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革命回忆文选：三山雄峙，敌胆丧

三山雄峙　顽敌丧胆

陈　华

到北部湾畔去

1946年9月，我由中共茂（高州）电（白）信（宜）特派员调任钦廉四属（即钦县、合浦、防城、灵山）的特派员。当时，温焯华代表广东区党委向我布置工作说，你去四属的任务有三：一是负责恢复四属党的组织关系；二是审查“烟铺事件”，负责作出结论；三是发展武装斗争，建立以十万大山为主的根据地。此后，直接向广东区党委（后为香港分局）请示汇报工作。

我接受任务后，于9月初到达北海，以商人身份出现。通过廉北联络员廖铎接上各县的党组织关系。当时四属虽因“烟铺事件”停止了党组织的关系，但各县仍设有联络员，钦州、防城是谢王岗、卢文，谢王岗为主，合浦、灵山是谭俊、陈铭金，谭俊为主。我还通过廖铎接上一些主要地区如合东南、合中北、小江寨圩、灵东北等的组织关系。谢王岗来北海向我汇报过工作，我也亲自去东兴检查和布置工作。在北海市有了立足点后，我就着手执行组织交代的三个任务。

关于恢复四属党组织关系问题，我来前有好些同志已做了不少工作，有的地区已恢复了组织关系，我到后作了全面的正式复查，还深入部分地区实地考查。了解到这些党员、干部和战士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不怕危险，不怕牺牲，顽强地坚持斗争。我深感这样的党员、干部、战士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于是正式承认他们已恢复的关系，未恢复的继续审查恢复。11月恢复一批，12月又一批，两批共50多人，都是我负责正式恢复和报告广东区党委的。这50余人都是坚持武装斗争和地方工作的领导骨干，至于其他的人员则由这些领导骨干负责恢复。1947年4月，我到香港分局汇报工作时，已基本上全面正式恢复了钦廉四属党的组织关系。

关于审查“烟铺事件”作出结论问题。因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已调离，加上处在游击环境，特务未抓到，又无敌人档案材料可查等条件限制，当时不可能作全面的结论。但事件的性质，经我们深入审查，基本已弄清楚。可以肯定不是内部问题，而是由于原四属党组织负责人的政治思想麻痹，违反秘工条例（如带特务陈干材到自己以经商作掩护的烟铺），后来发现问题又未及时提高警惕，采取果断措施，以致发生烟铺工作人员被捕，联络站被破坏的事件。这一事件与四属广大党员无关，四属党组织是纯洁的、可靠的、经得起考验的。对“烟铺事件”性质的基本结论，我专题向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作了汇报，林美南代表分局表示同意，并批准我负责审查和恢复关系的50多名党员名单。因为正式恢复了党组织关系，以前的各级联络员遂改为特派员，并给予他们发展党、建立党组织的职权，随后便建立和恢复了部队和地方的一些党支部。

四属部队会师十万大山

日本投降后，四属地区的武装斗争从未停止过，广大干部战士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前赴后继地顽强战斗。1946年冬，分散在四属各地的游击队，听到我们传达上级党委关于恢复和发展公开武装斗争的指示后，十分高兴，纷纷利用各种方式方法扩军增枪。为了建立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我和谢王岗、谭俊决定合浦、灵山两县游击队的主力西进十万大山。1947年2月，西进队伍三四百人，克服种种困难到达十万大山，与钦、防农民翻身队百余人在稔稳会师。谢王岗、谭俊、陆新等主要领导人就发展十万山区的武装斗争和开辟游击根据地等问题作了研究和布置。决定苏显枢、徐永源所部与钦、防曾保所部协同向东发展，插进三波、光坡、企沙一带海区活动；莫平凡所部与陈生部协同，开往南区的潭耕、江那一线活动，梁振威所部由朱守刚率领，在北区的小峰、扶隆地区活动。分散活动后，各部队都打了不少胜仗，如袭击了江平乡公所，在企沙地区活动的部队，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的“三征”，为5月间三（波）光（坡）企（沙）人民武装起义打下了基础。此时，从越南回国的华侨40余人参加灵山部队，这一阶段，钦、防的革命形势得到迅速发展。

香港分局提出三山雄峙的构想

1947年4月，我从北海乘轮船到香港向分局请示、汇报工作。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尹林平亲自接见了我。他们指示：当前华南的武装斗争方针是从小搞到大搞，有条件大搞的可以大搞，条件尚未具备的要准备条件大搞。不管大搞小搞都要稳扎稳打，不能一轰而起，要注意政策、策略，不能乱打、乱杀、乱征。“愈乱愈好”的说法和做法是错误的。

在我汇报工作中，分局了解到合灵部队在横（县）南、贵（县）南、永（淳）南、兴业等郁江以南地区有活动，因此方方命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把桂中南的党组织关系交给我接收。并指示镇龙山（桂中南）、十万大山（钦防）和六万大山（合灵）三个地区的武装斗争要互相配合，互相援助，造成三山雄峙，互为犄角的形势。

我在香港接受任务后，四五月间，经广州、梧州到贵县。在贵县中学找到刘一桢，通过他把钱兴写给杨烈的亲笔信转给杨烈，并约杨来贵县见我，以便接收桂中南的组织关系。我因病住贵县医院，并等杨烈来见。但等了五六天仍不见杨来，乃由刘一桢向杨转达分局的指示，要求他们在江北搞起来，合灵部队将在江南配合援助，刘一桢派刘林影掩护我经南宁、钦州回北海。

我回到北海，首先向钦防负责人谢王岗传达分局指示精神，要求他们坚决地贯彻从小搞到大搞的方针，主要领导人要亲自到部队抓武装斗争，建立十万大山根据地。我叫谢迅速把东兴、芒街的秘密交通站交给廖铎，并通知合灵部队从十万大山回师合灵，开辟六万大山根据地。我也即着手在北海开的“商店”的收摊工作，准备进入游击区，并命廖铎在半月内到芒街去履职。但廖铎不按期离开北海，以致被捕（后叛变）。廖被捕的原因是由于在“烟铺事件”中被捕过的陈普坤叛变出卖组织的结果。

我离开北海到达合东南六湖时，恰逢合灵部队主力一部，也回到了此地。于是我和谭俊、陆新一起组建了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团，团长陆新，政委陈明景。其后，该团按原计划攻打敌据点东城乡公所。其后，敌人从西、北方向压来，二十四团退至滨海山口，陷入受围险境，后向廉江方面突围成功（突围中我方伤亡4人，我的警卫员陈亚肥不幸牺牲），在青平与廉江部队李树德会师。这时已是6月下旬了。

在此之前，我任命谭俊为灵（山）横（县）永（淳）边特派员。要他组织灵山部队配合横北起义，并把江南（主要是横南）的组织关系接过来。这时我们已决定把钦廉四属和桂中南武装部队编成团或营，灵山部队编为十八团，横北部队编为十九团，防城部队编为二十团，钦县部队编为二十一团。二十二、二十三团的番号留待以后机动使用。

我到了廉江，很快就和原中共南路特派员温焯华、吴有恒联系上，分局派来的代表林美南和钱兴当时也在廉江。我向林简要地汇报了执行分局指示的情况，并谈到桂中南的关系已接上，他们要求派干部去支援。林说，你这边的干部比他们那边多些，应给予解决。不久，我们就决定派陈符隆（林夏）、钟古、朱伟等三个县团级干部到桂中南工作。二十四团在廉江活动20多天，在这期间，曾在东福山与兄弟部队一起，在吴有恒、欧初的统一指挥下击退来犯之敌。我向林美南、钱兴辞行时，林吩咐我要设法搞好设在中越边境芒街的交通联络站，以便密切与分局联系，并要我再派人去找大周（周楠），你那边的领导关系由他定。林还送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书给我，钱兴也从书包里拿出刘少奇的《求同存异》和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农村阶级分析》等党内文献给我。这些宝贵的文献，成为我们回到白石水开展整党、整风的重要思想武器。

创建合灵南中心根据地(www.chuimin.cn)

我们率领二十四团离开廉江沿合浦、博白边境回四属，沿途同敌人的阻击部队多次作战，马子嶂南的白莲寺之战，连长邓振松等6人壮烈牺牲。最后经南山顺利地渡过南流江回到合浦老区——白石水。

1944年冬至1945年白石水武装斗争受挫后，反动派的气焰十分嚣张，实行连保连坐、并村围闸，建立起乡队保队，地方恶霸还筑起大大小小的堡垒，群众称之为“祝家庄”。他们经常放哨、设卡，派出暗探、狗腿抓人。二十四团回来后，群众见到子弟兵个个生龙活虎，武器整齐，很是喜出望外。他们流着眼泪向团长、政委诉说衷情，迫切要求打道耽、鳌神水等敌据点。但要拔掉这些钉子又谈何容易！由于我们无攻坚武器，敌人可以凭借碉堡，坚守一天半日，待援兵一到，我们就拿它没办法。为了解决攻坚武器，我们千方百计地学制地雷，并且取得良好的效果。第一仗打道耽，接着又打鳌神水。我们采取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的办法，瓦解了保安队，拔除一些“钉子”。这样，白石水的革命之火又熊熊燃起，税收征粮广泛开展起来，给养逐渐得以解决，日子也比以前好过了。

在开辟和巩固根据地的同时，我们开办了整党整军训练班，有连和区级以上负责干部30余人参加。学习我从廉江带回来的那些文献，着重进行红色割据、建设根据地和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教育，联系实际，总结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了大家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训练班结束后，即组织干部和武装队伍向钦灵边的伯劳一带发展。这时受我党教育和影响较深的进步人士陈学海等写信，建议我们成立人民政府，实行减租减息。我们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1947年9月成立了合灵南区军政府，代主席陈志云（陈明景）、副主席苏显枢。军政府实行了“二五”减租和颁布了税收、征粮条例。根据地逐步扩大，合钦灵边和合东南地区逐步连接起来。

十八团、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一团、小江独立营等部队，在此半年中积极对敌作战，工作开展得很快。总之，1947年下半年是四属和桂中南工作大发展的时期。如钦防党组织发动三光企起义，控制了北部湾的企沙半岛，部队发展到1500人，加上合灵部队1300人，四属总兵力即有3000人枪。

策应桂中南起义

1947年七八月间，谭俊在灵山芳龙召开十八团干部会议，传达贯彻香港分局的四月指示，决定从灵山进军横县、永淳，策应桂中南起义，协助桂中南党组织创建镇龙山游击根据地。8月下旬，十八团400余人冲破敌人的阻截，挺进横南。9、10月间，杨烈、陈清源、刘一桢、张声震、韦敬礼等发动横县、上林、武宣武装起义，攻占了两个区公所、19个乡公所，组建了十九团等几支游击武装。由于南北同时发动进攻，曾使郁江航运交通中断。桂系当局大为震惊，迅速调集兵力，企图把革命的熊熊烈火扑灭。为了牵制敌人，减轻刚刚起义的江北部队的压力，十八团和横南独立大队于9月11日拂晓突袭郁江南岸的重镇江口，摧毁龙门乡公所，打击了横北之敌，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推动了各地武装斗争的迅速发展。

桂中南地区的上林和贵（县）武（宣）起义的队伍，由于距离较远，没能和六万山、十万山的人民武装相配合，回旋余地小，不久都被强敌打散，转入分散活动。横县起义队伍数百人很坚强，成为桂中南人民武装的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十万山区的上思、爱店也举行起义，十万山、六万山、镇龙山三座大山的周围烽烟四起。粤桂两省的反动派惊慌万状，纠合了两省的保安团、警察大队、民团及地方反动武装近万人的兵力，对四属和桂中南各地区进行疯狂“围剿”。在此危难之际，我与二十四团团长陆新于1947年11月率领部分队伍赶到横南。经与谭俊、陈铭金、莫平凡等商议，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粉碎敌人的“围剿”。这时桂中南派来的代表陈清源，在横南的搭竹村与我和陆新会商，决定横北十九团主力尽快暗渡郁江，撤到六万山区。同年底，十八团和十九团的主力都顺利地甩掉敌人，渡过郁江，转到合灵地区，协力开辟六万山根据地。

十九团渡过郁江后，我考虑到团长杨烈是桂中南地区全面工作的负责人，要他回桂中南去领导全地区的斗争，十九团由副团长刘一桢负责。杨烈在合浦白石水期间，我曾向他传达香港分局的指示，并结合桂中南实际，共同总结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大家一致认为开展武装斗争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杨烈回到桂中南后，用武工队“挖塘养鱼”的方法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使桂中南的武装斗争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十九团在廉江过春节后，根据上级党委关于举行东西征的指示，暂归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指挥，和新一团一起西进十万山区，配合二十、二十一团建设十万山游击根据地。该团路经灵南谷埠时，我曾赋诗勖勉：“春寒料峭老鸦啼，送别故人谷埠西。预祝铁骑征万里，凯旋邕水洗征衣。”十九团在十万山南北转战一年，屡立战功，后于1948年底，分批回师桂中南。这支久经战斗锻炼的队伍，成为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的主力。

敌进我进　开辟新区

1948年春节后，两广保安队二个团，加上地方乡保队、民团等共四五千人，对我根据地——白石水和武利江两岸进行“重点扫荡”，妄图围歼我主力，并把刚诞生的人民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当时我在白石水召集了六万山区的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分析敌人的意图和提出我们的对策。一致决定：主要方针是敌进我进，二十四团主力从中心活动区打出去，到敌兵力薄弱地区开展活动。领导干部分散深入到各地区，东南是我和陆新、卢传义、徐永源、朱伟，西南是陈明景，西北是朱兰清、李廉东，东北是谭俊等。任务是牵制和伺机打击敌人，开辟新区，巩固老区。同时要求灵山的陈铭金、莫平凡、梁干等在灵山、横县、永淳、贵县、兴业六县边境地区积极活动，有机地配合作战。对小江的独立营，也给宁业富作了同样的布置。

在半年多的反“围剿”斗争中，各区部队都执行了正确的方针，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合东南地区镇压了一批反动头目，同时派出武工队开辟了福成、闸利、常乐等新区，使公馆、白沙、合博边的老区和南康老区基本上连成了一片，逐渐形成对合浦县城和北海镇的包围态势。合灵边由陈明景、朱兰清、李廉东带领队伍向西南发展，开辟了合钦边新区并与西场老区连成一片。由谭俊带领的一支队伍向合东北发展，开辟了新区，牵制和打击敌人，取得显著成绩。灵山方面的部队在六万大山的六县边界地区，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开辟了广阔地区。桂中南的部队在杨烈、陈清源等领导下，用武工队形式，扎扎实实地发动群众，到1948年下半年，开辟了横北、上林、镇龙山、宾（阳）、永（淳）横（县）边、武（宣）贵（县）边等几块游击区，活动地区扩大到八个县约40%的地区。到年底，十九团从十万山区回师横县后，整个桂中南的局面从根本上转变过来，武装队伍发展到800余人。

1948年夏秋的反“围剿”斗争中，钦廉四属和桂中南的广大地区出现黑了西方亮东方，黑了北方亮南方的大好形势，一些暂黑过一阵子的地区如横县、上思、武利江等，不久又比以前更亮了。而敌人则逐渐失去“扫荡”的能力了，六万山、十万山、镇龙山三山鼎峙的局面已基本形成。1949年，在中共粤桂边区党委的领导下，分别成立了六万山区、十万山区、桂中南三个地委和粤桂边纵队第三、第四、第七、第八4个支队，拥有主力武装1万余人。这一切，都是上述三地区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香港分局（后改称华南分局）和粤桂边区党委的正确指示的结果。

（本文原刊于《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广西武装斗争》）

作者简介：

陈华（1913～　　）　福建上杭人，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地下党工作。历任合浦和钦廉四属党的特派员，六万山地委书记，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合浦地委副书记，广东省科协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