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时,刘伯承被送往私塾求学,成绩优异。刘伯承毅然参加了反对清政府的学生军。在攻打丰都的战役中,刘伯承身负重伤,失去了右眼。1926年,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32年,中央军委成立总参谋部,刘伯承任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参与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刘伯承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刘伯承因此被撤消了红军总参谋长职务,被贬到红5军团任参谋长。......
2024-10-30
和陈光同志相处的日子
韦纯束
陈光同志牺牲已经10年了,可是他却一直活在我的心里。我和陈光相处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但他的一言一行却给我很大的教育,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记得我第一次会见陈光,是在1948年初春。那时他是中共桂林市工委书记,除负责整个市的地下工作外,还兼管桂北游击队的武装斗争,任务是很繁重的。
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早上,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在一间旅馆里和陈光接上了关系。
陈光同志生就一副中等身材,瘦削的脸上嵌着一双星子样明亮的眼睛,举止灵活,态度和蔼,服装打扮和那满口的广东话,使他像个商人,但谈笑起来却有点书生的味道,使人一见就会感到他是一个平易可亲、严肃认真的同志。
1947年的下半年,我们广西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但由于没有统一领导和缺乏斗争经验,所以在李、白、黄匪帮集中优势兵力进行疯狂摧残和扫荡之下,经过几个月时间,都先后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到年底,全省各地游击队便不得不转入隐蔽活动,或从平原撤到大山区继续坚持斗争。这时候,敌人在城市,特别是在伪省政府所在地的桂林市,就更加趾高气扬地大肆进行疯狂搜捕和屠杀,墙壁上贴满了杀人布告,马路上不时走过抓人的凶恶匪兵,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
陈光同志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领导地下斗争,态度却十分沉着坚定。我第一次参加市工委的会议,就听到了他对国内外形势的乐观的分析,他说:现在全国解放战争已处于胜利优势,各个战场都在反攻,敌人死亡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我们这里目前虽然暂时还存在许多困难,但广西的革命斗争是会随着全国形势而好转的。他的身体不很好,但是越讲越有劲,他对胜利充满了信心,充满着希望。由于我一向在农村,缺乏城市工作经验,到桂林住在卢伯母的家里(她是我们党的可靠群众),但没有办所谓“户口登记”手续,第三个晚上伪警察来检查就被抓去伪区公所,幸好我在桂林还没有暴露政治身份,自己随身又带有一些早准备好以应付万一的所谓合法证件,再通过一些社会关系,很快就得到担保释放了。陈光同志就这件事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要求大家提高政治警惕性。这时陈枫同志正从柳州到桂林部署工作,他也指示我们要立即迁移领导机关,由市内搬到郊区去,不能再麻痹大意。他们所说的话使我深深感到在城市搞地下工作,不但要大胆,而且还要细心才行。
从此,我和陈光就迁到市郊,在当时的汉民中学附近租一间民房住下来。与我们同住的还有高天梅同志(她假装是陈光的姨妈)及陈光的爱人阿秀。后来又调来一个姓黄的同志,专缮写党内文件和宣传品的工作。我们公开的职业是做小商贩,开始是自熬白盐和做一些批发零售的杂货生意,后来还养一些鸡、鸭、鹅、兔子等等。因为参加主要劳动的只是“姨妈”一人,收入很有限,除了维持几个人的生活外,还要印刷宣传品和作其他开支。当时我们精打细算处处节约,连烟都戒掉了,吃的也很俭朴。
暂时有了一个安定的地方,地下工作又开展起来了。陈光同志以一个商家的面貌出现,人家都称他陈老板。白天,他和我经常进城去和各方面的同志联系。为了熟悉商场情况,避免人家怀疑,陈光同志除了学习马列主义外,还经常看当时伪报纸上登载的市场行情价格。他日日夜夜都以做生意为掩护,天天都跑几十华里的路程去和同志们接头,开秘密会议。陈光生活很俭朴,不抽烟,不喝酒,不乱花零用线。同志们见他跑路辛苦,劝他用大家交的党费买一辆单车,他也不同意,总是坚持走路。陈光同志对自己的衣食住行要求很简单,但对党的事业需要的经费却千方百计地设法筹足。当时桂北游击队里医药费缺乏,烈士家属要安置,孩子要培养,这些费用陈光都多方设法一一解决。
陈光同志的工作作风非常艰苦、踏实、细致。他每做一件事,事先都经过反复研究。对我们草拟的文件都经过详细审阅,如有一个字迹不清或一个标点符号错误,都叫我们细心修正,有时更亲自动手做校对工作,他对下边同志的每封来信,都是仔细地看了又看,并立即答复。如果工作太忙了就叫我代他执笔,涉及到方针、政策、路线或较大原则问题时,还要我先翻看上级的指示文件和书本,既要及时,又不能草率地答复下面同志所请示的问题。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能发现他对党的事业的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www.chuimin.cn)
陈光同志总是亲自交代布置工作的。他交代工作时,每件每点都说得清清楚楚,然后又亲自和你去做。记得在1948年夏季,党为了迅速提高各个方面斗争骨干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决定由桂林市工委开办一个干部轮训班。陈光同志对每个调训干部的出身、经历和其他政治条件,都亲自进行审查。对于训练班的地址也经过反复考虑研究,最后决定设在当时汉民中学附近的一户农民家里。这个地方前后都是人行大道,白天来往行人很多,正因为在这样公开的地方就越不受反动派注意。可是这家农民是个中农,房子不宽,租给我们的只有一个小厅和一间不大的卧房。因为白天屋主和邻居还可能到小厅玩玩,所以参加学习的一二十个同志只好整天关起门,在房里学习,在房里睡,在房里吃,连大小便也在房里。如果外面有人进屋时,陈光和高天梅同志就很自然地到小厅外边去应付。我们小组讨论发言不能高声,并且通常是在晚间进行,把门窗紧紧地封闭好,不让半点灯光透射到外边去。
有了这么多同志住在一起,提高警惕,避免嫌疑和暴露是十分重要的,陈光同志对这个工作布置得十分周到。他交代高天梅同志买米时,一次只能买十斤八斤,以积少成多的办法存起来,不要一次大批地买,以免引人注意。为了解决吃菜的问题,陈光还指示高天梅同志由熬盐巴改为卖蔬菜,每天早晨从乡下农民手里把菜大批买过来,然后散斤卖出去,但又故意不把菜卖完,以使同志们经常吃到青菜。
陈光同志对大家的健康特别关怀。由于房里光线不好,同志们没有接触阳光的机会,他便规定我们每人每天早晨要喝一杯盐开水,黎明前逐个到寝室外的小厅活动做早操。这个制度在陈光同志的领导下一直坚持下去。虽然环境不好,但大家一想到不久就会看到胜利的前景,心情却十分欢畅。
日子渐渐过去,我们的学习班办了一班又一班,许多同志经过学习后,懂得了更多的马列主义理论,进一步掌握和提高了对敌斗争及团结群众的经验和方法。这些同志后来在工作中都发挥了骨干的作用,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很大力量。
到1948年年底,组织决定我回农村打游击,当时正是平、津将要解放的时候。一天中午,陈光同志送我离开桂林,在路上他叫我买一份当天的报纸到火车上看看。我们一路走一路谈,他很兴奋地对我说:“老韦,祝你一路平安!解放后到桂林再见!”谁知道这竟成为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谈话,这天的分离竟成为永别了!解放后我知道他被敌人杀害的消息,内心是多么难过啊!陈光同志是在临解放前一个月在桂林被敌特捕去的。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牢狱里,他受尽种种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泄漏一点党的秘密。国民党刽子手在坚强不屈的陈光同志面前没有半点办法,最后恼羞成怒把他杀害了。
陈光同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最后的一滴血,他的鲜血没有白流,他的鲜血同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洒在祖国的大地上,换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全国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陈光同志的理想正在实现。他虽然被反动派杀害了,然而他的精神是不死的,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鼓舞着我们前进!
(本文原刊于《广西日报》1959年7月1日3版)
作者简介:
韦纯束(1922~ )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广西象州人。壮族。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桂林市临时工委副书记,桂中游击支队副政委兼象州县游击队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桂平县县长,中共桂平县委书记,广西省交通厅副厅长,南宁市市长,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是原中共中央委员。著有《我在四排十锦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桂中支队司令部北上象县、修仁经过情况的回忆》、《从桂林到桂中》、《广西改革开放初期的回顾》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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