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革命回忆：游击战争片断回顾

广西游击战争的片断回忆

路

我是融县人，抗日战争时期曾在融县从事地下党工作和组织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融县工委书记、桂柳区工委和广西省农委委员，主管柳北、都宜忻地区的农村武装斗争，参加过一些重要的会议和活动，现将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忆述如下。

三　个　会　议

解放战争时期，我曾参加地下党在横县、桂林、罗城召开的三个重要会议。这几个会议对广西的武装斗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47年4月的横县会议，是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主持召开的干部会议，是我多年来首次参加的上级召开的重要会议。我长期在封闭环境中摸索着干，至此才耳目一新，胸怀为之开阔。会上见到多年未见的同乡战友杨烈、覃桂荣、吴赞之，问讯家乡情况，给我很大鼓舞。

会议指出国民党违反《双十协定》，依靠美援，发动全面内战，要消灭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我们除了和它进行武装斗争，已别无出路。要求有条件的地区即行组织武装起义，条件未成熟的，也要创造条件，准备搞起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受尽国民党压制和迫害，为了抗战大局，忍着窝囊气，不能回手。现在总算甩掉一切忌讳，和他们枪口相见了，何等痛快。

从横县回来，我传达了会议精神，和莫矜研究，感到融县有党组织，搞过抗日武装斗争，群众对党有一定了解，武装斗争条件是有的。但是，力量单薄，一部分同志抗战胜利后又返回城市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了；现在的武装斗争和过去抗日战争性质不同，群众的思想准备不够；反动势力还很强大，搞不好，连这块立足点也丢了。决定暂不动，先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以待时机。

1947年7月的桂林会议，是中共桂柳区工委首次会议，是陈枫同志主持的。横县会议后不久，钱兴同志要我到来宾大湾等候他安排工作。我在大湾等了一个月，帮高天梅大姐种菜。后得通知：两广党组织分区合并，要我到桂林找陈枫。在桂林等了半个月，陈枫由香港回来了，召开会议，传达香港分局决定，成立桂柳区工委，以陈枫为书记，领导桂柳一带的农村武装斗争和城市工作。农村武装斗争，要从小搞开始，搞武工队，不宜搞大的起义斗争。武工队少到5、7人，多不过30人，机动灵活，主要是打击个别恶霸、特务，支持群众斗争，发展党的组织，不过早暴露目标。

会议分工，我当宣传委员，调离融县，仍兼管融县，加上象县，后又加上来宾一部（即肖雷所活动地区）和都（安）宜（山）忻（城）。我是柳州地区人，又长期在这个地区公开活动过，现在又要在这里秘密活动，频繁来往各县，得处处防备，时时警惕。总是宿小店，走偏僻小路。只有入到游击区，才有安全感。

1949年1月，中共广西省农村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任命李殷丹为书记，黄传林和我为委员。不久，李殷丹同志由香港来到柳州，开始工作。同年2月，曾布置在融县永乐乡西寨召开干部会议。各地负责人陆续来到，却因敌人来抓莫矜，村子被包围。突围后，改在柳江县的成团村开会，传达了香港分局对如何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根据地的指示精神。要求先搞好群众基础，建立农民组织，发展党组织再搞小型武工队，先分散搞游击据点，再逐步发展成块的游击区，地区不要过窄，人员不要太集中，先不忙打大仗，不要过分张扬，以免引来敌人的“清剿”。新一年的工作，主要是加快农村斗争步伐迅速扩大武装力量，配合解放大军，迎接全国胜利。

4月底，在融（县）、罗（城）、柳（城）三县交界处，融江边上一个名叫木偶的小屯，我的堂姐家里，召开了省农委会议，李殷丹同志主持，我和黄传林同志参加了，只有三人。

农委开会时，解放军已渡长江了。国民党败局已定，但仍负隅顽抗，在广西仍是敌强我弱，我们处境仍很严峻。农委辖区，除桂北和桂中游击队稍具规模外，其他各地，或是刚刚在武工队基础上建立战斗队，或是开始搞武工队。会上黄传林同志传达了华南分局（原香港分局）的指示精神，要求背靠山地面向平原，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和壮大武装力量，星罗棋布地大胆扩展地区，准备迎接解放军解放广西。还对有关工作的政策、方法，如反霸，分浮财，各种势力搭线等，作了交代。然后，根据上级指示，明确下面各地区的组织级别、部队番号和主要负责人：桂北是吴腾芳，阳雄飞副之；柳北为莫矜；都宜忻由我来兼，吴师光副之；桂东由黄传林兼，吴赞之副之；桂中为廖联原，韦纯束副之。各地区成立地工委，部队番号为“总队”，上面冠以地方名称。各地可选择适当时间自行公开宣布。桂中由黄传林同志联系指导。这是省农委惟一的一次全体会议。

我于会后向柳北传达，都宜忻方面因大塘遭遇，战后敌人“围剿”，未能及时传达。直到北山失利后，9月中我在叶村见到覃宝龙、卢昌雄，扼要地讲了一下精神，9月下旬进入冯泗，见到吴师光等，才进行正式传达贯彻。

上述三个会议都有重要意义。横县会议首次提出以武装斗争对付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我们长期被束缚的手脚，是一个根本转变。由于缺乏经验，有的地方未能搞起来，有的地方起义后失利，但仍艰苦地坚持下来了。总之武装斗争已经提到党的主要任务上来了。桂林会议，根据上级指示，传授广东经验，解决了斗争方式方法问题，是武装斗争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木偶会议”则在大军渡江的大好形势下，在各地武装斗争有了初步发展的情况下，作出了如何放手大干，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广西的部署。

三个学习班

上面三个会议，是起关键性作用的。还有三个学习班则起到辅导提高的作用。这三个学习班是：柳江县成团学习班，融县溪滨寨学习班和香港学习班。

成团学习班，是1948年2月举办的，有柳北、都、宜、忻、象县及桂林、柳州、南宁三市党组织的十多位负责人参加，学习了20多天。学习班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桂柳区工委“七月会议决定”等文件，学习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分析揭露了广西军阀的反动本质和他的处境，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巩固党的组织，大力发展党员，研究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以武工队的形式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这个学习班由陈枫同志亲自主持，我去过两次，一次是我在会上介绍了我所知道广西党的历史情况，一次是参加向党献金活动和总结。学员通过学习懂形势，明任务，知办法，信心百倍地回去工作。

溪滨寨学习班，是1948年秋末在融县永乐乡莫矜的家乡，一个山窝里的独立家屋开办的，时间也是20天左右，各地区都派搞武装斗争的领导干部来学习，共十五六人。早在这年7月间，我们从桂林开会回来，陈枫同志提出要办一个武装斗争学习班，要我筹备，并起草办班的计划。我在伏天里到柳州农村欧敏士家闭门写好了计划，走到永乐找莫矜和谢之雄商量后，又到办班的地址查看过，觉得地方偏僻，不易被人发觉，离圩镇近，给养方便，永乐群众基础较好，比较安全，就定下来了，学员也陆续来到。

这是专题学习班，由临时成立的学员党支部掌握。由学员自己教育自己，互相交流经验，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中间我去过一次，最后是陈枫就讨论的问题，以书面作详细系统的解答。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广西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参加学习班的同志学习十分积极，讨论热烈，各人把各人存在的问题都倒了出来，以求得解决，又得到兄弟地区（主要是桂北）的经验教训来作实例教育。陈枫同志据广东的经验作出总结，上了一堂很好的专业课，大家感到收获很大。

溪滨寨学习班结束后，紧接着上级通知派人到香港学习。于是相隔半个月后，由陈枫带队，各地区的负责同志分批向香港进发，连我总共不到十人，记得有阳雄飞、莫江白、莫矜、肖雷等。我们到香港后，住入堡垒户——参加省港罢工的一位姓苏的工人骨干的遗孀家里。到这里安全多了，出入不须躲躲闪闪了，生活也比山窝好多了。分局派了一个叫李（林李明）的老同志来指导，每日来讲半天课。他讲了海南岛苗民领袖王国兴，因官逼民反，组织起义，遭到敌人残酷镇压，上山坚持斗争，派人出去找党的故事，以典型经验启发我们认识在蒋管区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基本规律。(www.chuimin.cn)

有一次，我们去听方方同志的报告，这是我们头次听党的高级领导人的讲话，非常高兴。方方讲话生龙活虎，气魄很大，令人惊服。我们是中途到的，只记得他讲到游击队根据地问题。他说什么是根据地，这不是挂牌号房子，说是你的就是你的，而是打出来的。你的队伍在一个地方，敌人就来打，打来打去，打到你站住了脚跟，敌人打不下，群众拥护你，你能进行一些建设工作，才算游击队根据地。他强调立足于打，使我们牢记了游击队只有打才能生存这一道理。

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解放战争从全国来说已经转入进攻阶段，形势是我强敌弱，所以在蒋管区也已经是我强敌弱了。李明同志回答说，游击战争的环境，就是敌强我弱，及时纠正了我们中一些人的轻敌思想。

这次学习收获很大，时间隔长了，具体情况多半忘记了。总的印象是：这次出门求学，眼界开阔了。学到从大处、从整体、也可以说是从战略上看问题，提高了我们的战略思想。

这三个学习班，我们学到不少东西。大家真正体会到，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队伍的顺利发展与最后胜利。

城乡互相支援

武装斗争开展了，便痛感干部的缺乏，如黔东南的宰便这个点，便派不出人去，还把回来汇报的人也留下来了。在都、宜、忻，思恩（现属环江）的工作也顾不及了。我在桂柳区工委工作时，分管农村工作，曾向陈枫要了一批干部。1949年初，广西省农委和省城工委成立后，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已分开，我到农村工作，但仍然利用老关系向城工委书记陈枫求援，他大力支持，从城市主要是柳州源源不断地送干部来。省农委设在柳州的联络站，成了转运站了，江明、二条（路意初）送往迎来，忙得团团转。接送的人，越来越多，逼得他们也搞了个城郊武工队，来保卫机关。这个队伍临解放时和都、宜、忻的梧裕茂所领导的联队合编了。农村得到干部，斗争就进一步发展。城市的斗争是十分紧张而危险的，常常被逼得无法存身。搞城工的同志知道在农村有武装力量支持，有农村退路可走，就更加勇气百倍，就是和敌人公开斗争，和特务面对面的交锋，也无所畏惧。暴露一批，就往农村送一批。城乡互相配合，互相支援，也是农村武装斗争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两个游击区

从1947年7月桂柳区工委成立开始，柳北和都、宜、忻两游击区的工作就分工由我负责，1949年10月以后，我兼任都、宜、忻地工委书记，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政委。这两个游击区位于桂西北，是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各族人民聚居区，人民生活很苦，富于革命传统。土地革命时期，东兰苏区曾派陆浩仁来都安刁江发展农运，宜山县城先后有党支部、特支进行活动。柳北苗山，人称“山苗造反，五年小反，十年大反”。1930年冬，红七军过境，曾在罗城“四把鏖战”、“三防休整”、“围攻长安”，影响很大，数以百计的苗民参加了红军。共产党人骆希道（骆英）又曾在这里撒下革命种子。30年代初，爆发过融（县）中（渡）百（寿）八团暴动。抗战后期，这两个地区柳区工委成立后，调入了一批干部，两地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工作便很快展开了。

柳北地区，利用原来布点分散的特点，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的方针，使西区由永乐向罗城、柳城西部发展；南区由潭头、太平向柳城、中渡发展；北区由长安浪保与三江结合，并向百寿发展。该区1948年底仅有一个8个人的武工队，到1949年冬迅速发展为拥有6个大队27个中队、2000人枪的柳北人民解放总队。中间经历了敌人四次“围剿”，也未能挡住他们的发展壮大。

柳北党组织于1948年初进行整风审干，按当时认识，处理了10多名党员（有的处分，有的停止组织生活，有的处理不尽妥当），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同时多次开办党员学习班，组织党员学习新的工作方法与经验。在党的积极活动下，爱国民主青年会、农会、民兵和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也蓬勃发展。柳北特别重视开办各种学习班来提高干群素质，推动工作，总队、大队都办，收到较好的效果。

融县中学、德山中学（在罗城龙岸）师生参加革命的很多，外来干部又多是知识分子。因此，柳北的队伍，是一支很有文化的队伍。战士和群众，很重视政治和文化学习，还大搞群众性文娱活动：唱歌、跳秧歌舞、演戏、出墙报、办《群众报》，还成立了文工团。队伍严肃又活泼，文明又守纪，所到之处，歌声洋溢，墙报标语琳琅满目，一片欢腾，军民关系十分融洽。

群众组织方面，农会虽然建立较迟，但后来发展较快。他们很重视妇女工作，农会之外有妇女会，部队建立妇工队，随军巡回指导促进妇女工作，开办妇女夜校、妇女干部学习班，使妇女解放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这是一个特色。连大苗山里贫苦、分散、闭塞的苗族妇女，也在妇工队的努力之下发动起来，真是不容易。

在都、宜、忻地区，又是另一番景象：这里处于三县边界，汉壮瑶杂处，群众十分贫苦。历史上官逼民反是常事。土地革命时期的火种未灭，潘雁宣、覃德新等这次又出来参加了斗争。城市党组织活动的影响尚在，忻城中学，莫承萱长期当校长，掩护了许多党员、进步人士进行活动，众多青年学生成了这个地区干部的重要来源（莫是有功的）。1947年秋，桂柳区工委成立了上（林）忻（城）工委，以吴师光为书记，集结了本地与外地的学员、革命分子，开展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他们选择了宜山的偏僻山村马泗乡冷水屯，由办补习班、成人夜校开始，对农民青年进行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教育。晚间进行访贫问苦，耐心发动，教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农民起来和反动政府斗争。先后在马泗、加仁（属忻城）、内甲（属都安）等地组成秘密农会，成立武工队。1949年的“三六暴动”震撼了刁江两岸，队伍一下子发展到300余人枪。后和马泗、加仁的主力武工队会合，逐渐发展成为拥有4个大队的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到同年冬发展为有4个联队、17个大队2000多人的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都、宜、忻游击队的特点，是以农会为基础，动员有觉悟、勇敢的青年农会会员参加部队。许多地方还成立妇女会、儿童团。有些农会会员还入了党。农会积极动员青年参军，为游击队筹粮筹款，搞交通联络，监视敌特，掩护伤员和地下工作人员等，成为游击队的靠山。许多农民卖牛买枪送给部队，九渡地区农民曾卖了上百头黄牛，后来敌人对游击区进行血洗，许多村庄被烧毁，有一个村庄就被杀掉30余人。广大农民任凭敌人频繁“进剿”而不动摇，部队受挫而不灰心。这就是这个队伍战而能胜，拖而不垮，败而能再起的原因所在。他们成功地组织农民的经验，曾为友邻地区所借鉴。

都、宜、忻游击队从成立武工队起，就不断投入战斗，消灭下乡的特务，镇压当地恶霸，拦截军车，破仓分粮，伏击保安队，并曾两次攻占忻城县城，大小战斗百余次，毙伤俘敌600余人。大塘遭遇，北山失利，伤亡不少，队伍被打散而复聚，据点被扫荡而夺回，而且进一步发展壮大。

群众的深厚、队伍的坚强，得力于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农会会员，部队战士，都是经过教育、精选的。对那些不能坚持铁的纪律，侵犯群众利益的，坚决动员离队，决不盲目贪多。第五团建立后，三个月中，战斗很频繁，还利用作战间隙，进行了四次整风、整训，发扬民主，领导带头自我检查，欢迎战士批评揭发；组织大家学习《农村阶级分析》，动员指战员检查自己的阶级劣根性及其表现，自己教育自己，向无产阶级看齐，从而提高了队伍的政治水平。

柳北、都宜忻两个地区的武装队伍，斗争历程虽短，但它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艰苦的战斗中生长壮大的，是打出来的。桂系军阀十分顽固，用尽一切残酷手段来消灭境内的“土共”。1949年七八月间，白崇禧已经放弃武汉，撤离长沙，广西反动当局还纠集重兵五路“围剿”都宜忻；9、10月间，又四次进剿柳北。这两个地区胜利的获得，并不容易。

柳北、都宜忻总队的广大指战员，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发动群众，建立武装，打击、牵制敌人，最后配合解放大军解放广西；同时为新的人民政权打下了群众基础和准备了一批干部。他们忠于党的事业，经得起革命战争的考验，也经得起历次政治运动的考验，经得起十年动乱的折腾。实践证明，这两支游击队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它的功绩将永垂青史。

（本文原刊于《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广西武装斗争》）

作者简介：

路　（1917～　　）　广西融水人，壮族。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融县工委书记，桂柳区工委、广西农委委员和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宜山地委副书记，武汉钢铁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著有《忆莫秉凡同志》、《回忆莫矜同志枛、《从开辟到转移》、《我和都宜忻游击队》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