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革命回忆文选：右江游击战争的回顾

右江游击战争的回顾

区　镇

右江是我国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之一。1929年冬，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在这里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右江壮、汉、瑶等各族人民继承革命传统，开展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谱写了一曲人民游击战争的凯歌。

未　雨　绸　缪

我是在抗日战争后期调到右江地区工作的。日本投降后，我们向群众大力宣传我党“坚持和平、团结、民主，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政治主张，团结各阶层人民，建立广泛的反对美蒋的统一战线。1946年6月下旬，全面内战爆发。7月间，我去横县找中共桂西南特派员覃桂荣，请示今后的工作方向。当时，他尚未接到省工委的指示。我俩反复研究，决定在右江着手做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一面干一面向省工委请示。为适应武装斗争的需要，覃还决定成立右江党的领导小组，指定我任组长，黄耿和红七军的老干部赵世同任副组长。

8月，我和黄耿、赵世同在武鸣县大旧村开会，决定以老苏区的万冈、果德等县为重点，采用右江传统的革命同盟会的形式，组织群众开展“反三征”（即反征兵、征粮、征税）斗争，并以“武装自卫”的口号，发动群众筹款买枪，建立秘密武装。会后，我去万冈、东兰、凤山，黄耿去都安、河池、隆山，赵世同去黔桂边，分头进行工作。

1947年4月，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在横县六秀村召开广西党的主要干部会议。会议根据党中央和香港分局的指示精神，制定了“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摧毁反动政权，建立新解放区”的总方针、总任务。覃桂荣出席了会议，会上即向我们传达会议的精神，大家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的方向，加紧做好各项起义准备工作。6月底，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接着挺进中原。右江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邓政委的大军“亨挂（壮语，意即快过）长江了”！要求我们赶快发动起义。7月下旬，我们即着手组建桂西人民解放军东（兰）万（冈）支队，由徐学贤任支队队长，下辖爱国、民主、团结、胜利4个大队和直属中队，共约1200人枪。同时，起草了《起义宣言》、《革命行动纲领》、《十大纪律》等文件，加强对万冈县警队的策反工作，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揭　竿　而　起

1947年8月下旬，覃桂荣和中共粤桂边工委（当时右江地区改归粤桂边工委领导，同年11月，该工委改称桂滇边工委）派来右江工作的余明炎、庄梅寿同志到达万冈西山，我们随即召开会议。会上，覃桂荣传达了边工委关于起义的方针和成立右江地委的决定。边工委指定我任书记，余明炎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黄耿任宣传部长，赵世同任军事部长，覃桂荣任边工委右江特派员。关于起义的方针，边工委的指示是“放手小搞，准备大搞”，要求我们尽快组织起几个团，迎接边工委主力部队挺进右江。当时我们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认为刘邓大军即将渡江南下，形势十分有利，且过分强调右江是老苏区，党员多，群众基础好，敌方又没驻有正规军，完全可以大搞，攻占县城。我们原决定召开有各县党组织领导人参加的地委扩大会议，作出起义的具体部署。第二天突然接到下面的报告，说百色保安队已开到田阳县二塘，正向万冈进发准备对万冈发动“围剿”。我们决定先发制人，提前起义，命令爱国、民主大队和直属中队立即进攻万冈县城；胜利大队于万冈凤桥乡起义，控制河（池）田（阳）公路；分工余明炎去果德协助果德中心县委书记陆明才组织起义，进攻果德县城和设于武鸣四坡的三县联防办事处（后均未攻下），黄耿去协助万冈中心县委书记黄宝山组织团结大队解放万冈西部各乡，并向百色方向发展。

9月5日晚，我和覃桂荣分别带部队包围万冈县城。由于万冈的群众工作基础比较好，起义命令下达后，全县16个乡中的14个乡都行动起来了，县警队的40多名官兵又毅然反正，县长吕剑声吓昏了头，率部分县警星夜逃跑。6日拂晓，我们兵不血刃占领县城。随即宣布成立万冈县临时人民政府，并开仓分粮济贫。当时，我们头脑有点发热，以为敌人根本不堪一击，决定分兵向外发展，由覃桂荣、庄梅寿率爱国大队挺进平治，我和徐学贤率民主大队向田阳、田东进军，从西北两面策应果德起义，还指示凤山县工委代书记韦芳立即发起起义，解放县城。该县起义部队于9月15日占领了县城，随即成立凤山县临时民主政府。

右江起义后，桂系当局十分震惊，当即命令省保安第四、第五、第九团各一部以及右江各县县警队、民团前来“围剿”。由于敌强我弱，各起义部队相继失利，万冈、凤山县城先后于9月15日、21日被敌人重占。

这次起义，我们一度占领了两座县城和20个乡公所，毙伤俘敌近百名，敌军起义40多名，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手机枪300多支，破仓分粮约100万斤，这对敌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地委领导成员首先是我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上存在一些错误和失误，致使起义未能取得更大的成果。当敌人反扑时，庄梅寿、徐学贤、韦芒等4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我在万冈燕乐圩突围渡河时也几乎被洪水淹死，大部分起义队伍被打散，不少经过多年艰苦工作建立起来的据点受到摧残，损失是相当大的。

重　整　旗　鼓

右江的党员和群众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是很坚强的。当敌人“围剿”、“清乡”时，广大群众以各种方法掩护、营救我们的党员和武装人员，使他们得以脱险。9月下旬，敌人对右江中心根据地万冈西山发动“围剿”，大肆烧杀掳掠。当时，我到了西山，即去看望地委的老房东、瑶族党员略明白家。他家也被烧光了，但一家人毫无怨言，仍像过去一样热情地接待我。第二天，我到附近被烧的村子看望群众，没见一个流泪和叹息，大家咬牙切齿咒骂敌人，决心斗争到底。敌人再来进攻时，许多群众自动参战，用粉枪、石头打击敌人。在一次战斗中，略明白一个人用9颗子弹就消灭了7个敌人。

为明确今后的斗争方针，我在1948年春节后到了南宁，准备去边工委请示。因交通线受阻，便转到宾阳黎塘，找到桂中南党组织负责人杨烈。我在他那里看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二月指示信，总的精神是批判盲目大搞，坚持分散小搞，组织小型武工队，领导群众开展斗争，摧毁地方反动势力，建立小块的山区根据地；要求各级党组织开展“三查三整”（查成绩、查立场、查生活，整非群众观点、整自由主义、整小圈子作风）工作，增强党的战斗力。看了分局的指示，我主要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南方的游击战争不可能速胜，要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历程；二是“打铁锤子本身要硬”，一定要整顿好党的队伍，充分发挥党的战斗堡垒作用。我立即返回右江，分片召开会议，向地委领导成员、各县党组织和游击队的负责人传达香港分局的指示，开展“三查四整”（针对起义失利后极少数党员产生的消极动摇现象，我们增加“整气节”的内容），认真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我带头检查了自己在发动起义时盲目大搞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

我们按照“分散小搞”的方针整顿了部队，建立以党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分子为主体的小型武工队或游击小组，挺进少数民族山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斗争和游击活动。在作战方针上，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昼伏夜出，到处游动，以伏击、突袭的方式消灭小股的县警、乡警、民团、下乡“三征”的人员以及奸细、反动土豪，破坏敌人的哨所、税卡、粮仓，积小胜为大胜，战后则迅速转移，使敌人无法找到我们的踪影。

考虑到万冈的白色恐怖比较严重，革命力量损失较大，地理位置又较偏，地委决定把武装斗争的重点区域转移到平治县。平治属石山区，地形于我有利，群众工作基础也较好；它位居右江中心地区，打开局面后，可以把全区各县连成一片。根据地委的决定，我和姚冕光带一支13人枪的挺进队到平治活动，余明炎仍在果德，黄耿在向都，赵世同在万冈、凤山一带活动。5月初，我带挺进队到平治后，避开城镇、交通沿线，钻进平治、都安两县边境的中山、江南、镇江、古文等大石山区农村，扎扎实实地做群众工作，提高群众的觉悟，在开展“反三征”斗争中，逐步扩大队伍，收缴反动地主、富农的武器，镇压敌人的奸细和反动骨干，很快就打开了局面。(www.chuimin.cn)

由于执行了“分散发展，到处点火”的方针，使敌人“剿”不胜“剿”，防不胜防，加上我们采取比较隐蔽的活动方式，又打掉了他的耳目，敌人难以摸清游击队的行踪。他们前来“围剿”不是挨打就是扑空，而我们则进退自如，处处主动。群众说我们搞的是“愣波”（壮语为地下河）战术。我们的一个个武工队、游击小组就像一条条“地下河”，在地表上看不见，在地下却滚滚流动，穿石破岩，逐步汇成一股洪流。到1948年底，右江游击区已扩展到18个县，游击队发展到2200多人，并组建了7个大队级武装。

外　线　出　击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处于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夜。南方游击战争的形势也一派大好。我们反复琢磨：现在，东北、华北已全部解放，野战军即将渡江南进，如果我们仍旧在山区里打转转，难以发挥战略配合作用；另一方面，经过一年的分散发展，右江地区敌我力量对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已具备向城镇、交通沿线发展的条件。为了检验这一设想的可行性，我和姚冕光于1949年3月中旬组织平治县游击队作外线出击的尝试。结果仅经几个星期的作战，接连攻占了红水河南岸的江南、乐育、中山、镇江4个乡公所，敌人根本无力进行反扑。这下我心里踏实了，遂于4月8日给各县党组织写了一封信，提出“从小搞过渡到大搞”的方针，要求各县游击队大胆放手壮大队伍，集中使用兵力，有计划地袭击敌人较大的据点与圩镇，有计划地歼灭敌县警队、特编队之一部或全部，大胆地由山区向平原和敌之交通线挺进。为培训干部，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地委还决定在江南乡举办干训班（同年8月，改名为右江干校）。

为使地委机关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基地，能和全区各游击队保持正常的联系，协调各部队的行动，使之相互策应、紧密配合，4月下旬我渡过红水河，与都安县党的负责人方生等商量攻打都安县都阳区署，并在都阳圩外一里多的一个山村设立了一个指挥所。5月1日向都阳发起进攻。敌区长韦季涵率部仓皇逃跑，遭我预伏部队全歼，计毙敌10多名，俘韦季涵部下60多名，缴枪90多支。解放都阳后，我们又决定打六也。六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当时，驻有都安县特编队和当地反动武装共约300人，是敌人进攻都安游击队的主要基地。为摧毁这个反动堡垒，解放整个都安西区，我们不再拘泥于不打硬仗、攻坚仗的旧章程，决定调集都安游击队的7个中队和万冈、平治游击队各1个中队共700人来啃这块硬骨头，还调来瑶胞的几门“长腊”（木制土炮）来轰炮楼、石堡。这一仗打的很艰苦，从外围战开始共打了半个多月，歼敌30余名，我方牺牲13人，敌特编队终于败逃县城，来自那马县的援敌也滚回其老窝。打下六也后，都安县西区的14个乡除七百 外先后解放，平治、都安、河池、那马等县游击区连成一片，形成一块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我们及时总结了都阳、六也战斗的经验，认为要完成攻占城镇、敌军主要据点的任务，部队不能过于分散。6月中旬，我写信给各县党组织，指出凡有条件的县份应组建支队（相当于团），相对集中使用兵力。其后，全区建立了第一（果德）、第二（那马）、第三（隆山）、第六（平治）、第七（都安）、第十（河池）等6个支队。

8月，黄嘉奉桂滇边工委书记周楠之命来右江检查指导工作。由于被敌人分割，边工委并不了解右江地区的具体情况，他们根据国民党报纸的报道，估计我们的部队还不足1000人。黄嘉来后知道部队已发展到4500人，非常高兴。他向我们传达了边工委的指示和介绍了滇桂黔边纵各兄弟部队的先进经验，建议我们成立指挥部，以加强对部队的统一指挥；抽调各县游击队的主力组成几个由地委、指挥部直辖的主力团，担负机动作战任务；有条件的县成立临时人民政府，以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我们认为这些主意非常好，当即召开地委扩大会，认真进行讨论，逐一落实。9月10日，我们在都阳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桂西区指挥部（后来才得知，边纵司令部给我们的番号是第十二支队，又称右江支队），赵世同任指挥员，我（当时化名周中平）任政委，余明炎任副政委，姚冕光任参谋长，黄耿任政治部主任。指挥部辖八十三、八十五、八十八等3个主力团，平治、都安、武鸣3个县独立团，隆山的第三支队、河池的第十支队本应改为团，因部队忙于作战，未能集中整编，至解放时仍沿用支队番号。此外还有10个县独立大队，西山办事处直属营、民运工作团和3个大队级武工队。到解放前夕，全区共有脱产武装5800人。在部队发展方向上，我们从配合野战军解放桂西着眼，决定八十三团向百色、田西发展，以控制百色和打通与边纵队的联系；八十八团向金城江发展，以控制黔桂铁路；八十五团向武鸣发展，以控制南宁；各县游击队则负责填平本县空格，解放各个乡镇，条件成熟则解放县城。

9月中旬，我去河池县保平，布置第十支队打该县的重要交通孔道五圩，要他们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以两个大队主攻，两个大队打援。结果该支队于9月28日仅经两小时激战便打下了五圩，全歼守敌130多人。其后，第十支队按我的原定部署，派部分兵力挺进东兰县东区，配合东兰游击队解放北高、坡豪、长乐、大同等乡，控制了河田公路和红水河交通线。11月上旬，姚冕光写信给我，说准备打龙口，征求我的意见。龙口是连接那马、隆山、都安三县的要隘，敌那马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谢良彪率一个特编中队在那里驻守。为了扫除障碍，实现挺进武鸣、威逼南宁的战略计划，我给姚冕光复信说：形势紧迫，事不宜迟，不管是龙口、虎口都要闯，坚决把它拿下来。打法上要运用五圩作战的经验，攻点、打援并重。姚冕光调集八十五团和隆山、那马两县游击队的主力共上千人投入战斗。经两天激战，实现了“龙口夺珠”，全歼守敌120多人，生俘谢良彪，我方仅轻伤4人，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

这一阶段，各部队都有股雄赳赳、气昂昂的劲头，积极作战，勇猛果敢。武鸣县游击队接连袭击邕（宁）武（鸣）公路上的腾翔、双桥乡公所以及敌“前线指挥所”所在地邓广乡公所，击溃敌正规军第三三○○师九九○团，还干掉了距南宁仅10多公里的高峰坳警察所，南宁的敌军风声鹤唳，日夜戒严。平治、乐业县游击队分别于10月23日、11月8日解放平治、乐业县城。平治县城解放后，地委即决定成立武鸣人民行政专员公署，由姚冕光兼任专员。到解放前夕，右江游击区扩展到桂西和黔南的21个县，总人口约100万，并建立了14个县临时人民政府。

我们在大举出击的同时，根据当时的形势，积极开展统战策反工作，先后争取了原思乐县县长、国大代表覃辉等10名国民党县团级官员率部来归。在家赋闲的旧桂系少将旅长陆福祥经武鸣县游击队多次做工作，将其用以“自卫”的63支步手枪献给游击队。

胜　利　会　师

1949年11月7日，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发起广西战役。那时我们没有电台，只有一架自己组装的收音机，收到新华社的电讯，得知野战军已于11月29日解放东兰。我们立即调整部署，我率地委机关及八十三团经田东往百色，余明炎、姚冕光率八十五团南下武鸣，赵世同、黄秋率八十八团北上河池，与野战军会师，配合野战军肃清残敌，接管政权。

在解放右江地区过程中，各游击队未能事先和野战军取得联系，有计划地配合作战，个别部队前哨还演了“三岔口”，跟野战军交火后，发现情况不对，才派人与野战军联系。但各部队均在野战军到达本地区后，主动配合，拦截、围歼、追歼敌人，并积极筹集粮草，运送伤员，充当向导，给野战军以有力的支援。在这场最后决战中，许多部队和民兵打得十分勇猛。11月25日，担任后卫的敌一○三军三四七师窜到河池。河池县主力营及长老大队即在拉友、板庆、长坡一带公路两侧占领高地，进行阻击、袭扰，并破坏桥梁，拖住了该敌。27日，四野三十八军一五一师赶到，在河池游击队的配合下，将三四七师全歼。12月上旬，武鸣县腾翔乡民兵在米花坪一带截击国民党空军的一支车队，俘其官兵及家属300多人，缴获汽车36辆及大批军用物资。田阳县篆虞游击队及田阳、田东两县边境的民兵在合好村附近截击广西省第十二区（凤山）专署少将专员阳丽天所部，迫使阳率省保安第十二独立营及专署官员共300余人投诚。当民兵把阳丽天等官员解送到指挥部时（当时指挥部已迁入田东县城），我连声夸奖他们“仲叟缀本（壮语，意为你们真能干）”！在1个多月的作战中，右江游击队共歼敌1700多名（不含野战军战绩），解放了凤山、武鸣、隆山、那马、果德等5座县城，配合野战军解放了河池、东兰、都安、天峨、凌云等5座县城。

12月4日我率地委机关抵达田东县那拔乡的莲花山，与八十三团会合。当我们前进到田东县城附近时，获悉野战军已于5日解放县城，随即入城与老大哥部队会师，组织部队和群众筹粮支前，并协助野战军接管政权、维持治安。不几天，四野一五一师自百色来电，要我即赴百色参加庆祝会师活动。我赶到百色后，才知道滇桂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政委林李明率边纵第一支队和罗盘支队各两个团抵达百色。经一五一师长曹粲章介绍，我才认识自己的司令员、政委。当晚又见到了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将军。陈、庄、林、曹等首长在讲话中肯定了右江游击队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成就。回想起两年多的战斗历程，我们在远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尝尽了酸甜苦辣，终于赢得了最后胜利，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庆祝会师活动结束后，我和林李明即赴南宁向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莫文骅汇报，他向我传达了省委的决定，撤销右江地委成立百色地委，任命我为百色地委副书记。我随即返回百色，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本文原刊于《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广西武装斗争》）

作者简介：

区镇（1917～1991）　原名区邦定，化名周中平，广东高明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贵县、桂西右江、河池等处的地下党工作，任右江地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纵队桂西指挥部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共百色地委副书记兼百色专署专员，区建工局局长兼党组书记，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区计委副主任、区科委副主任等职。著有《关于解放战争期间桂西指挥部斗争史的几个问题》、《右江两年斗争总结与今后的任务方针》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