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解放战争时期民主运动：《广西革命回忆文选》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城市的民主运动

陈　枫

广西本来就贫穷落后，在抗战期间又两次遭到日军大规模的入侵和破坏，加上反动统治者的盘剥压迫，使城乡经济更加凋零，人民生活更加困苦。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群众希望能得到休养生息，而广西的反动当局却一面假装民主，一面暗中追随蒋介石集团准备内战，他们加强对人民的政治控制（特别是特务统治），变本加厉地进行“三征”（征兵、征粮、征税），这就不能不引起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日益不满，特别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国民党的反动、腐败极为愤恨。这就为我党开展城市民主运动提供了条件。

中共广西地下党在抗战的前期曾有相当的发展，全省党员一度发展到数百人，大部分分布于桂林、柳州、南宁、梧州等城市和左右江、桂东南地区，党的城市工作已有相当的基础。但在1942年和1943年连续遭到大破坏后，四市的党员，一部分被捕、自首，一部分暂时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大部分撤到农村，党的工作重点也转到农村，着重开辟边境地区的农村据点，只留下少数党员在城市坚持斗争。此外，还有南方局所领导的一些组织和党员，在桂林、柳州两地坚持工作，从广东撤到广西的一些党员也在桂林和桂东的一些城镇进行活动。抗战胜利后，南方局所领导的党员陆续离开广西，桂林、柳州、南宁有少数党员在活动。1945年9月，桂林、柳州的党组织恢复活动，但党员只有几十人，这对于领导城市的民主运动来说，力量显然是不足的。

为了加强党对广西城市工作的领导，1946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派我和李福海同志到广西，接收由魏南金在桂林、柳州、平乐、贺县建立的党组织，到1947年7月，又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指示，与原广西省工委在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合并，建立了由我、李福海、路　三人组成的中共桂柳区工委，主要领导桂林、柳州两地区的城市和农村的工作。从此，广西的城市工作得到迅速的发展，在桂系的后院燃起熊熊烈火，起到了牵制敌人的作用。

一

在广西的几个城市中，桂林是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抗战期间，蒋桂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我党曾利用其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了桂系，容纳了一批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使桂林成为文化城。但在皖南事变后，桂系日趋反动。又经过湘桂大撤退，文化界的进步人士陆续撤离。内战开始后，桂系加强了其反动机器，桂林成为广西反动势力的中心，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也有不少有利条件。首先是广西地下党曾长期在桂林活动，打下了相当的工作基础，特别是“文化城”时期，播下了民主思想的种子，培养了大批骨干。其次是桂林师范学院和广西大学集中于此（后桂林师院迁往南宁）。两校的师生在湘桂大溃退中吃了不少的苦头，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深为不满。在昆明“一二·一”血案、重庆较场口血案和李公朴、闻一多血案时，两校的进步师生激于义愤，曾开展抗议活动。广西大学在1946年初还闹过迁校风潮，有一批进步同学得到了锻炼。这两间学校所蕴藏的进步力量，是当时广西学生队伍中最强大的一支突击力量，是当时广西学生队伍中最强大的一支突击力量，是广西反动当局所畏惧的。因此，我们选择桂林作为突破口，以带动其他城市。

城市工作，本来应该以工人运动为重点，但由于广西城市工商业很落后，产业工人既少且分散，我们的党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当时在工人中还未建立起关系。而在学校，在恢复组织后，已联系了一批进步群众，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因此，我们从实际出发，确定先以学生运动作为城市工作的重点，以学生运动来带动工人运动，在打好工运的基础后，再以工人阶级为依靠力量。

我和李福海到达桂林后，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了解情况，巩固阵地，保存与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对学生运动强调要求改善生活与教学条件入手，通过一般的斗争来争取中间层，在条件许可时则转入政治斗争。实行一般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在斗争中注意策略，讲究方法，利用合法的学生自治会、班会等组织出面，以达到既保存自己，教育和团结广大群众，又打击敌人的目的。执行的结果，可以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二

从1946年秋到1948年是广西城市民主运动初步发展的阶段，我们以桂林为重点开展了如下的斗争：

1．抗议美军暴行，揭露美蒋勾结发动内战的罪行。

蒋美签订的《中美商约》，大量出卖了中国的主权。同时，美帝借军事调停之名，将大批国民党精锐部队运往东北、华北，美军进驻北平、天津和秦皇岛一带，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美国士兵横行霸道，引起了广大爱国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1946年冬发生美军强奸北平女大学生沈崇和毒打三轮车工人事件后，广西大学开展了抗议美军暴行宣传周活动，揭露蒋介石集团勾结美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罪行，揭露美军在中国的种种暴行。柳州地下党部署柳州中学学治会带头，组织成立柳州学生联合会，公开布置各中学开座谈会、讨论会，声讨美军罪行，并以柳州中学、柳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柳江县中学、龙城中学等校名义印发宣言，抗议美军暴行。柳州学联在联华印刷厂（地下党所办）印了约1万份传单，分发省内和全国各大中学校及部分小学校。国民党柳州专署、宪兵第五团、柳州县党部等机关的头目发现这些抗议美军暴行传单时，大为震惊。南宁的一些学校也采取校内集会、出壁报等各种形式开展了抗议美军暴行的活动。富有民族感情和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以及开明人士，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历来是持反对态度的。因此，他们对美军在中国的种种暴行，也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由于这一运动的声势很大，桂系当局不敢公开制止。

2．反对反动当局的某些反动措施。

桂林师范学院和广西大学在桂林开展的民主运动，给广西反动当局很大的压力。因此，他们视之为眼中钉，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分割削弱民主力量。1946年夏，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出面，决定把桂林师范学院搬迁南宁。其目的是“分而治之”，使这两间广西最高学府不能联合起来给他们制造麻烦，以稳定后院。桂林师范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来自桂东南、桂北和桂中地区，该校的党员便以同乡为名进行串联，发动群众，开展反迁校斗争。这个斗争虽然未能使反动当局改变决定，但锻炼了广大群众。

同年秋，广西大学恢复三青团组织，妄图利用三青团来破坏学生民主运动。经济系一年级的一些进步学生义愤地开展了反对三青团特务活动的斗争。一天，几名学生闯入三青团骨干的寝室，抄查其内部材料，以便在群众中揭露他们的反动行为。后被他们发现，学校当局便以“偷窃罪”将4名学生开除。这事激起进步学生的愤怒，学生自治会当即发动同学罢课3天，以示抗议。

1947年，桂林师范学院本部迁到南宁后，教育部要该院改为南宁师范学院。这本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师生对反动当局把学校迁到南宁就已不满，现在又要改学校的名称，这意味着抹煞它过去的光荣历史，贬低了学院的地位（桂林师范学院在抗日时期，曾有一批进步教授在院任教，具有民主传统，颇有点名气，学生引以为荣）。这时教育部又下通知，把师院师生员工的生活待遇降低一级。这样，从教师到学生都觉得比在桂林时矮了一截，思想上更加不满。当学院要把旧牌子拿下换上新牌子时，学生自动集合在校门加以制止，同时，立即贴出大量的海报、标语，发出“反对更改院名”，“反对降低待遇”，“维护学院光荣历史”的呼声，表示强烈的抗议。该院党组织即因势利导，决定开展以反对更改院名和降低待遇为内容的“护院”斗争。学生成立了“护院行动委员会”，教授也成立了教授会，开展不定期的罢课斗争，并通电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和广西省政府，还派代表赴桂林向省府请愿和向各界人士阐明“护院”斗争的目的。学生举行罢课后，邕宁县参议会竟通过议案，要致电教育部表示拥护更改院名，公开与学生作对。该院的学生得悉后，当即派代表到邕宁县参议会，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他们撤销议案，并向师院师生道歉，并声明：如不答应，同学们就来包围参议会，后果由该会负责。参议会怕事情闹大，不得不撤销该议案。这个斗争虽未能保住学院的原来名称，但迫使反动当局维护了师生员工原来的待遇。通过这个斗争，广泛地团结了群众，更为重要的是，其后南宁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各中学的学生也效法师院学生，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一些反动措施。

3．抗议南京“五二○”血案，举行“六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1947年5月20日，南京政府血腥镇压学生游行队伍，打伤学生100多人，全国为之震动。“五二○”血案发生后，北大、清华等校发出号召，在6月2日举行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罢课游行示威，以抗议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政策。我们决定在桂林、柳州、南宁发动这个斗争，并以桂林为重点，桂林由广西大学牵头，柳州由柳州中学牵头，南宁由南宁师院牵头。当时，梧州的党组织未建立，只有少数党员分散在一些小学任教，力量薄弱，未作布置。

在开展这个斗争前，我们对桂林、柳州的工作分别作了具体布置：要求在学生中充分进行思想发动，建立领导罢课的合法组织机构，加强各校之间的联络，制订行动方案，准备好传单、标语、口号。广西大学于5月23日成立了罢课委员会，随即派人到各友校去串联。5月26日，讨论通过了《广西大学全体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宣言》和《为抗议“五二○”血案告全国同胞书》，并开始罢课。但在教授中无人领头发动，没有进行罢教，少数班级仍继续上课。进步同学骨干串联中间层同学加以抑制，并酝酿组织游行。这时，国民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十分紧张，为了镇压这次学生运动，他于6月1日上午召开了紧急会议，到会的有省府秘书长、教育厅长、省保安副司令、桂林市市长、省政机要秘书（特务头子）等。会上决定：①不要正面干涉学生游行和呼口号；②6月2日，负责监视游行队伍的军警一律不带武器，穿便衣：③不要当学生群众面撕标语；④教育厅督促各学校校长劝阻和分化学生；⑤警察、保安部队武装待命，等等，并以密码电告柳州、南宁、梧州等专署，对6月2日学生运动，按此办法去对付。桂林反动当局对广西大学的示威游行极力进行破坏：一方面通过特务学生、三青团员散布恐怖气氛。扬言广西当局已做好准备，严厉镇压游行队伍，威胁中间层的同学不要参加游行；另一方面则通过他们所掌握的一些学生提出过“左”的做法、口号，以吓住中间层同学。例如：在群众未充分发动时，他们提出立即罢课、立即游行，进步同学拒绝他们的要求则被攻击为“出卖群众”；到即将游行时，他们又提出要冲击军警，否则游行没有意思。面对敌人的干扰破坏，广西大学的党组织顶住了逆流，更加深入地发动群众，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并对可能发生的问题采取了预防措施。在游行之前，李福海同志给西大的党员分析了形势，认为广西反动当局有可能不敢进行公开镇压，因为蒋桂正在争夺领导权，桂系需要保持开明的姿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如惹出了乱子，事态扩大了，对他们不利。但从历史上来看，桂系是奸险毒辣的，一贯反共的，必须从坏的方面着想，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后来，广西大学按院、系、班的系统组织游行队伍，并组织了纠察队，严防流氓、打手、特务混入队伍捣乱。结果在游行那天，反动当局虽然派出了大批军警、特务监视，但他们不敢公开阻挠破坏。

桂林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示威时，广西大学出动学生1200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80%。桂林艺专也组织队伍参加了游行。在游行中，学生们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你这个坏东西》、《USA滚回去》等革命歌曲，高喊“坚决反对内战”“要吃饭”“要自由”“要读书”的口号，沿途还演出街头话剧、进行演讲等活动。桂林中学、逸仙中学、护士学校、桂林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在6月4日也组织了游行。

在柳州，柳州中学学治会派同学与柳庆师范、柳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柳江县中、龙城中学、中正中学等联系，准备统一在6月2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罢课游行。但柳州专署已接到省政府的指令，封锁了各中学，严防柳中同学进学校。为此，柳中单独行动，定于6月2日举行罢课，不游行，各班组成小队、小组上街去贴标语。6月2日早上，柳中700多名学生，在球场上集会宣布罢课，通过宣言。会后同学们将事先准备好的标语，分队分组上街张贴。当天，中正中学、柳庆师范校门紧闭着，国民党柳州专署、宪兵第五团、市警察局门口都放了双岗，专署大门的卫兵枪上了刺刀，十分紧张，如临大敌。宪兵、警察、特务都换了便衣，暗地撕去柳中学生贴的标语。当天晚上，柳州专员便将柳中王校长训斥一顿。宪兵第五团给柳州专员公署提出：“你们不能制止赤色分子活动，防共不力……要向广西省政府讲。”其后，柳州专署以王校长事前不能制止柳中罢课，事后又镇压不力为由，撤了他的职，为了制止柳州学生运动的发展，还将柳州中学学治会的3个领导人开除学籍。这些学生后来都到粤桂湘边纵队参加武装斗争。

在南宁，南宁师院学治会召集了8间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协商，决定于6月2日联合举行罢课，并发表《反饥饿、反内战宣言》。原来还决定统一行动，举行游行示威，但南宁反动当局利用学生之间的矛盾，在两所最保守的学校里煽动学生组织队伍，准备搞反游行，企图挑起冲突，以借机镇压。师院党组织决定改变游行的计划，只举行罢课，并由各学校组织小队伍开展宣传活动，个别学校作了短距离游行。

这次斗争，在政治上给反动派以相当大的打击。同年4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在横县召开了党的主要干部会议，制定了全省武装起义的计划。6月至10月，在20多个县举行了起义。我们的斗争和农村的武装斗争互相呼应，破坏了桂系后方的统治秩序，动摇了广西反动势力的政治基础。

7月4日蒋介石发布“戡乱总动员令”之后，桂系也紧跟上来，在残酷镇压农村武装起义的同时，也镇压了城市的民主运动。7月上旬，分别在桂林、南宁逮捕了一批进步师生，妄图以此扑灭民主运动。针对这个情况，几个城市的党组织采取了扎扎实实发展组织，扩大、巩固基础，积蓄力量的方针，减少公开的斗争，民主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

三

经过一年多扎扎实实的工作，到1948年底，桂林、柳州、南宁的党组织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梧州也于1948年开始发展组织，党员的素质在斗争中也不断地得到提高。1949年1月，根据香港分局的决定，桂柳区的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分开，分别成立中共广西省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广西城工委），和中共广西省农村工作委员会。省城工委由我任书记，专管桂、柳、邕、梧四市的工作，从而加强了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到1949年8月，广西四大城市都建立了城工委，广西的城市民主运动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就全国而言，国民党已陷入全面崩溃的局面。而在桂系的后方广西，却加紧“围剿”各游击区，严密控制学生思想，限制学生活动，以求稳定城乡的统治秩序。广西城工委决定：在积极准备迎接解放的时候，要针对李、白、黄三大豪门的反动措施，组织日常的群众斗争，把斗争锋芒对准三大豪门各级政权的代表，有区别地打击敌人。在斗争中，要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城市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按照这样的方针，1949年我们在几个城市广泛地开展了爱国民主斗争。

1．桂林的反饥饿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由于进行内战，弄得财政枯竭，物价暴涨，民不聊生。1949年3月，桂林中央银行欠广西大学当月经费金元券3500万元，致使广西大学无法发放教职员工的工资和学生公费金（当时公费生占80%左右）。在生活濒于绝境的情况下，地下党领导该校的工友首先罢工，接着教授罢教，学生也随着罢课。地下党因势利导，及时地组织一次争生存的大斗争，举行集体请愿，把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者。

3月30日，广西大学学治会先是派代表会同学校的负责人前往桂林中央银行交涉，要求付款，但该行只答应给200万元，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于是决定全校师生集队到桂林市游行请愿。因为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近千名师生员工参加了这个斗争。队伍从将军桥步行，浩浩荡荡地开到市内，沿途高喊：“反对中央银行制造饥饿”“要回存款”“要活命”等口号。队伍到了市内，把中央银行严严密密包围起来，然后派代表进去同该行的经理谈判。当双方谈判时，在外面的学生借来一架长梯，爬上楼壁，将“中央银行”行名用黑漆涂改为“种殃银行”，并在银行的大门上写上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表示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摧残人民罪行的愤怒抗议。在群众的压力下，银行被迫答应付给部分欠款。

4月21日，解放大军渡过长江，23日解放南京。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逃回桂林。广西大学师生闻讯，打算在4月28日集队去向李宗仁请愿，要求借粮1万担。当请愿队伍正要集中时，广西省政府打电话给该校教务长何杰（当时校长、训导长已去），要他出面调解，不得让队伍入城，只能派代表交涉。何杰是知名的地质学家，一向为人正直，为学生所尊敬。全校师生体谅他的处境，便改为派代表交涉。为了暂时缓和矛盾，省主席黄旭初答应了师生的要求。但事后有关部门却推说没粮，终于没有解决，因此，西大师生员工的罢课、罢教、罢工斗争，一直延续了好几个月。(www.chuimin.cn)

广西大学的反饥饿斗争鼓舞了其他学校的学生。4月中旬，桂林中学的一位教师因贫病交加，终于昏倒，救治无效死去。该校党组织便利用这一事件，发动群众开展反饥饿争生存的斗争，以送葬为由，举行抬棺游行，沿途呼口号、奏哀乐，揭露国民党摧残教育的罪行，呼吁“救救教师”、“救救教育”。本来，在西大师生包围桂林中央银行事件之后，4月10日广西省保安司令部的头目就发表谈话，命令禁止各校游行请愿，警告学生不得鼓动学潮。但桂林中学的学生毫不退缩，仍组织抬棺游行，反动当局也不敢公开制止。事后桂林《中央日报》发表消息，歪曲报道，并说：“学生请愿有收获”，讽刺挖苦广西当局无能。省政府黄旭初大为恼火，要教育厅厅长示意桂林中学，指责《中央日报》报道失实，要求更正。该校地下党组织便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不失时机地发动几百名学生去质问中央日报社。该社头目避而不见，学生便将中央日报营业部的招牌改为“种殃日报”，还在营业部门口写上“造谣是我本色，欺骗是我能手”的对联，桂系、中统的特务亦无可奈何。

2．柳州的反饥饿、反迫害斗争。

柳州原是中共桂柳区工委所在地，广西城工委成立之后也设领导机关于此。为了避免领导机关暴露，柳州的民主运动比桂林、南宁含蓄些，规模也小些，但也不失时机地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斗争。

1946年夏，柳庆师范学校在地下党领导下曾爆发了反对学校减发伙食费的罢课斗争。1949年2月开学时，广西财政枯竭，削减了教育经费，该校向学生收学杂费（过去是免费的），引起学生不满，地下党于是领导学生发动了拒交学杂费斗争。全校学生拒绝缴费注册，坚持了3天，终于迫使学校当局取消收缴学杂费的规定。同年3月，学校停发教师工资和学生伙食费，学生又举行罢课，经过斗争，学校当局又不得不发放工资和伙食费。

同年5月中旬，柳州反动当局企图逮捕龙城中学的丘行、罗杰林、毛恣观、方宏誉、唐美真五位教师（均地下党员）。我们事先得到情报，将这5位教师秘密转移，事后领导群众开展了反迫害斗争。5月19日，该校的地下党组织通过学治会发动群众，建立“寻找失踪教师委员会”，领导开展“寻师运动”，造舆论说5位教师因受到特务迫害而“失踪”了，向社会揭露特务的恐怖统治。除在报纸上登寻师启事外，还组织学生代表到柳州的国民党政府机关去请愿，要求他们交出人来。与此同时，在其他中学也发动群众进行声援。这个斗争历时10天。特务原来以为这次一定可以抓到一批中共柳州地下党的“要员”，哪知道未动手即落了空，还被狠狠地打了一闷棍，只得暗暗叫苦，声张不得。柳州的反动专员气得暴跳如雷，大骂《广西日报》（柳州版）笨蛋，登了寻师广告，拆自己的台，并斥责手下的特务是饭桶，对付不了共产党。

3．南宁师院的反黄华表斗争。

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派黄华表为南宁师院院长，企图扼杀该院的民主运动。黄华表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曾参与主持广西清党委员会的工作，欠下了人民的血债，后来，他随同黄绍　投靠蒋介石。为了赶走黄华表，保住师院这个战斗堡垒，南宁师院的进步师生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为时4个月的斗争。这个斗争从维护师生的权益和福利入手，后来转变为反迫害、反内战的政治斗争。

黄华表于1949年1月上任后，即宣布不承认学生所选举的代表和学治会，接着又借口教育部没有汇给经费，停发学生伙食费，给学生施加压力。黄华表的反动措施，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反对，大家纷纷贴出海报和标语，提出抗议。而学院总务长（黄的爪牙）竟将学生的海报和标语撕去，因而引起了更强烈的抗议。这时，地下党便发动群众包围了黄华表的办公室，同他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要他答应学生所提出的六项要求，即：维持学生的伙食；解聘为学生所不欢迎的职员；保证今后不再撕毁学生的海报，保障师生的安全；不得处罚学生；学院的一切决定要经过院务委员会讨论。在群众的压力下，黄华表不得不签字答应。

事后黄华表借口在学院无安全保障，躲藏起来，不到学校办公，并举行招待会，倒打一耙，向地方军政官员数学生的种种“不法”行为，诬蔑谭丕模等4位教授煽动学生闹事，干涉学校行政，使他无法履行职责，妄图纠集地方的反动势力共同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鉴此，师院党组织领导全院师生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以教授会和学治会的名义，在报纸上登广告，派出学生代表寻找黄华表，并发电报给教育部和广西省府，要求督促黄华表回校“主事”，还发表声明和召开记者招待会，驳斥黄华表的诬蔑，揭露他蓄意迫害师生的阴谋，争取了社会舆论的同情。

黄华表一计不成，又勾结邕宁法院，传讯谭丕模、王西彦、汪世楷、吴家镇4位教授。师院党组织即通过学治会发动学生纷纷发表声明，反对非法传讯，支持4位教授拒绝出庭，邕宁法院无可奈何，乃不了了之。

接着，黄华表又收买流氓打手殴打学生，制造流血事件，妄图借此压服学生。黄华表的这一反动行径，进一步激起了全院师生的义愤。于是，师院党组织通过学治会适时地提出“赶走黄华表”的口号，同时将黄收买流氓制造血案的事实公之于众，社会舆论无不谴责这一暴行。

血腥镇压未能使学生屈服，黄华表使出最后一招，将学生总务处的职员全部撤出学校，使学生无从领取伙食费，以图逼使学生就范。在学生面临饥饿的威胁下，师院党组织采取了两项对策。一是派出代表向地方军政机关借粮借钱；二是发动学生上街摆摊，拍卖衣物、书籍、文具等，借此控诉反动派摧残教育事业的罪行，赢得了南宁市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两个活动具有浓厚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政治色彩，给国民党南宁地方政府增加了压力。一些反动官员原来是支持黄华表的，但见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怕惹出更大的乱子，破坏他们的统治秩序，也对黄华表表示不满。当时解放大军已经渡江，局势对反动派非常不利。在此情况下，南宁专署示意邕宁县县府借给师院5000斤大米，教育部也派官员飞到南宁，叫黄“申请辞职”，以缓和矛盾，黄华表终于被赶走。

这一斗争，因为是从维护师生的正当权益和福利出发，实行合法与非法相结合，有理、有利、有节，得到了广大师生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因而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四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四市的工作已打下较好的基础，1949年广西省城工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城市中要以工人为主力军，大力开展工人运动的指示，要求四市地下党积极地在工人企业中开展工作，领导工人群众开展爱国民主斗争。

在桂林市，中共桂林城工委派地下党员深入到铁路工人中去，结识了火车司机崔树灵，以崔为桥梁进到桂林机务段、电务段和客务段等单位，向工人讲形势、宣传党的政策。接着建立党的外围秘密群众组织——桂林湘桂黔铁路工人解放联合会、桂林浙赣铁路工人解放联合会。通过这两个组织发动会员及工人，保护铁路的各种机器设备，火车司机设法不开车，不让敌人把军用及其他物资从桂林拉走。经对浙赣铁路桂林办事处主任毕金铭工程师进行工作，发展他为铁路职工解放联合会会员。后来，由毕设法把该处的人员、物资造册登记，同时组织段长以上中、高级职员留桂迎接解放，并保护物资设备不受破坏。市城工委还派人到水厂、电厂，发展工农解放联合会会员，通过他们去团结广大的工人群众，建立护厂队，使两广的设备未遭敌人的破坏。

在柳州，市城工委在柳铁的水电厂、机务段和铁路局机关发展了几名党员，并在职工中建立秘密外围组织——湘桂黔铁路职工解放联合会。1949年1月至8月，以党员和解放联合会会员为骨干，发动柳州铁路局机关及机务段、水电厂、材料库等单位的职员、工人2000余人，举行4次“索薪罢工”，包围了柳州铁路局办公大楼。柳州当局惊慌失措，束手无策，被迫发还了拖欠的工资。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柳州铁路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散发了《约法八章》（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在迎接柳州解放中，铁路工人成立了武装护厂、护路队，与溃退的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使铁路设备基本保持完整。市城工委还在柳州电厂组织了护厂队。11月24日，敌人派工兵企图炸毁电厂。工人武装将敌工兵拒于门外，同时，派高级职员与敌军官谈判，用金钱收买敌人搞假爆破，结果电厂的一切设备未受破坏。

在梧州，党组织负责同志亲自深入到梧州市最大的工厂——广西火柴厂去了解情况，争取教育了该厂厂长秦榕年。地下党同志与秦厂长一起发动工人组织护厂队，使该厂免遭敌人的破坏。市城工委还派了地下党员到梧州电厂去，组织了10余人的护厂队，并拉起电网，使国民党军队不能进厂破坏。

五

中共桂柳区工委、广西省城工委从建立的时候起，便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团结民主党派（如民盟）和国民党的上层进步开明人士。1949年又建立了广西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工商界解放联合会、公务人员解放联合会等秘密统战组织。

在桂林，早在1945年冬，地下党就派党员和民主人士陈劭先建立联系。后陈给我们提供不少情报，例如他获悉敌人要逮捕西大的党员，便立即转告我们通知党员迅速撤退，使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我到广西工作后，又派人去做民主人士李任仁的工作。1949年，桂林市城工委发展了艺专教导主任张显龙、桂林图书馆馆长唐现之、历史学家张健甫、省府咨议朱荫龙等为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会员，发展了商会负责人卢燕南、龙玉安为工商界解放联合会会员，这对宣传形势政策，稳定人心，迎接解放起了很好的作用。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会员邓燕林还和国民党桂北军政司令周祖晃取得联系，对争取他率部接受和平改编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调来广西工作之前，魏南金同志就派地下党员周匡人和在桂林的民盟盟员取得联系，帮助他们开展工作。1946年春，民盟广西支部成立，周匡人被选为支部委员，负责组织工作。他协助民盟在西大、师院、桂中等学校的教授、老师、学生中发展盟员，还通过柳州龙城中学教师、民盟成员李卓彰（据悉是属广东党组织的中共党员），在柳州中学、柳江县中等学校中发展了一批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盟员（简称民青）。这些成员在抗议美军暴行和其他民主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

在柳州，我们对龙城中学校长、柳州知名人士高天骥进行了工作。高校长安排了不少地下党员在龙中任教。1949年，柳州地下党还团结争取了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经委会干事组上校组长陈如平。他利用职务之便，经常给我们提供敌人的军政情报和经费、物资支援。在柳州铁路局的地下党员，争取了该局王之翰副局长及一批高、中级工程技术人员，留柳等待解放。柳州城工委还派了地下党员，对军统局柳州潜伏组的两名头目进行策反工作，使他们交出了80余名特务名单及长短枪15支。

在南宁，南宁市城工委成立南宁市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通过该会对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官员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了广西省教育厅主任秘书张家瑶等30多个官员为地下党工作。还有南宁市的3个警察分局局长也被争取过来，为我们提供了重要情报。

在梧州，梧州市城工委得悉原国民党玉林县县长谢中天要调苍梧县任县长，谢指名要从玉林调黄半文（黄韬）任他的机要秘书。黄半文同志是民主同盟盟员，地下党要求他利用职务之便，掌握特务的活动及军政情报，并设法介绍地下党的有关同志打入了苍梧县府。因此，梧州市城工委得以掌握梧州敌人的党、政、军、特、警的各种档案资料和情报，对开展斗争和保卫地下党的安全极为有利。一次，十万大山游击队的领导人去香港开会，途经梧州市住沙街时被敌人侦悉准备围捕，梧州市城工委从黄半文那里获悉这一情报后，立即通知他们撤走，使敌人扑了空。

梧州市还利用地下党员黄振麟与洪帮首领黄天泽的父女关系，安排地下党负责同志住在她家并在她家收听新华社电讯，刻印小报、小册子在市内外散发。还动员黄天泽去做前任苍梧县县长陈汝楫等人的工作，组织了梧州市民主人士联谊会。通过该会对“粤桂航业公司”护航队、洪帮的“义勇警察队”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他们接受地下党领导。地下党还对梧州警察局大中分局局长罗杰进行策反工作，争取他率部投诚。此外还团结争取了天主教的教会学校圣心小学校长刘统盛，使该校成为地下党活动的可靠据点。

六

广西的几个城市，经过3年多的斗争，培养锻炼了大批积极分子，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输送了大批干部支援农村的武装斗争；建立了各阶层的爱国民主团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解放大军渡江后，4个市的党组织积极配合解放军南下和广西农村的游击战争，大力发展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发动、组织群众护校、护厂、护路和保护一切公共设施。还积极进行了调查研究工作，整理了各城市的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各主要工厂、企业、学校、文化团体的大量材料，为解放军入城接收，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还开展了强大的宣传攻势，5月14日，在桂林、柳州、南宁同时散发了《约法八章》等传单。八九月间，当国民党在四市召开反共宣誓大会时，四市党组织发动群众抵制，并印发传单、警告信，向反动头子和特务分子提出警告。南宁反动当局原计划开万人的反共宣誓大会，并举行游行，结果到会的只有2000人，游行队伍一出会场即走散。柳州也原定举行万人反共宣誓大会和游行，但到大会结束时只剩下几百人。当白崇禧集团败退广西时，几个市的党组织又连续发动了政治攻势，散发了大量的传单，一方面警告敌人，一方面宣传我党的政策，对稳定民心和瓦解敌人都起了很大作用，各市都有一批军警起义投诚。敌人原计划要把桂林、柳州、南宁、梧州的重要交通、电信设施和工厂破坏掉，但由于四市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护厂、护路、护校斗争，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几个城市终于比较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在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的城市民主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总的来说是有成绩的，形成了第二条战线，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破坏了敌人后方的稳定，并同农村的武装斗争互相呼应，互相支援，牵制了敌人，最后为彻底消灭敌人，为配合解放军迅速解放和接管城市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本文原刊于《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城市工作》）

作者简介：

陈枫（1916～1986）　广东阳山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广东江北地委从化琶江工委书记，江北地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广西工委书记，中共广西城市工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共梧州市委书记、市军管会副主任，柳州市委第一书记，广西省民政厅副厅长，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市长，外交部亚非司副司长和驻阿富汗、冰岛、毛里求斯等国大使。著有《陈光同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等文章。