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革命回忆文选：克服复杂艰险环境的前进历程

在复杂艰险的环境中前进

——回忆抗战期间桂西南地下党的斗争

覃桂荣

一　复杂艰险的环境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广西共产党人所处的环境是十分复杂艰险的。当年我们的对手是桂系军阀集团，这个集团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在近代史上其历史比国内任何地方军阀的为长，统治的地方也最宽，在政治舞台上他们纵横捭阖狡猾阴险的手腕亦非其他地方军阀之所能比拟。

抗战一开始，桂系军阀集团为了与蒋介石抗衡争雄，他们也高喊抗日，征调了几十万壮丁上前线，在大后方也表现出某些开明进步姿态，采取一些进步的措施，如给八路军在桂林设立办事处，容许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在桂林活动，礼聘不少进步人士到他们的机关学校里工作。但是，他们却不给广西地下党人以合法地位，相反，还一步一步加以迫害。1937年抗战刚开始，他们借王公度事件杀害了地下党员陶保桓、崔真吾两人。又玩弄两面手法，借抗日谈判为名，骗出我右江地下党两团武装1760余人到安徽前线后，即加以肢解。1938年，都安地方政府搞反动措施，激起瑶民变乱，当局无法应付，请那马中心县委出面调解，为了顾全大局，那马中心县委出山向瑶民劝说，结果瑶民停止了抗争，民变平息了。而当局却以怨报德，反说我地下党人参加民变，破坏抗战，把那马中心县委3位负责同志杀了，同年夏，在南宁逮捕我省委书记黄松坚和莫西凡、黄照晖等同志。1939年又捕杀我向都中心县委多人，并对我右江各县党组织全面进行摧残，致使右江党又一次遭到了惨重损失。

当年，我们桂西南地下党人对桂系当局的暴行真是义愤填膺，但仍以顾全大局为重。在南方局和省委领导下，冷静地分析了时局，充分地利用了蒋桂间的矛盾和地方派系间的矛盾进行活动。抗战开始，桂西南党组织以南宁市为中心，开展了地方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在复杂的环境中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二　掀起抗日运动的高潮

托派自30年代初就把南宁作为活动的大本营，他们和当局勾结，盘踞在不少机关学校里，抗战开始后，更大肆活动，控制各校学生自治会，操纵市学生抗敌后援会，出版刊物《抗敌》和大小墙报，以及在各种座谈会上，攻击中共，说什么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资产阶级只能打倒，不能联合；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是投降国民党、出卖中国革命的政策；工人无祖国，用不着为国民党抗日卖命；日本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我国发展资本主义，会造就更多的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有利等等谬论，借以迷惑人民，破坏群众性的抗日运动。我地下党人对此十分愤慨，认为要唤起民众，发动各阶层积极参加抗战工作，就不能不从各方面给托派以沉重的打击。在南宁市委林鹤逸、唐敬中等同志的指导下，首先由各校学生党员在校内或市学联召开的时事座谈会上，和托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驳斥他们种种的汉奸卖国谬论，巧妙地宣传我党抗日统战政策。南宁高中还出版《新长城》与托派论战。同时在市委领导下成立市学运党团组织，由广西军医学校何日先、南宁高中罗崇尼、南宁初中区济文、南宁女中李明球等学生党员组成，领导学生从托派手中夺取各校学生自治会以及市学生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权。由于我们党员善于依靠群众和争取了中上层进步人士的支持，到1938年秋，基本上完成了市委交给的任务。从此我党在南宁有了合法的统一战线的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通过市学生抗敌后援会，推动各校师生组织歌咏队、演剧队到街头或农村宣传抗日，唤起民众；还成立了南宁市业余剧团、声歌协会两个群众团体，以组织市内各阶层青年，动员他们搞抗日活动，演抗日话剧，唱抗日歌曲，广泛地向群众宣传；发动工会商会向各阶层人士募捐献金，支援前线；发动商人义卖，剧团义演，筹金救国。同时通过这些救亡工作，也向广大青年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了他们的认识，使他们更积极地投入抗日救亡工作。至此南宁的抗日救亡运动波澜壮阔。在纪念“一·二九”三周年运动那天，南宁各界人士来参加的达六七千人，一些托派和顽固分子想阻止和破坏亦无可奈何。

三　奋战在前线和敌后

1938年桂南重镇南宁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南宁市委的领导下，确是空前高涨，也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形势喜人。但是，日寇南进加紧，敌机轰炸南宁日益频繁，机关、工厂难于工作，学生亦难于上课。年底一些机关学校工厂向桂林、柳州疏散，领导学运的主力单位如军医学校、南宁高中亦分别迁往田阳、隆安，一批积极分子和不少党员也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到学生军去了。到1939年春，南宁市内虽还有尚实、三自、大夏等中学，但领导抗日救亡工作的力量已显得薄弱了，运动的热度减低了。南宁特支（1939年春邕宁中心县委进行改组，是年7月又改为南宁特支，也称桂西南特支，领导桂西南一带地下党工作）对当时形势作了分析与估计，认为在日寇加紧侵华那武下，桂南形势将有变化，须从长远打算，特支决定：①在那武间帮助右江党建立那武特支，准备逐步整顿右江党的组织。②指示武鸣党组织集中力量搞青运，迅速扩大党的组织。③在南宁方面，首先加强对业余剧团和声歌协会的领导，推动这两个团体代替市学生抗敌后援会的作用（由于大部分学校已疏散，市后援会无形中已不存在了），坚持市里的救亡工作；其次，市内各校和隆安南宁高中学生干部有不少已参加学生军，在校骨干分子大大减少，要各校支部切实做好团结校内学生工作，从速培养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再次，布置梁寂溪、李沛星等同志团结进步人士梁炎昌（解放后已入党）、梁谷元做南宁区民团指挥官梁翰嵩的工作，争取梁亲近党，支持我们的活动；要梁游同志团结地方开明绅士黄沛棠（县参议会议长）、雷鲲池（议员）和一些进步的政教人员，积极开展地方统战工作。

由于桂系集团不敢真正地依靠人民发动人民来抗战，也就无法增强他们的防卫能力。1939年11月，日寇以少数兵力从钦州龙门和防城企沙一带登陆，桂系军队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昆仑关一役，白崇禧以30万大军对日寇5万，竟一败涂地。从此自南宁到龙州一线很快为日寇占领，兽兵所至，庐舍皆空，多少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惨不忍睹。

自日寇在钦州沿海登陆，南宁特支就认为桂南势必沦陷，应迅速从各方面组织力量，当日寇入境时，到前线和敌后开展抗战工作。

南宁方面，特支领导通过梁寂溪、李沛星两同志和民主人士梁炎昌、梁谷元争取南宁区民团指挥官梁翰嵩的支持，组织战时工作团，梁翰嵩兼任团长，梁寂溪任副团长，吴光华（特支委员）任团秘书。全团辖3个分队，正、副队长均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全团100多人，都是来自南宁业余剧团、声歌协会中的积极分子和市内各学校中的进步师生。团里有阮集郡等党员15人，组成支部，阮任书记。1940年春节后，特支为了加强对该团领导，调我到团内工作。

南宁战时工作团刚成立即出发。在日寇逼近南宁时，第一分队赴上思，第二分队去绥渌、扶南，第三分队到同正、隆安。当年队员们不畏艰险，二、三分队直逼前线，深入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动员群众参战，支援前线，慰劳战士；当敌人逼近时，即发动群众破坏交通，坚壁清野。第一分队进入上思敌后时，适遇隆、在妙两乡刚遭敌人蹂躏后，人民受害惨重，因而对国民党十分痛恨，说敌人尚未到，国民党军队即先逃走，置人民于不顾，使人民遇难，家破人亡。当我们队员初到时，他们也误认为同国民党军队一样，完全不理睬。于是队员深入群众，慰问死难同胞的家属，按习俗为死难者开追悼会，和群众一道吊祭、烧纸钱、挂黑纱、读祭文，借祭文历数敌人罪行，指出人民死难的具体原因。如此在一昼夜之间，群众就改变了态度，和队员亲近了。接着在队员帮助下，纷纷组织了联村抗日会。在东安、东屏两乡，因敌人过后，土匪随即来骚扰，队员们立即动员人民村村筑起围墙，组织联村自卫会。由于当时战工团同志们艰苦奋斗，成绩显著，使民团指挥官梁翰嵩十分感动，而更加信任战工团。梁眼见当年吏治腐败，各级官吏贪生怕死，敌人入侵后县乡级几乎全陷瘫痪，于是他在战工团设立了政务督导员，选派队员任职，到各县检查和督促战时工作。

南宁战工团在前线和敌后奋战大半年，成绩不小，但广西当局由于消极抗战的结果，竟于1940年6月间将其解散。在这种情况下，团支部决定将部分骨干分子转移至同正、武鸣依靠群众坚持工作；第一分队经黎霞煊同志活动，通过地方人士关系，由何日先队长带大部分队员打入防城一支地方游击队内工作；上思本地干部则留在家乡工作。其余一般队员有的复学，有的到后方机关工作。我和第一分队长梁持亚及积极分子何巨之、韦显彬等7人，再次偷渡敌人封锁线，深入敌后，与第一分队同志共同战斗在十万大山两侧。

桂南沦陷期间，在南宁郊区、邕宁大塘、南晓一带有黄照晖、李旭等同志活动，打入地方游击队和难民中工作，组织武装打击日寇，发动难民抢运粮食入山，以困扰敌人。在邕宁八尺那莲乡，在黄逊同志（党的外围组织成员，1941年春入党）领导下，组织了400多人的游击队，一年间与敌人作战20多次，打死打伤敌人100多，后来该乡的乌兰、新丁、蒋村、四美等四个村被誉为广西抗日模范村。

在武鸣方面，党派了一批党员打入第四战区广西军民合作站武鸣支站和武鸣三青团工作，掌握这两个组织的领导权。通过这两个合法组织，开展了青运和群运的救亡工作。在武鸣开办了文化合作站和阅览室，销售和陈列进步书刊。我党还利用三青团举办了两期战地青年训练班，培养进步青年作为抗日救亡工作骨干。(www.chuimin.cn)

1938年底，桂系组织学生军时，我党曾给予大力支持，动员了大批进步青年和党员参加学生军。可是学生军成立不久即不断为一些顽固分子攻击，说学生军赤化。当时我们认为蒋桂矛盾还存在，桂系内部也有派别斗争，夏威（十六集团军司令员兼学生军司令员）想扩充实力，利用学生军动员群众支前，打击一些地方的腐败官僚以提高自己威信。党掌握了这些情况，派党员团结进步人士给顽固分子以打击，并对夏威进行争取工作。结果使夏威继续信任和支持学生军。一部分学生军还调到邕钦前线，配合友军作战，有一小组还深入南宁郊区捉了汉奸南宁维持会长田赐廉、维持会财政部长李清圃，摧毁了敌伪组织。1940年夏，学生军集中于隆安夏颜整编时，南宁特支得到八路军办事处的同意，指示学生军建立支部，并发展组织（学生军刚建立时，曾一度建立支部，但不久“八办”指示，在军内不建立党的组织，不发展党员，对原有党员只保持单线联系），争取整编后开到前线和敌后工作。是年八九月间，学生军整编后，把三个大队全部开到邕龙前线各县，其中一个大队进入敌后上思十万大山一带，准备建立敌后根据地工作。

总之，在桂南沦陷期间，桂西南党的中心工作是放在前线和敌后，发动群众，准备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但由于日寇占领的时间不长，计划未能实现。

四　大挫折、大转移、大发展

1940年底，日寇退出桂南，南宁光复，许多机关学校重新搬回南宁，南宁又成了桂南政治文化的中心。1941年春节后不久，省委钱兴书记到南宁巡视工作，指出国民党已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1938年10月到1940年3月），桂系军阀尚能守中立，这次已转到反共方面，与蒋介石一致行动了，今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将会加强其法西斯统治，日趋反动。但国民党已腐败透顶，派系很多，他们反共的步调不会一致。只要我们能清醒地掌握时局形势，利用矛盾，依靠群众，还是能够推动各种运动向前发展的。为了适应当时形势需要，钱兴对我们说，在1939年7月曾一度解散的省工委，已于1940年冬恢复，各级党委亦应按实际情况恢复或建立，他当即宣布将南宁特支改为桂西南工委，由彭维之任书记、熊景华任组织部长，覃桂荣任宣传部长兼青运部长。并指示桂西南党今后的工作，要以城市青年运动为主，适当布置一些农村工作；还要大力开展中上层统战工作，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分子，对顽固反动分子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根据省委的指示，桂西南工委将南宁战工团尚坚持在防城、上思、同正、武鸣工作的大部分党员和队员调回南宁，号召他们回机关学校工作，争取群众。皖南事变后，桂系内部的顽固分子亦加紧学生军的赤化，广西当局于该年6月间下令全体学生军集中南宁，办理结束。当时学生军尚有1200多人，党员已发展到100多人。这些党员需要审查和提高，以便解散后好分配工作。桂西南工委指示学生军的党总支，设法争取了夏威延长结束时间，以便进行此项工作。总支通过统战人士的关系，争取了夏威同意延长两个月才解散。在这两个月中，学生军总支在桂西南工委帮助下，对军内党员进行了全面审查，并通过总结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认识，解散时经省委同意分配，有些党员调到各地市，专门搞地下党组织工作；有些调入三青团搞清运；有些派到广西合作人员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争取到有关的县去工作；有些回学校继续读书。留在南宁市的党员和基本群众则分别进入十六集团军政工队、曙光报、学生军通讯处工作，其余的到南宁高中、初中、女中复学。至1941年秋，南宁市主要的机关学校，几乎都建立了支部。此外尚有单线联系的党员如林克武、梁寂溪、梁游、梁增瑜等同志，或作上层统战，或收集情报。年底建立了市委，由何日先同志任书记。

总之，在1941年间，南宁市内的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整个南宁市内的统战工作，青年运动及妇女运动都在党领导下迅速开展。不少民主人士如梁翰嵩、龙明勋、梁炎昌、梁持亚（两梁解放后入党）、梁谷元、雷炳汉，地方绅士黄沛棠、雷鲲池等以及一些学校的负责人、老师在开展抗日活动和安排我党同志方面都给以有力的支持，有些甚至帮我们顶住顽固分子的压力。如上国镇镇公所和该镇的中心校两个据点，反动的邕宁县府和县党部就曾几次想撤掉这两个单位的负责人，以拔除这两个据点，但梁游、梁增瑜同志争取了梁翰嵩、黄沛棠、雷炳汉的支持，顶住了反动分子的进攻。又如1941年春，邕宁县府下令要收缴那莲乡抗日游击队的枪支时，我党通过县参议会黄沛棠、雷鲲池等开明绅士提出意见，认为过去政府无力保护人民，人民卖牛买枪以自卫，现在应劝人民卖枪买牛重建家园才对，无条件收缴民枪是不对的，使反动分子的阴谋告吹了。南宁妇女会和南宁新运妇委会原来是两个官办团体，素无什么活动。1941年春，南宁妇女支部派人打入该会后，掌握了实权，争取了不少上层太太的支持，开办了妇女文化班、妇女生活所，组织儿童青年合唱队，搞义演义卖，慰劳抗日战士，接待妇女来访，提高妇女觉悟，解决妇女家庭和婚姻问题。在三青团举办了青年升学补习班、学生假期学习班。各学校在学生会领导下，经常举办时事座谈会、学术座谈会，出墙报等活动。每逢节日，三青团、妇委会和各校学生还举行了联合的抗战救亡活动。在整个1941年内，南宁的救亡工作还可以说是搞得热火朝天的。是年，南宁郊区大塘、南晓支部也扩大了，那莲建立了支部。此外桂西南各县组织也有新的发展，武鸣建立了县委，龙州、凭祥隘店、上思均建立了特支。

这期间惟独对那（马）、武（鸣）特支没有加强领导，以致这个支部除在那武间做了些巩固工作，并在平治建立县委外，无多大发展。他们与右江各县星散的党员联系，几乎完全断了。这是省委和桂西南工委在皖南事变后，光强调以城市知识青年工作为中心而忽视农村工作的结果，这是重大的缺点和失策。

1942年春节后，钱兴书记又到南宁检查工作，他对桂西南党的工作表示满意后，指出1941年与1942年将是党在抗战相持阶段中最艰苦的岁月，日寇集中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兵力压在抗日根据地军民身上，国民党反动集团也日益叫嚣反共，桂系军阀已完全投靠了蒋介石，大后方环境将更加恶化。今后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总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当年我们在省委帮助下，具体贯彻了这十六字方针。省委要我们精简各级领导机构，取消各级委员制。将桂西南工委改为桂西南特派员制，由黄书光、覃桂荣任正副特派员，各县委支委通通取消，只设正、副书记两人处理日常工作，大支部改为两个互无关系的平行支部；党员在社会上要有职业，勤学习，勤工作，广交朋友；利用一切合法形式以组织群众，积蓄力量；打入国民党党政机关工作以收集情报和掩护我地下党活动，在特殊情况下地下党员可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依靠群众，开展各方面统战工作，运用孙中山进步言论和国民党一些进步措施，以对顽固分子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和秘工教育，并准备撤走目标过大的党员。

按钱兴同志的部署，1942年上半年，南宁市以及桂西南各县，不再搞轰轰烈烈的政治性浓厚的群众运动，只着重扎扎实实地搞些生活的、经济的、学术的群众性运动，在群众中做些深入的思想启发工作，培养积极分子，个别吸收入党。

1942年秋，由于南委出现了叛徒，桂林发生了白色恐怖“七九”事件。我很快接到了消息，当即和黄书光商量，黄认为白色恐怖有波及到南宁的可能。当即作出决定，把一些同志撤走。黄书光是从延安回来的，已为一些人所知道，宜迅速撤退。黄在离开南宁前将所有组织关系交给我，由我负责撤退疏散有关党员。黄走后，我前后撤退了钟桌英、覃秉寿、李玲、刘洁明、李云高、潘澄熙、张希和、何日先、张茨敏、区镇、黄耿、梁游、梁善棠、唐炳泰、陈衷、封雪清、苏仁山、康浪平、黄露西，吴精华、杨美灏、黎德均、路璋、黄照晖等约30余人（有些已记不起名字），有的上右江，有的到其他地方隐蔽。当时要梁游、苏仁山去右江，想办法迅速打开桂越边界关系。并指示那武特支加强与右江各县星散的党员联系，准备大规模重整右江党，以应付更坏形势的到来。

是年11月，钱兴书记到武鸣找见我，他向我分析了时局形势，指示我们当时的工作一定要打入国民党内管（行政）、教、养（经济）、卫（武装）四部门系统内活动，掌握农村乡村政权，以掩护我地下活动。我向他汇报工作后，提到南宁市内还有不少党员，龙州、武鸣也没有大量撤退。“七九”事件中彭维之已被捕，彭对桂西南组织大部分知道，如叛变，桂西南党将损失很大，桂西南党应否继续撤退，当时钱对这个问题考虑不周，鉴于彭在狱中表现尚好，便作乐观的估计；又考虑到如果完全撤退，损失太大，所以下不了决心。后来事实说明钱对彭的估计是错了，彭在12月间叛变了，他供出90多人。桂系特务根据彭维之提供的材料，策划了1943年“一·一三”、“一·一五”全省性的白色恐怖事件。在“一·一五”事件那天的凌晨，南宁市内被捕去二三十人。当天早晨我知道情况后，即采取紧急措施，通知未被捕的党员（除个别党员外），在接到通知后立刻撤走。武鸣、龙州来不及通知，有些党员已被捕。总计在“一·一五”那天及其后一段时间，原已撤退因隐蔽不好而被捕的共达70多人。可见当年桂西南党损失是重大的。

1943年2月间，省委副书记黄彰在武宣召开桂西南骨干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杨烈、区镇、陈衷、江明彬、韦敬礼及我6人，黄彰主持会议，会上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桂系当局发动了全省性的大规模白色恐怖事件，已完全暴露了他们反动的本质，假进步的外衣已全撕破了，与蒋介石集团已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特殊了。今后，他们将日益加强其特务统治，但也只能统治城市，无法统治乡村，更无法统治边远的山区。会中决定今后桂西南党组织的重点是放在右江地区和越桂边境，任务是大规模重整旧区（旧苏区）和开辟新区。会后我们组成了右江工作组，先后调动了杨烈、区镇、黄耿、梁游、莫一凡、邓心洋、兰楚奇等同志上右江，负责开辟越边、滇边工作和重整右江、红水河一带旧苏区党的组织，同时将撤退到钦防一带的党员组成南路特支，由康浪平任支书，开展农村工作。

当年，我们桂西南党是在遭受到严重挫折之后作了战略的大转移，由城市转入农村，转入了边远的山区。真可说是困难重重。当时我们上下之间（县与区、区与省）的联系也很难，各片负责同志大都是发挥了独立作战的能力。在经济上更无来源，脱产的同志无生活费，连交通费都难于筹措，仅借助于依靠群众和有职业的同志倾囊力助。交通上大路不能走，走山路小路；白天不能走，就在黑夜走；村上不能住，就在山头、岩洞、深涧中住，有时简直是长期过着穴居野外的生活。就这样苦战了两年多，终于在农村打下了工作基础。省工委很满意。1946年初我向钱兴同志汇报后，他说：我以为桂西南党元气大损后，难于恢复了，谁知你们竟打出了一大片好形势，如果我早知你们的详情，全省工作的布局就不同了。至1945年日寇投降时，党组织在桂西南地区获得了可喜的发展，建立了武鸣特支、平治县委、果德支部、田东支部、向都特支、靖西镇边特支、龙州特支，隘店特支，上思特支、那武特支、隆山支部、都安支部、河池特支、东兰西山特支、巴马特支，此外在南宁还有个别党员在活动。在上述地区还有秘密农会组织（在靖西、镇边、龙州有这类组织）和革命同盟组织（在右江各县有）。1944年底桂南第二次沦陷时，在武鸣特支组织下还成立了武鸣抗日义勇队、双桥抗日学生队、南区抗日青年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邓广、夏黄、太平、葛阳、双桥、腾翔、伊岭等7个乡建成一片，到处都有游击队阻击或伏击敌人，使日寇不敢轻易下乡，龟缩在县城和一些村镇。游击队还捉了一些汉奸维持会人员，使他们不敢公开活动。在邓广乡曾成立了乡民主政府，支援前线。“一·一五”事件发生后，广西特务曾宣称广西共党15年后也无法恢复元气，现在我们仅用3年时间不但恢复了元气，而且大大地发展了。共产党人生命力是顽强的，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本文原刊于《邕江抗日风云》）

作者简介：

覃桂荣（1916～　　）　广西融安县人。1937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下半年任中共桂林市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3月调任中共南宁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是年7月，任中共桂西南特支委员。1941年任中共桂西南特委宣传部部长。1942年至1947年5月任中共桂西南区副特派员，特派员。1947年6月任中共粤桂边区常委、广西右江特派员。1949年春节前与柳北地下党联系上，任柳北总队十四中队中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历任融县（1953年后，改融安县）区长、科长、县府秘书等职。以后调任区党委处遗办公室副主任。1984年任广西区政协副秘书长、区政协党组副书记等职。著有《抗日战争时期在向都重建党组织的回忆》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