区的建设,二是将主力部队的部分队员与北上分队队员合编为七、八、九、十等四个分队,以梅花式的布局,奔赴兴、全、灌等地活动。部队领导则率钢铁基干队巡回各地指导工作,并待机歼敌。

桂北游击队实行战略展开以后,深入各地发动群众,收缴地主武装,打击敌特和与我为敌的顽固分子。经过九月、十月两个月的工作,各个分队在其活动的地区都建立了游击区,部队迅速扩大,并先后建立了基干队及数目不等的武工队,桂北游击战争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本文原刊于《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广西武装斗争》)

作者简介:

傅一屏(1923~  ) 广西灌阳人。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灌阳党支部书记,桂北游击队中队指导员、副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桂北总队参谋长兼东路支队长、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历任中共临桂县、龙胜县、全州县县委书记,桂林地委秘书长,南宁专署副专员,南宁地委副书记,自治区水电局局长,河池地委书记,自治区计委副主任等职。著有《回忆全灌起义》等文章和参与编写《党在桂林师范》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