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革命回忆文选：余明炎的艰难行程

2024-03-31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艰难的行程余明炎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要求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全国形势的发展。尽管道路艰险，我们为了早日赶到右江，却连夜晚也在赶路，急于赴战的心情，使我们视险如夷。

艰难的行程

余明炎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过去，是敌人把战火引向我解放区，现在，却是我们把战争引向敌占区了。这一战略的转变，给全国的形势在事实上是极大的影响，各方面的工作都要随着这一形势变化而提出新的战斗任务和要求。这时，广西各地在地下党的领导下，6月桂东已经举行英家武装起义，桂北、桂西、桂中、桂南酝酿着武装起义，香港分局针对当时形势，给我们中越边界工委发出指示，要将边界工委改为粤桂边区党委（后又改为滇桂黔边区党委）负责领导从十万大山到右江一带广大地区的革命战争。要求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全国形势的发展。

右江一带地下党的力量，过去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摧残，受过很大的损失。后来，党派了不少同志去工作，到解放战争期间党的力量已恢复，还建立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非常不满，不断掀起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斗争，其势力有如大海波涛，此伏彼起。粤桂边区党委研究了这一形势，认为桂西地方辽阔，多是山区，回旋地大；过去红七军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有武装斗争经验，如搞武装斗争，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问题是右江党的领导力量不足。为了加强领导，决定加派一些同志成立右江地委，以区镇为书记，我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黄耿为宣传部长，赵世同为军事部长，并由原中共桂西特派员覃桂荣为边委代表，指导右江地委工作。边委命我和庄梅寿、李东明、洪田3个军事干部，随同来边委汇报工作的覃桂荣，立即赶去万冈（现巴马）和区镇等同志一起，组织领导武装斗争，这样，我们就开始了这千余里的行程。

8月上旬，我们从中越边境边区所在地出发到龙州，这一带地方，国民党的军警戒备森严。为了避开敌人的盘查，我们走的都是荒无人烟的山野小路。这时，草木丰茂，茅草长得比人还高，又密又厚，把路都淹没了。人从草丛中穿过，只听得风吹草梢，沙沙作响，有如涛声，但风却吹不到草下边，草下暑气蒸腾，郁热难耐。而那茅草又像利刀一样锋利，稍碰一下，都会被划出一道血口。

一路所经，不是高山，就是深谷、断涧，有时走一天也见不到一座村庄、一个行人。那谷，幽暗深邃；那山，陡峭险峻，崎岖小径盘旋于悬岩峭壁上，稍一失足，便会粉身碎骨。断涧上架的是独木桥，下面水流湍急，望一眼都会目眩头晕……尽管道路艰险，我们为了早日赶到右江，却连夜晚也在赶路，急于赴战的心情，使我们视险如夷。

走了四五天才到达龙州。当时走私的人很多，国民党的海关、驻军和地方势力所属的各种各色缉私队往来如梭，关卡林立。我们通过地下党组织的了解，觉得走路不安全，于是，就化装成商人，雇船直驶南宁。

船老板经常载运做“特种生意”的人，对沿江一带哪里有关，哪里有卡，都很熟悉。他们误认为我们是大烟贩子，为了招揽生意，对我们特别照顾，凡有阻挡的地方，都设法避开。而国民党海关、驻军和地方势力之间，又各自为政，互相拆台；他们的目的是想捞钱。我们非大烟贩子，不是他们猎捕的目标，因此，我们得以平安到达南宁。

在南宁停留了几天，我们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向同志们传达关于目前战略反攻的形势和任务，并了解右江一带的情况，同时购买了一批药品，为将来医治伤员作准备。然后，搭货车到武鸣、果德和隆安交界的四坡乡。

当时四坡乡虽是国民党统治区，但该乡乡长是我们党秘密派进去的地下党员李春帆。我们在乡公所下车后，当即按照他的安排到印山屯那武特支副书记李永澄家里去住，在李家会见了果德中心县委书记陆明才，听取了他的汇报，向他传达边委指示，并和他商讨武装起义问题。

四坡乡的群众受红七军的影响，对我党有深厚的感情，对国民党则强烈不满，正酝酿起义，见我们到来，就要求党领导他们搞武装斗争。根据地下党工作同志王利贞的反映，在隆安与邕宁交界的地方，也有一批数百人枪的群众已经酝酿反对“三征”，要求我们派人去领导。

那夜，月明如昼，凉风习习，流萤点点。我们和群众聚在榕树下畅谈，这些迫切要求武装起来的人们，神情是那么激昂，态度是那样坚决，充分证明了边区党委估计的正确，同时也说明地下党的同志做了多么艰苦深入的群众教育工作，我们深为他们的战斗激情所鼓舞。

但这样的大事，我们一时还不能决定，特别是隆邕间那支武装的情况，有待进一步了解，于是，留下洪田、李东明两人和一批西药在印山屯，我和覃桂荣、庄梅寿继续前进。(www.chuimin.cn)

我第一次走这种不攀着藤萝、不拄拐棍就无法行走的险路，也第一次看到像这里的群众这么穷苦的生活。他们吃的是一天两餐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粥；穿的是“鱼网”衫，有些娃仔简直是赤条条的一丝不挂；住的是四面通风、顶歪柱斜、即将倾倒的破茅房；许多瑶民甚至没有被子蚊帐，晚上一家人蜷缩在火塘边，烤火过夜。见到群众的生活这样穷苦，我心里很难过，也悟到他们如此迫切要求革命的道理。作为一名党的工作者，我深感责任重大。

8月29日（农历七月十四日），我们来到万冈东区的一个屯。这里都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也正在酝酿起义，听说我们是上级党派来的，群众都很高兴，不断的一两个、三几个的走来打听消息，特别是有关人民解放军打仗的消息；又听说我是从广东来的，觉得外地同志都来和他们一起闹革命了，更增加了夺取胜利的信心。

中元节在壮族是一个隆重的节日，习俗要过三天，他们一再留我们过完节才走。可我们不能多停留呢！沿途见到人民生活这样痛苦，群众要求革命的心情又如此迫切，这些情景，使我们急于赶到西山，和同志们共商革命大计。但群众盛情挽留，于是，我们多住了一天。

这一天，我们向群众讲了当前全国的形势，特别讲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消息，这犹如火中浇油，把群众心里的革命之火，燃得更加炽烈。

经过20余天的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终点站——万冈西山瑶族老党员略明白家。区镇、黄耿已在那里等我们，同志们还宰了一只羊来表示欢迎。当时，我们的心情是，跋涉千余里，终于平安到“家”了；而原来在当地的同志呢，多年来做着艰苦的工作，如今全国出现了新形势，党又有新指示，所以大家都很兴奋。虽然那白斩羊肉，又硬又膻，又无佐料，大家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右江武装起义，区镇等同志已作了若干准备：有些地方已建立了大队、中队的武装，桂西人民解放军行动纲领、桂西人民起义宣言等文件以及部分关防、印信也刻印好了。

这时，恰好传闻东（东兰）、万（冈）、凤（山）等5个县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在万冈开联防会议，企图镇压万冈日益扩大的反“三征”运动，人民纷纷要求立即起义。我们于8月31日在西山举行了会议，正式成立右江地委，并决定提前在东兰、万冈、凤山和果德、那马、武鸣西区同时起义，以万冈为重点，由覃桂荣、区镇、黄耿负责；果德、那马、武鸣西区由我和陆明才、徐彭年负责。

这次会议，使右江各地的武装斗争更有组织有计划地重新开展起来。1947年9月6日，万冈县举行起义，我游击队按计划在一天之内就拿下县城和全县16个大乡中的14个乡。9月中旬，果德县举行起义，游击队进攻县城。与此同时，武鸣、那马、果德三县界。游击队也进攻设在武四坡的国民党“三县联防办事处”。虽然这两处因敌人已有准备，未能攻克，但对敌人的打击是沉重的。在万冈起义的声威震慑下，凤山县国民党县长及所属大小官员、县警武装弃城逃窜，凤山县游击队的一支小分队未经战斗即占据县城。但当时我们这种做法，由于指导思想上有错误，这种一时的胜利是不可能巩固的。不久，敌人调集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进行反扑，我们一度解放了的城乡又陆续失去，游击队大部分也逐渐被打散了，还损失了少数干部和战士，右江大部分地区又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但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并没有屈服，万冈、果德游击队还有几支队伍继续活动，各地被打散了的游击队在当地党组织的艰苦工作下，又逐渐集结成很多小队继续坚持斗争，后来经过总结、整顿，1948年春又接到边区党委的指示，特别是同年秋接到香港分局的指示，我们才真正领会“放手小搞，到处点火，打下基础，准备大搞”的方针，纠正了过去轻敌速胜思想，重新部署工作。那时全国革命形势正在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从此我们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不但很快恢复了原来地区，而且发展了广大的新区，把武装斗争扩大到西隆、田西以外的右江地区十多个县，锻炼出了一支近6000人的地、县两级武装队伍和1万多的民兵。到1949年8月，我们已在十多个县里解放了66个大乡，其中完全连成一片的有44个大乡，形成一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并在十多个县里建立了党的县工委和县、乡政权，直到1949年冬，配合南下大军胜利地解放了整个右江地区。

（本文原刊于《解放战争时期右江地区党史资料选编》）

作者简介：

余明炎，曾用名余铭艳（1916～1998）　广东省博罗县人。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教育系。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教育事业。1937年参加北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广州分队。历任中山大学青年抗日先锋队秘书长，中共广州市委候补委员，广东廉江县委书记，越南华侨工委委员，桂滇边工委委员，广西右江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滇黔边纵队桂西指挥部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任桂西壮族自治区文教局局长，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教卫办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等职，兼任第一、第二、第三届广西教育学会会长和第四届名誉会长，第一、二届广西高教学会会长。是第四、第五届广西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余明炎教育文选》等书。

广西革命回忆文选：余明炎的艰难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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