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师院地下党与民盟并肩战斗的历程

2024-03-31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风雨同舟——忆南宁师院地下党和民盟组织并肩战斗的历程梁成业1942年冬，我到柳州，受聘在私立黄花岗纪念学校任教。当时民盟成员情绪很高，民盟组织也决定积极投入运动。众多的师院同学闻讯赶到，准备还击。为避免损失，同学们接受谢厚藩、谭丕模、汪士楷等教授的意见，取消原定游行，只举行罢课。“护院”运动结束不久，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于7月上旬在南宁逮捕了师院的杨荣国、张毕来两教授和高言弘同学。

风　雨　同　舟

——忆南宁师院地下党和民盟组织并肩战斗的历程

梁成业

1942年冬，我到柳州，受聘在私立黄花岗纪念学校任教（该校由福建同乡会、福建籍知名人士和爱国华侨集资，按集美学校模式筹建）。在这里，接触了一些进步朋友，对桂林师范学院（简称师院）的教授阵容和进步力量曾有所闻。1945年8月，日寇宣布投降，柳州、桂林光复。我慕名从柳州到桂报考师院，结果被录取了。从此，我在师院过了整整四年的时光。在党的领导下，一面读书，一面进行革命活动。

由于六合路师院的旧址被毁，商借王城独秀峰山麓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的旧址作为临时校舍，因而开课较迟。我入学不久，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师院还有一些同志也是跨盟党员，但在盟内均未公开身份）。在地下党方面，1948年7月后，我是师院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在民盟方面，我先后参与师院和广西省民盟组织的领导工作。当时民盟是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鉴于桂系当局对民盟的活动较为“松动”，不少工作由民盟出面去做。我这个跨盟党员，既完成盟组织的任务，又在盟组织中贯彻党的意图，协助民盟开展工作。

抗战胜利后，师院由于地下党的基础较好，民盟的力量较强，知名进步的教授较多，政治、学术民主空气较为浓厚，是桂林学生运动的主力之一。国民党政府为了削弱桂林的民主力量，分化瓦解学生运动，不顾师生的反对，于1947年2月将师院迁到南宁（其中一年级学生已先于1946年9月到南宁上课）。

师院迁到南宁后，各方面条件都不如桂林，因而引起了师生们的不满，1947年5月初，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通知将师院改名为国立南宁师范学院。接着，行政院公布《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教职员的待遇和学生的公费（伙食费）比桂林低了两级。这如火上浇油，增添了师生们对南迁的不满，同学们自发贴出大量海报、标语，发出了反对“更改院名”、“维护师院光荣历史”、“反对不合理待遇”的呼声。师院党组织早有开展斗争的准备，决定因势利导，以反对更改院名、反对不合理待遇为主要内容的“护院”运动，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爆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洪流汇合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根据党组织的意图，我以民盟员的身份，积极在盟内活动。当时民盟成员情绪很高，民盟组织也决定积极投入运动。

当时，师院的教授会、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均掌握在党和盟组织手中。于是决定由学生自治会出面领导，教授会加以配合，以合法斗争为主要形式开展斗争。李德韩、谢兆麟和我当时是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学生代表会主席团成员），根据大多数同学的意愿，于5月16日召开全体同学大会，通过了几项决议，其中有：致电教育部要求收回更改院名命令；致电行政院要求提高师院公教人员待遇和学生公费；从次日（17日）起罢课三天，以显示决心，要求部、院10天内答复，如得不到解决，则继续罢课；成立学生护院行动委员会（简称护委会），在学生自治会领导下开展护院工作。教授会也在当天晚上举行会议，决定支持学生的行动，电请行政院、教育部按桂柳区确定教职员和学生的待遇。在进行罢课过程中，学生会还要求同学们抓紧时间自学，请教授给予辅导，努力完成自己必修和选修的学分。

其后，地下党组织和民盟组织通过各自的渠道进行发动工作，并号召党员、盟员发挥骨干作用，以保证运动的顺利开展。罢课的第一天，护委会和教授会除分别致电教育部陈明罢课缘由外，还分别在师院召开了南宁各界人士招待会和记者招待会，在两次招待会上，都严厉批驳了反动派对护院运动的诬蔑。一些进步教授也理直气壮地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师院所散发的《告全国同学书》等传单，多数是由党员、盟员起草；派往桂林向省政府、省参议会交涉和到西大等大中院校争取支持的代表中，也有一部分是党员、盟员。由于党、盟的紧密配合，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护院运动得到了南宁、桂林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正当“护院”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南京发生了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五二○”血案，5月下旬，北大、清华等校发出号召：在6月2日全国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罢课和示威游行。师院地下党决定联合全市各中学统一行动。通过学生自治会秘密邀请八所中学的学生会代表到师院开联席会议，通过了南宁院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宣言，决定6月2日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

6月1日晚上，南宁初中部分同学不明真相，在某些反动分子煽动下，以收回校舍为名，向师院附中女宿舍发起突然袭击（附中暂借南宁初中宿舍住），附中几个女同学受伤。这是反动当局策划的破坏“六二”罢课游行阴谋的一部分。众多的师院同学闻讯赶到，准备还击。在这紧急关头，学生会的同学提出，找南初校长谈判，并当场向双方群众宣布，使对立情绪缓和下来，事态没有扩大，反动当局的阴谋没有得逞。“六二”前夕，师院地下党组织得到消息说，南宁反动当局策划部分学校在6月2日举行反游行，制造冲突，借机镇压。为避免损失，同学们接受谢厚藩、谭丕模、汪士楷等教授的意见，取消原定游行，只举行罢课。对这一改变，有同学提出坚持游行，认为桂系当局不敢在这时候进行镇压，只不过是放出空气恫吓我们而已，我们不应因此而退缩。经地下党组织（通过党员）反复说桂系本质上是反共的，只是程度上时有差别而已，我们不能不提防，最后大多数同学同意不游行。

6月2日，举行罢课和在校内外宣传的除师院外，还有师院附中、西江学院、南宁高中、南武师范、女子师范、尚实中学等院校，这在南宁和广西引起很大的震动。

“六二”过后，所有罢课的学校都恢复上课，师院由于“护院”运动所提出的要求未得到答复，罢课仍在继续，学生的斗争情绪仍很高昂。师院的这场斗争惊动了南京政府。6月初，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派督学唐惜芬专程来南宁处理这件事（后任院长），使师生的要求部分得到满足。至此，“护院”运动暂告一段落。(www.chuimin.cn)

“护院”运动结束不久，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于7月上旬在南宁逮捕了师院的杨荣国、张毕来两教授和高言弘同学。杨、张是广西民盟的领导成员，也是跨盟的党员，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俩的党员身份。为了营救他们，师院地下党、民盟组织和进步教授发动全校师生大造舆论，并由学生会、教授会出面，多次向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和南宁专署交涉，还派人到桂林与各方面人士联系。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桂系当局终于在1948年5月释放了这三位师生。

1947年10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总部被解散。广西省民盟和师院的民盟组织被迫暂时停止组织活动，但所有的盟员没有一人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向当地政府登记（当时广西省民盟个别主要领导人是公开的，其余人员均处于地下状态）。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会议申斥了蒋介石政府的反动行径，决定重建民盟领导机构，恢复活动，号召全体盟员“为彻底摧毁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三中全会揭开了民盟历史的新篇章，民盟的奋斗目标和我们党近期的奋斗目标更加接近。这对盟员是极大的鼓舞。此后党与民盟的合作更紧密了。

同年4月，民盟总部通过在香港的周匡人同志（广西民盟领导成员，解放后1951年我在广州遇见他，才知道他当时已是中共党员）给叶生发同志（师院民盟组织成员）写信，转达了民盟总部对广西民盟和杨荣国同志的关心（杨当时还在狱中），并嘱迅速派人去香港汇报工作。由于不是假期，叶身为助教，不便去港，决定由我先去。我到香港后，也通过周匡人与盟总取得了联系，民盟总部沈钧儒和周新民同志分别听取了汇报（周当时是民盟总部代理秘书长，我也在那时听取了关于民盟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并听取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关于当前形势的谈话。回来后我向民盟组织作了传达，同时向地下党省城工委作了汇报。民盟的同志受到很大鼓舞。暑假期间叶生发同志也到香港一次。当时民盟总部决定恢复和调整民盟广西省支部，领导成员有：杨荣国、周匡人、宋云彬、叶生发和我（其中周匡人、宋云彬二人驻港），杨荣国负总责，叶生发管宣传，我分管组织，并决定把民盟组织全部转入地下活动。1949年1月我再去香港，把广西民盟组织恢复和活动情况向周匡人、宋云彬同志通报，并向盟总作了汇报。当广西民盟进行调整时，民盟总部还交待谭丕模教授也是民盟盟员，不一定都参加领导层，但民盟的工作，要经常和他商量。解放后得知，谭是一位老共产党员。

1948年底，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淮海、平津战役正胜利进行，蒋家王朝在面临全面崩溃的情况下，采取种种反动措施，加强长江以南地区的统治，以冀顽抗到底。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任命黄华表为南宁师院院长，妄图凭他的“才能”搞垮师院这座民主堡垒。师院地下党决定发动广大师生开展反黄华表斗争，把他赶走。刚恢复活动的民盟组织十分赞成，积极参与了这场斗争。

顽固而又狡猾的黄华表在地方某些反动势力的支持下，使尽浑身解数，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反扑，如下令停发学生伙食费，解聘进步教授，收买暴徒殴打进步学生、工友，电呈教育部下令解散师院等。地下党和民盟组织紧密配合，由学生会、教授会出面，通过出海报，散发告全省、全国同胞书及举行记者招待会，揭发黄华表镇压学生、摧残教育、贪污挪用学校经费等罪行；借为被迫离院的教授送行之机举行示威游行；举行“活命大拍卖”、“活命公演”，争取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利用桂系与CC派的矛盾，派代表到桂林向广西省政府、省参议会请愿，强烈要求撤换黄华表。经过激烈的较量，黄华表被迫于5月6日“辞职”，离开师院。在这场长达4个月的斗争中，党、盟同舟共济，休戚与共，并肩前进。

我在师院负责民盟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与教授盟员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叶生发同志，他是师院毕业生，留院任助教，与教授同住在一幢宿舍里，经常与教授盟员联系，不会引起特务的注意，而我和叶生发是老同学，彼此来往理属自然，所以党组织需要与民盟商讨问题，需要教授盟员配合的工作，在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去找他。必要时也直接和杨荣国教授联系，听取他的意见，在杨荣国未获释放前，民盟的工作都是和谭丕模教授商量作出最后决定的。民盟组织分工我负责学生方面的工作，杨、叶则负责教职员方面的工作，我们之间的合作相当好。

4年时间很快过去。1949年6月，我毕业离校，按照省城工委的决定，我以特派员的身份到梧州工作。至此，地下党广西省城工委书记陈枫同志与省民盟组织直接联系。解放后了解到，我走后不久，广西民盟组织叶生发同志和陈枫同志就接上了头。这段时间，师院的党、民盟组织同样合作得很好。盟员在收集情报、策反、护校护厂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因而为迎接解放军南下，为解放南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时光宛如逝水，匆匆已过了半个世纪，上面所提到的一些同志，还有一些未提及的同志，有不少已成为古人，而那一段斗争生活，总是难以忘怀，因此谨以这篇短文作为对已逝世的良师益友表示深切的怀念。

（本文原刊于《桂林文史资料》第36辑）

作者简介：

梁成业（1924～　　）　广西崇左县人。壮族。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毕业于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史地系。曾在桂林、南宁、梧州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梧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工交部长，梧州地、市委党委常委，市委副书记、书记，钦州地委副书记兼北海市委书记，南宁市委副书记，桂林市委书记。1979年12月起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顾问。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看山诗集》一书。

南宁师院地下党与民盟并肩战斗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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