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指引我走上革命的道路赵明坚1943年秋,我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不能继续在南宁广西省立女子中学升学,回到了家乡明江。在黄友生同志的指导下,我开始在劳动妇女中进行革命工作,把自己所知道的革命道理告诉最友好的姐妹,使他们懂得阶级和阶级剥削,懂得国民党反动派、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是人民的敌人,也是妇女的敌人。......
2024-03-31
“挖塘养鱼” 开创新局面
杨 烈
桂中南地区控制着邕(南宁)柳(州)、邕玉(林)两条公路干线和邕梧(州)航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解放战争中,敌我之间争夺这一地区的斗争十分激烈。这一时期桂中南的游击战争,历经了大搞,小搞,再大搞直到解放的曲折过程。“挖塘养鱼”是小搞阶段的一个重要方针。
大搞变小搞 “挖塘养鱼”
1947年4月,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在横县陶圩乡六秀村召开广西各大区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关于在蒋管区开辟第二战场的指示,通过了“一切为着准备武装起义而斗争”的决议,并且将广西划为若干个边区和地区。钱兴同志指示建立贵县中心县委,领导横县、贵县、永淳、武宣、宾阳等5个县(后发展到上林、来宾、迁江共8个县,统称桂中南地区)的工作,指定我任贵县中心县委书记(在此之前我是横县县委书记)。同年5月,桂中南党组织划归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陈华领导,后归粤桂边区党委领导。
在横县会议的精神鼓舞下,9月3日,横县首先爆发了六秀起义。起义队伍一举攻克陶圩、莲塘、青桐、飞龙等圩镇,全部解放西区、上北区和上南区。起义队伍暂名粤桂边横县人民解放军,下辖3个大队,9个中队,人枪800,轻重机枪30多挺。后来,经上级批准,编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团,团长由我担任,政委陈清源,副团长刘一桢,政治处主任韦立仁。横南独立营划归灵山十八团领导。9月16日,上林举行古蓬、思吉起义。10月4日,武宣与桂中同时举行中秋起义。接二连三的起义,形成了桂中南地区革命高潮,出现了大搞局面。但是,由于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和其他原因,上林和武宣的起义队伍,不久就被敌人打散了。只有十九团始终保持着300左右人枪的队伍,在横县西区和上北区继续同敌人周旋。12月以后,广西各地的起义先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挫折。国民党政府集中两个保安总队对我十九团进行重点“围剿”。12月29日,我们在快龙村同敌人发生前哨战,黄昏撤出战斗,退驻龙平乡七生村。团领导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敌情,确定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敌人的企图是以优势兵力,把我压缩于郁江北岸,加以围歼。我们的回旋余地太少,给养也日益困难,为了避开敌人的打击,减轻群众的负担,主力必须迅速突出外围,留下小量部队,坚持斗争。然而,在突围的方向上却有不同的意见:一部分同志主张北上镇龙山,说是那里山高林密,方圆几百里,有回旋余地,还便于随时打回横县来;另一部分同志则主张南渡郁江,向粤桂边区主力靠拢,争取时间整训,以后伺机打回来。经过研究,认为镇龙山地理条件虽好,但群众工作基础差,人烟稀少,军需给养困难,而且孤立无援,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讨论结果,一致同意由我和刘一桢等同志率领主力南撤,由陈清源、梁德两同志带领25人的突击队留下坚持斗争,并派张声震同志到宾阳去联络各县,策应横县的斗争。这次会议的决定,是横北以至桂中南游击战争中一个带有战略性的重大决策,对后来的游击战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天晚上,十九团主力300人左右拉到靠近江边的上灶村隐蔽,30日,在莫平凡同志率领的十八团协助下,乘夜安全渡过郁江。牛儿塘一战,击退并甩掉尾追的敌人,随即南下灵山、合浦,东进廉江。在廉江与兄弟部队会师时,支援兄弟部队轻机枪6挺。以后十九团和新一团组成西征支队,开赴十万大山。从此,我们就开辟了两个战场:一个是团主力协同兄弟部队开辟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另一个是突击队坚持横北地区斗争。
我和刘一桢等率领十九团主力到达合浦白石水时,见到了陈华同志。他决定由刘一桢和林立(韦立仁)两同志率领队伍东进,我返回桂中南地区坚持斗争。陈华同志传达了香港分局的指示,主要精神是:要用武工队的形式,发动组织群众,打击反动分子,消灭小股敌人,巩固老区,开辟新区。
我回到横县时,突击队已经发展到将近70人枪。他们不但避开了敌人春节前的大“扫荡”,而且歼灭了一股10多人的民团,首创缴获敌人机枪的纪录;袭击莲塘区公所,又弄到了一批美国救济物资。我们在传达、讨论分局指示的同时,总结坚持横北地区斗争的经验,肯定七生村会议的决策是正确的。留下突击队坚持斗争,实际上已由大搞变小搞了。但这是出于形势所迫,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并不明确是方向性的转变。听了分局的指示,总结自己的经验,始知其所以然,才变成自觉的行动。
为了使广大群众和全体指战员易于理解上级的指示精神,我们提出了“挖塘养鱼”的口号。“挖塘”与“养鱼”的关系,即群众基础与建立武装部队的关系。有多大的群众基础,就相应地建立多少武工队。也就是:大塘养大鱼,小塘养小鱼,无塘不养鱼。这个口号真灵,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从此,我们的武装斗争,日益兴旺发达起来。
东山再起 恢复老区 开辟新区
为了更好地贯彻“挖塘养鱼”的方针,1948年2月下旬,我们把突击队改编为三个武工队。留两个武工队在横北,由陈清源和刘檀指挥,坚持老区,发展新区。另一个武工队由梁德和韦凌霄领导,随我挺进镇龙山,恢复老区,开辟新区。我们在镇龙山召开上林、武宣、贵县、宾阳等县地下党负责同志的会议,传达香港分局的指示,总结横县、上林、武宣起义的经验教训,介绍横县坚持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东山再起,恢复老区,开辟新区”的口号。要求这两类地区都要深刻领会“挖塘养鱼”的方针,结合本地区的特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开展武装斗争,坚决打开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由于方向明,决心大,方针对,桂中南地区的武装斗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的武工队,在上林、武宣等老区又活跃起来了。宾阳、贵县、永淳、来宾、迁江等没有举行武装起义的县份,武工队也从无到有,相继诞生了。而且不管老区新区,都像蜜蜂分群一样,越来越多,逐步形成大地回春、百花盛开的局面。1948年7月,我们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撤销贵县中心县委,成立桂中南地工委,仍由我任书记。
“枪打出头鸟” 建立两面政权
“挖塘养鱼”,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对付白色恐怖的问题。横县十九团主力突击外围,上林、武宣起义被打散以后,敌人在这些地区恢复了统治,设立区、乡两级自卫队,加强特务活动,专门监视、侦察和频繁地“围剿”游击队;收买地方反动分子,捕捉我分散活动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迫害游击队家属,悬赏通缉游击队各级领导人;实行五户联保,筑墙设闸,放哨守卡,发现武工队即敲梆报警。更毒辣的一手是敌人妄图割裂游击队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普遍强迫群众登记自首,声明脱离同游击队的关系。到处张贴所谓“通匪、济匪、窝匪者与匪同罪”的法令,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游击区。
我们对付白色恐怖的办法,第一,多宿山,少住村,尽量避免群众遭受损失。举个例子说吧!有一天晚上,武工队进驻横县上西区露林村,秘密住在一间大房子里。第二天,敌“扫荡”队一个中队恰巧也开进了这个村。我们本来可以打它个措手不及,但考虑到对群众不利,非万不得已还是不打为好。我们和群众商量,结果由群众买酒“热情”招待敌人,同时也悄悄地分给我们一份。晚上,老百姓把全村的狗都关好,让我们一声不响地撤离,而敌人还在做梦呢。
第二,“枪打出头鸟”。枪决最反动的村长以及向国民党政府通风报信的反动分子,没收其财产,公布其罪状,杀一儆百。横县的武工队先后处决了4个村长、3个反动分子,上林的武工队杀了恶霸韦建文父子之后,又消灭了20多个村长和反动分子,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就被打下去了。(www.chuimin.cn)
第三,搞两面人物、两面政权。在“枪打出头鸟”,把敌人的反动气焰压下去的同时,对一般区、乡、村长,我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拉线,软硬兼施,又打又拉,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逐步打开新的局面。由于群众工作的基础日益扩大和巩固,两面政权的普遍建立,我们就有条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过去敌人强迫群众联防报警,对付游击队,现在我们利用两面政权,通过我们的基本群众,对付敌人。如布置群众在远离我们武工队驻地的地方敲梆向敌人报警,等敌人赶到,敲梆的群众说:“游击队已走了。”弄得敌人到处扑空,疲于奔命,而我们的武工队则吃睡都安全。
第四,虚张声势,让敌人坐卧不安,使群众受到鼓舞。我们不仅在横县,还在桂中南地区各县,大张旗鼓地宣传十九团的主力要从十万大山打回来的,对作恶多端的反动派总有一天要算总账,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谁好谁坏,子弟兵的亲属是一清二楚的。在白色恐怖弥漫的岁月里,这个宣传的政治影响很大,一方面反动派害怕,另一方面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
第五,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干部。白色恐怖对每一个革命者都是严峻的考验。而且在“挖塘养鱼”的方针指导下,工作开展较快与骨干不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我们采取分期分批轮训干部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干训班有党训班、群干班、妇干班三种。在白色恐怖、战斗频繁的情况下,干训班只能是见缝插针,短小精悍的。训干内容根据不同对象、不同时间而有所侧重。领导亲自编写教材,并且以身作则,学习有关理论,提高思想认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各班的学习内容,虽然有所侧重,但群众路线的问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问题,都是各班的必修课程。我们就是这样解决了游击队骨干不足的问题,也为解放后接管政权培养出大批人才。
在敌人严重的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我们就是靠这五条办法,打开新局面的。
争取群众 粉碎敌人“放塘捉鱼”的阴谋
我们“挖塘养鱼”,敌人妄图破坏我们与群众的鱼水关系,企图“放塘捉鱼”,这是极其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认为,破坏我们与群众的关系,是拿手的把戏,是大力推行所谓自首政策。他们不但强迫参加过起义的人员自首,就是同起义队伍吃过一餐饭,或者支援过游击队一升米、一把菜的群众,也要登记自首,承认错误,表示从今以后同游击队断绝一切关系。国民党反动政府一方面对自首群众表示“宽大为怀,既往不咎”,自首了就算;另一方面对不自首的群众“严惩不贷,决不姑宽”,捉到就杀。我们分析,已经自首的群众为数不少,而且事态还在发展,如果让敌人的阴谋得逞,那么我们的武工队将无立足之地。我们还认为:第一,多数群众始终没有交枪,交枪的只是个别的;第二,他们不做有损于革命的坏事。这就证明群众仍然跟着我们走,自首是被迫的,只是权宜之计。于是我们决定继续枪打出头鸟,坚决把那些胁迫群众自首的反动分子打掉。同时,以十九团的名义发表《告自首人们书》,揭露敌人的阴谋,指出向敌人登记自首的人们绝大多数是被迫的,出于不得已的;表明我游击队既往不咎;宣传主力要打回来,欢迎他们继续参加游击队,或参加后援会以及其他地下工作,坚持斗争,共同打击敌人,争取最后的胜利。同时警告那些叛徒、特务,要他们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否则决没有好下场。这个《告自首人们书》在桂中南地区各县广为散发和宣传。曾几何时,敌人“放塘捉鱼”的阴谋终以失败而告终。
健全后援会 支援游击战争
“挖塘养鱼”的指导方针最本质的东西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支援游击战争的问题。桂中南地区各县的群众组织,横县叫解放军后援会,宾阳、贵县叫解放同志会,上林叫“三抗”(即抗征兵、抗征粮、抗征税)会,永淳叫同心会,形式各有不同,但内容一样,都是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游击战争。
横县的后援会,入会需会员讨论通过,发给会员证,并有县、乡、自然村三级组织。各级会长均由有威信又精练的人充任。1948年5月25日成立的县后援会,陈清源任会长,开明士绅蔡子蕃任副会长。蔡子蕃同志负责日常工作,为支援游击队做出不少贡献,后来入了党。
后援会的主要任务,一是征粮、借粮、购买弹药和药品,帮助游击队解决军需给养问题;二是了解敌情,收集和传递情报,帮助游击队搞好交通联络。有了后援会,游击队不仅筹粮、筹款有了保证,而且消息灵通,对敌人的情况基本做到心中有数。在横县打好多胜仗的情报,大多数是后援会供给的。在其他各县,也是群众组织供给的,筹粮、筹菜的问题也如此。“挖塘养鱼”,“小塘”连成“大塘”,“大塘”连成“湖”,大鱼小鱼游来游去,自由自在,造成敌人灭顶之灾,把他们一个个淹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组织拳头 准备大搞
1948年12月22日,西征十万大山的十九团主力回师横县,群众看到主力回来,迫切要求大搞。在十万大山锻炼一年的指战员,也跃跃欲试以报答亲人。桂中南地工委因势利导,决定各县集中精锐武装,形成小拳头,积极向敌人发起进攻。横县利冲坳一战,全歼西区自卫队30多名,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30多支。在宾阳叠寺村,十九团教导连和宾阳、武宣、贵县的武工队联合打保安第一团李克辉部,毙敌70多人,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50多支。横县那良独屋村伏击,击毙区长陈济平。长冲坳再战,全歼包括副区长李兆汉在内的下西区自卫队,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10多支。上林游击队击溃县民团副司令范益清指挥的“扫荡”后,该民团瓦解;攻打巷贤乡公所,活捉到副乡长。和平接收北更乡自卫队全部武装。宾阳武工队捕杀了一些乡长等等。这一连串的新胜利,把不少区乡的敌人压缩在据点里面,我们的游击队则活跃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大搞的条件逐步成熟。
1949年6月,我到南路向粤桂边区党委汇报情况、请示工作时,我们已造成以镇龙山为中心,把横县、永淳、宾阳、上林、贵县、武宣、来宾、迁江各县连成一片,占这几个县面积40%、人口20%的游击区,全区拥有机枪36挺、步枪900多支,指战员1200多人。边区党委认为桂中南已具备大搞条件,应该克服缩手缩脚的保守思想,集中兵力,放手大搞,坚决地、主动地向敌人进攻。边区党委批准改桂中南地工委为地委,地委书记仍然由我担任。同时指示建立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由我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韦盛经任副司令员,陈清源任副政治委员,刘一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大搞。最后配合南下野战军,完成解放桂中南地区的历史使命。
(本文原刊于《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广西武装斗争》)
作者简介:
杨烈(1911~1992) 原名莫堇新,曾用名莫朗,广西融安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桂林高中支部书记,广西学生军党总支书记,柳庆区副特派员,桂滇边特支书记,中共横县县委书记,贵县中心县委书记,桂中南地工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共南宁地委副书记,百色地委书记,自治区农林局副局长、局长,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办副主任,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兼党史办主任等职。著有《杨烈战斗历程》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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