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林地区解放战争时期的武装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玉林地区的武装斗争

林克武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粤桂南地委玉林五属分委领导的地区包括玉林、兴业、博白、陆川、北流、容县6个县。这一地区的武装斗争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一支队领导，是粤桂南游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玉林地区是新桂系集团主要成员黄绍　、黄旭初、夏威、韦云淞的家乡。20年代初，李宗仁曾在玉林搞“自治军”，他就是靠郁区地主阶级的扶持起家的。这个地区的反动势力根基很深，保甲制度、特务组织一向比较严密。

玉林地区的人民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从1925年我们党在广西建党起，这里一直有党的活动，红旗始终不倒。1930年，玉林县曾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1945年春，中共广西省工委代理副书记黄彰等领导博白、陆川、兴业、贵县的革命武装，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武装起义。但不久便因遭受国民党顽军的疯狂“围剿”而失败，博白县保存下来的武装280余人转入广东南路地区，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独立营，陆川县幸存的20余名武装骨干也转入南路坚持斗争。

坚持自卫斗争保存革命力量

1945年8月下旬，准备开往雷州半岛、海南岛等地“接收”的国民党第四十六、六十四军进入南路地区，妄图借机消灭当地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中共南路特委根据广东区党委提出的“坚持斗争、保存武装、保存干部”的方针，命令博白独立营返回该县南部地区坚持自卫斗争。陆川的同志因当地暂不具备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由我（时任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团政治处主任，返回广西后不久任特支书记）带领，分批返回广西，分别转移到玉林五属、桂南、桂东、桂西从事地下活动，积蓄革命力量。

当时，全省仅博白县有我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特别惹人注目。国民党广西省政府连续电令玉林专署和博白县政府，严密“堵剿”，反复“清乡”，妄图扑灭这革命的星星之火。当时，群众担惊受怕，不敢接触游击队，使博白独立营的处境十分困难，指战员只能住窑洞、宿山林，晚上才能进村做群众工作，给养无着，靠稀粥、红薯、南瓜、野菜度日。大家说天天“照相”（稀粥可以照出人影），但不能“擦枪”（没有油吃）。冬天没有棉衣、棉被，只能靠盖稻草过夜，大家说这是“金针（黄花菜）炖斑鱼”。由于长期挨冻受饿，缺医少药，许多同志患病，有的还被疾病夺去了生命。独立营的指导员以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敢为天下先，英勇地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采用伏击、突袭等战法，先后镇压了龙潭区清乡副司令庞桂山、博白县自卫大队副、特务张九铭等反动头目。1946年农历元宵节，独立营组织一支20余人的精干小分队，化装成赶圩的群众，混入圩内，突袭松山乡公所，毙俘敌副乡长以下5人，缴获长短枪5支，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孤军作战、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独立营为保存力量，有时采用“蛰伏”的策略，组织一次军事行动后，即分散隐蔽，“偃旗息鼓”，以麻痹敌人，从而使部队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得以保存，活动范围有所扩大。

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民游击战争的指示，以开辟敌后战场，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的作战。4月，我根据粤桂边地委（原南路特委）的指示，通知特支所管辖的党员，立即从广西各地返回南路，参加武装斗争。我们的党员闻风而动，抛弃好不容易谋取到的社会职业，迅速奔赴南路游击区。10月，根据中共香港分局的指示，玉林地区党组织划归粤桂边地委领导，随即成立了博白、陆川县工委和玉林县特支，我任陆川县工委（后改县委）书记。南路的领导同志斗志很旺，但做法上冒进了一点，成立军分区、县人民政府，集中兵力打大仗，急于搞出个大局面。我们也受到一点影响，博白成立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十二团（实际上仅两个连），陆川成立新十四团（实际上仅1个连）。我们的牌子虽然挂得大一点，但在作战上还是比较谨慎的，每战力求反复侦察，缜密安排，稳操胜券。博白游击队严惩了沙陂圩、双旺乡多和洞、龙潭锅盖岭、大山乡等地的一批血债累累的反动地主，收缴其武器，没收其粮食分给贫苦农民。1947年11月，十二团第一连在内应的配合下，镇压了大山乡乡长黄伯光和博白县清乡副司令周凤翔。接着攻陷菱角乡公所，缴枪10多支。该团第二连在五科良镜和金屋地截击下乡征粮、抢劫的敌军，保护了群众的利益。

1947年9月中旬，新十四团在陆川、廉江边境的勒塘活动，粤桂两省反动当局调集玉林、廉江、化县3县的2000余军警前来“围剿”。敌人把我们压缩在一个狭长的山沟里，并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我和十四团团长袁达雄等指挥部队突围，经过几次勇猛冲击，毙伤敌20多名，终于杀出一条血路，返回陆川南部地区，但在突围中部队遭受了较大的损失。1948年2月，袁达雄被敌人收买后叛变的叛徒杀害。同年春，粤桂边地委为开辟新区，组织两支主力部队分别东征粤中、西征十万山区，新十二团奉命抽调70多名指战员参加东征。由于武装人员减少，活动地区缩小，部队面临严重的威胁，如何才能改变被动状态，开创新的局面？我们日夜为此苦苦思索，最后在实践中创造了一些有效的形式和方法。

以武工队的形式打开局面

1948年2月，我在陆川观音塘坡头排召开陆川县委会议，共同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和研究斗争策略。大家认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各大战略区在战略进攻中都已取得很大的胜利，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日暮途穷。但就玉林地区来说，却是“五更寒”。桂系集团正策划以广西为其最后的挣扎基地，加紧对我党领导的游击队进行“围剿”，玉林南老区更成为他们打击的重要目标。基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我们不能照搬外地斗争模式，不能急于求成，死打硬拼。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撤销团的番号，部队化整为零，编成短小精悍的武工队，分散秘密活动，放手发动群众，积蓄革命力量，打下扎实的工作基础。在作战方针上，不打大仗、硬仗，而以伏击、截击、突袭的战术，消灭当地最顽固的反动分子、特务、恶霸以及小股的地主武装，积小胜为大胜。在此期间，其他县的党组织也作出相似的决策。同年7月，成立新粤桂边地委下辖的玉林五属分委，我任分委委员。在分委的统一领导下，五属各县党组织均采取以武工队形式开辟新区的办法。

在这一阶段，武工队主要开展三方面的活动。

第一，进行群众工作，大力开辟新区。武工队利用亲戚、熟人、同学、师生等各种关系进入新区。一般先到小村、穷村、边远山村，再到大村、富村、圩镇附近的村子。队员们粗布唐装，脚穿草鞋，帮助群众挑水、煮饭、种菜、喂猪，和他们拉家常，攀亲戚，认兄弟姐妹，建立感情。在取得群众信任后，再从经济问题入手，谈穷人生活的困苦，社会贫富不均，黑暗腐败，进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内战、卖国政策，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解放区的民主、进步、幸福、欢乐的景象和我党我军的政策，提高群众的觉悟。再经过秘密串联，成立同心会。同心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群众开展反“三征”斗争，为游击队筹粮筹款，提供情报等。工作基础特别好的地方，则着手组织武装，使之成为革命的据点。经过艰苦工作，群众积极拥护、支持游击队。一次，国民党博白县自卫队包围了蕹菜坝一带，我地下工作人员及群众20余人隐藏于一座旧瓦窑中，农民骨干梁应芬的3岁女儿饥饿啼哭。为不暴露目标，她忍痛将女儿窒息致死，从而保护了大家的安全。

我们采取波浪式推进的方式，在一个地区扎下后，再向别的地区发展，由点到线到面。对一些反动势力较强的“祝家庄”，先在其周围的村庄活动，把它孤立起来，最后再解决这个“祝家庄”的问题。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武工队活动的地区逐步扩大，博白、陆川的大部分乡村已为游击队所控制，陆川的武工队还活动到离县城仅一二华里的乡村。

第二，积极开展统战工作。玉林地区的反动势力比较强大，另一方面，在抗日战争的前期和中期，党在这里的统战工作搞得比较好，我们和许多国民党人士有过合作关系。我们从这一情况出发，大力加强统战工作，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阻力为助力，以利于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我们采取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政策。对地方上层人物开明绅士、知识分子、爱国华侨和一般公教人员，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联系，给他们讲清形势，交代政策，晓以大义，争取他们同情、支持革命。同时，根据他们的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有的要他们支援钱粮、枪支弹药，有的负责提供情报，有的则保持中立，不做危害革命的事，对一般的地主、富农，争取他们中立。在职的乡、村长则劝告他们放弃反动立场，搞“两面政权”。(www.chuimin.cn)

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都利用各种关系，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我是陆川人，抗日战争时期曾在玉林五属做过统战工作，结识了不少国民党人员。我利用这个条件，做了一些工作。如伪“国大”代表、原博白县长庞耀辉，当时辞职在家养病。我知道他曾是中共党员，后来投靠国民党，但“良心未泯”，在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时，曾秘密给起义部队提供了几支枪和一批弹药。我托人带一封信给他，希望他带头支持游击队，后又派党员黄兆平和他诚恳商谈。他秘密送来1支手提机枪、5支步枪和一批子弹。他的这一行动，带动了博白北部地区的一批上层人士同情和支持革命，使该区的工作局面迅速好转。陆川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吕学雄，是我武工队员刘汉光的舅父，和我也有点亲戚关系。我们先通过刘汉光的母亲做他的工作，他表示要和我面谈。我和陆川县委书记谢应昌到刘汉光家与吕见面，跟他讲革命形势，希望他毅然率部起义。他说还掌握不了部队，起义有困难，但答应给我们提供情报，双方遭遇时设法避开。他回去后，派人送来1支七九步枪，并和我们保持一定联系。

我们的统战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如原国民党陆军少将朱紫朝、博白县参议长高启东、国民党北流县党部书记长李明骥、县副议长李杏庄等人，都给游击队以一定的支持。博白、陆川两县半数以上的乡、村长跟游击队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其余多数持中立态度。陆川县没有一支地主武装与我们公开对抗。这在民团制度素称严密的广西，真可以说是个奇迹。

第三，打击顽固首恶，震慑敌人，保证新区工作的胜利开展。1949年2月上旬，博白县凤山区署副指导员项永厚率十多名自卫队员到黄凌乡催粮。他们挨家逐户抓人，气焰嚣张，群众十分愤恨。博白县委决定派东区武工队消灭这股敌人。东区武工队做了缜密的部署，队长温科英事先化装到敌驻地进行侦察，并组织战前演练，发动群众封锁消息。2月12日晚，武工队突袭黄凌乡公所，战士们以竹竿做云梯，越上乡公所前楼，并用地雷轰塌侧门，冲入门内，猛烈地向敌人射击。敌人退至后楼顽固抵抗，武工队堆起木柴，浇上煤油，实行火攻。经过两个小时激战，全歼该敌，计毙项永厚等人3名，俘敌10余名，缴获步枪、手枪19支，子弹2000余发，手榴弹50枚，火药数担，破仓分粮3万多斤。我方无一伤亡。不久，东区武工队又智取百科粮仓，缴获步枪3支，稻谷1万余斤。在同一期间，陆川县武工队也镇压了一批最顽固的特务、反动分子，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对一些比较顽固但无多大实力的人，我们就来个“兵临城下”，派武工队住进他家，要他提供食宿。同时向他们交代政策，晓以利害，提出“约法三章”：保障武工队的安全；不准危害群众；为游击队筹集粮款、武器弹药。多数顽固分子为了自己身家性命的安全，接受了“城下之盟”，愿意遵守“约法三章”，不敢再与我们为敌。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老区得到进一步巩固，新区不断扩大。1949年初，博白县建立了东、南、西三个区队，指战员近300人，还配合陆川、廉江、合浦等县游击队开辟了新秀区、黄河区和南流江西区。陆川县的武工队发展到100多人，开辟了东、南、西、北四个区，并抽调部分武工队员到北流县南部开辟新区。玉林、容县也发展了一批同心会员，建立了一批工作据点。

积极进攻，夺取最后胜利

1949年1月，中共粤桂边区党委为加强粤桂南地区的领导，决定成立粤桂南地委，同时撤销玉林五属分委、五属党组织划归粤桂南地委领导，我调任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及粤桂南人民行政督导处主任，同时兼管玉林五属的工作。不久，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迅猛向江南进军。地委分析了全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决定适时转变斗争策略，要求博白、陆川从小规模游击战争发展到全面控制，稳健地有步骤地前进。玉林、北流、容县采取武工队及徒手队分散活动的方式。打好农村工作基础，准备力量，发展武装斗争。3月，地委决定筹建粤桂边区第一支队，重建四个主力团和几个大队：第一团（廉江）、第二团（化吴梅）、第三团（博白）、新一团（陆川）。到5月第一支队宣布成立，黄明德任司令兼政委，周斌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炳任参谋长。支队初建时只有第一团（廉江）、第二独立营（化吴梅）、第三独立营（陆川），共1870余人。一支队指示第三、第四独立营适当集中兵力，攻打敌之重要据点和交通沿线的圩镇，开创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第三、第四独立营按照地委和支队的指示，认真进行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积极寻找战机，主动发起进攻。6月30日，第三独立营第一连在博白东区区队、第三工作队的紧密配合下，化装突袭位于东区中心的宁潭乡公所。战斗胜利结束后，部队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疲劳的优良作风，于当晚奔袭位于东区南大门的车田乡公所。这行动出敌意料，守敌猝不及防，束手被擒。两次战斗共俘敌乡长以下20余人，缴获步枪、手枪21支，手提机枪1挺。亭子乡公所之敌慑于游击队的威力，于7月10日向我投诚，交出步枪、手枪5支。8月间，根据粤桂边纵队和粤桂南地委的指示，陆川第四独立营扩充改编为第二团，团长巫德椿，政委谢应吕（先）、何奎（后），政治处主任陈堪才，参谋长刘棠华。博白第三独立营扩充改编为第三团，团长梁祖泽，政委熊福芝，副团长温科英，副政委刘明荣，参谋长张春林。8月30日晚，第二团团长巫德椿、参谋长刘棠华等率40多名精干武装袭击陆川县的敌重要据点龙河派出所。经过激烈战斗，毙俘敌警兵8名，缴获武器弹药一批，敌人为之丧胆，从此不敢再在龙河驻兵。接着，第二团又将集结在山底刘氏宗祠的反动地主武装团团包围，歼灭其大部，缴枪30多支。9月3日，敌博白县自卫队第四中队由马田押运万余斤粮食向凤山区署转移。当时，第三团远在广东廉江地区，东区区队也在宁潭地区活动，一时调不来。为不使这批粮食落在敌人手里，博白县委敢于以少胜多，以劣胜优，把地雷厂、亭子乡乡队和县委领导成员的警卫员共12名武装人员集中起来，在佛子颈进行伏击。我方仅有12支枪，其中5支是土造单响步枪，3支是火药鸟枪，便利用自制的土地雷摆地雷阵。这一仗，土地雷大显神威，我武装人员敢于以一当十的气概使敌人丧胆。敌自卫队被我毙伤数人后仓皇逃跑，全部粮食和1挺轻机枪为我缴获。

这一阶段，北流、玉林、容县开辟新区工作取得较大的进展。北流县在10月间成立了“大洪队”，11月整编为北流县独立大队。容县、玉林也组织了一批不脱产的武装，在当地秘密活动。

10月14日，广州解放；16日，衡宝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即将发起广西战役。粤桂南地委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县党、政、军、民紧急行动起来，配合南下大军与敌作最后决战，并做好各项支前工作，完成解放粤桂南全境的任务。玉林五属各县成立各级支前司令部，发动群众掀起支前迎军的热潮，仅据博白、陆川、北流3县统计，就筹集粮食上百万斤，肉猪500多头，鸡鸭4000多只，参加支前的民工3000多名。各县人民武装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敢于和装备优良的敌正规军作战，夺取最后胜利。10月中旬，粤敌俞英奇部1个团企图由高州经山底退踞陆川。当时，我第二团仅有第一连的50余人在丁村一带活动。团长巫德椿果敢地决定在石峡进行伏击。20日晚，该敌进入我伏击圈，第一连即发起猛烈攻击。同时利用夜幕的掩护，不时改变射击的位置和方向。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盲目射击甚至互相火并，最后狼狈逃窜，大批军需物资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敌人从石峡逃回广东化县平定地区一个连，惊魂未定，即被我第二团及化北人民武装包围，在我军事压力和有力的政治攻势下，被迫缴械投降。第二团乘胜解放了平定等5个乡，收缴了敌5个乡自卫队及一七五师两个排的武器，计轻机枪3挺、手枪115支。旋即回师陆川，在清湖迫使敌军60多人缴械投降。

11月下旬，白崇禧集团在余汉谋集团残部的配合下，发动所谓南线攻势，企图经粤桂南区抢占雷州半岛，逃往琼崖，粤桂南区成为敌我决战的主战场。我第三团奉支队司令部命令，于2月下旬开赴廉江青平，会同边纵主力阻击自合浦回窜廉江之敌沈发藻兵及俞英奇残部。该敌被打得筋疲力尽，三昼夜仅前进30公里，从而为野战军回师全歼该敌创造了条件。其后，第三团及博白县各区队、武工队、民兵紧密配合野战军围歼窜至博白的桂系主力第三兵团。仅十多天工夫，博白人民武装便歼敌25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230挺，长、短枪4000余支，火炮35门。北流县独立大队在配合野战军追歼桂系“王牌”第七军的战斗中，俘敌副团长以下30多人。刚组建的玉林县蒲塘龙平武工队，在木叶山一带伏击，歼敌第七军1个排，缴获美式枪械20余支。容县县城解放的第二天，容县特支即令各地的武装开赴县城，整编为独立大队，担负接管政权、维持治安等任务。我们还利用野战军的强大军威和敌人面临灭顶之灾的恐惧心理，大力加强统战策反工作，争取了国民党县长何凤川、玉林县县长伍廷钧、容县县长刘兴华等率部数百人投诚。

在四年多艰苦曲折的敌后游击战中，玉林五属游击队为了人民的解放，前赴后继，舍身不恤，原新十二团团长、玉林特支书记黄辛波、新十四团团长袁达雄等200多名指战员英勇捐躯，先烈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远与日月同辉。

（本文原刊于《北流党史资料》第2辑）

作者简介：

林克武（1918～　　）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用名林声、林星。广西陆川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江纵队军政干校政治指导员，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团政治处主任，中共陆川县委书记，粤桂南边地委宣传部部长，粤桂南边行政督导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玉林地委副书记，容县地委书记，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统战部部长兼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秘书长，自治区第四届政协副主席，自治区第五、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著有《林克武诗抄》、《又生诗草》等书和《博、陆地区武装斗争片断》、《陆川中学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回忆》、《解放战争时期陆川武装斗争的回忆》、《1945年至1947年在广西》、《回忆龙明勋同志》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